⊙熊庆元［扬州大学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0］

综观艾芜20世纪40年代的小说创作，我们会发现，其“民族性”与“地方性”的特征尤为明显。尤其是这一时期艾芜创作中的“地方性”特征，表现出了与其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的《南行记》迥然不同的风貌。严家炎曾有意识地将20世纪30年代在创作内容与艺术风格上类型相近的作家归纳为“社会剖析派”，然而有意思的是，20世纪30年代艾芜的小说创作并未被纳入到这一派别中来加以分析，严家炎所关注的乃是艾芜20世纪40年代的小说创作，他是将这一时期的艾芜视作社会剖析派作家的。①本文主要试图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讨论艾芜20世纪40年代的小说创作：其一，20世纪40年代艾芜的小说创作中所集中体现出的“回归逻辑”，这突出表现为其小说中有关“家”与“故乡”的叙事；其二，探究这一“家”与“故乡”叙事生成的历史语境，从这一被规训的地方想象中试图窥察出20世纪40年代中国深刻的时代氛围。

一、20世纪40年代艾芜小说创作中的“回归逻辑”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不仅国家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动——两大现代政党在进行政治博弈的同时，还面临着抵御外侮的历史使命——而且这一变动还延及文学叙述。这一时期大量的文学文本开始普遍关注战争环境下的中国社会与日常生活。我们发现，整个20世纪40年代似乎被战争所穿越，抗战与内战的衔接恰好跨越了20世纪40年代漫长的十二年。而从艾芜此时的文学创作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一极为鲜明的时代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