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开全

摘要：因为明朝的疆域划分，都江堰处于边境地区，其地位也随之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层面。明代蜀府通过对都江堰灌区的系列管理，成为明朝首富。蜀府利用政策圈占灌区十分之七的土地，同时参与掌管茶马交易，对都江堰周边的外族人员和宗教采取优抚政策，并不间断地维修都江堰工程，表现出蜀府有一整套对都江堰灌区的经营策略。蜀府按照朝廷的意图，布置宗室人员居住在都江堰附近，这种安定一方的政策有效执行了200年左右。随着万历十年的勘界，蜀府经济实力下降，无法在明末力挽狂澜。但古代首富的经营策略和责任担当仍不失为都江堰的一笔宝贵文化资源。

关键词：明蜀府；都江堰；王庄；茶马交易；边界

李冰开凿都江堰，导江水以利航运，并最终确定成都城市的永久选址；同时，使岷江水成为可控资源，“水旱从人，不知饥馑”之说虽稍嫌夸张，但灌溉之利在全国和全世界都是典范。李冰治水，功垂千古，受到灌区人民世世代代的敬仰，历朝政府的尊崇，尊为“川主”。笔者初步调查，“川主庙”的数量在四川民间应该仅次于土地庙。历代朝廷对其封王晋爵，为之立祠塑像，以资纪念。现存最早的石像是东汉建宁元年（公元168年），蜀都水掾尹龙和都水长陈壹在都江堰渠首所立李冰石像。据《李冰及堰工石像出土纪实》，李冰石像立式，高2.9米，重约4.511屯，肩宽0.96米，厚0.46米，造型简洁朴素，神态从容，平视而立，眼角和唇边微露笑容，身着冠服，手置胸前。特别具有考证价值的是两袖及衣襟上有浅刻隶书题记三行39字，字迹清晰，字内珠砂犹存。中行为“故蜀郡李府君讳冰”；左袖为“东汉建宁元年闰月戊申朔二十五日都水掾”。右袖为“尹龙长陈壹造三神石人珍（镇）水万世焉”。

都江堰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政治上，如战国末年，秦国利用都江堰创建后方蜀地的富饶，取其布帛金银供给军用，以蜀中之兵，利用岷江航道顺流而下得以灭楚，最后统一中国，建成了第一个封建集权制国家；蜀汉时“诸葛亮北征，以都江堰为农本，国之所资”；西晋太康初年，晋将“王溶楼船下益州”灭了孙吴，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北周先期平定四川，为宋统一全国作了铺垫；元朝继续执行这一策略，强攻四川，试图先行控制长江上游，然后再进攻南宋。而在经济上，都江堰对四川在全国的地位（从晚唐至南宋）逐渐升高亦居功至伟。

明代都江堰灌区很特殊。其时四川经济虽然始终没有恢复到南宋的水平，但却在明万历朝以前造就天下首富——蜀府。明朝王世贞的《弁州史料后集》中记录了一段谈资：严嵩的儿子严世藩经常与朋党谈论天下能数得上的富人，他认为“天下富家居首等者，凡十七家……所谓十七家者，己与蜀王、黔公、太监高忠、黄锦及成公、魏公、陆都督炳，又京师有张二锦衣者，太监永之侄也，山西三姓、徽州二姓与土官贵州安宣慰；积赀满五十万以上，方居首等”。在这个榜单中，宗藩中只有蜀藩，而且名列前茅。在谭纶的奏折中称“蜀府之富甲于天下”；陆钱在其《病逸漫记》中认为，藩王中“蜀府为最富，楚府秦府次之”；张瀚曾经亲自去过四川成都，在其《松窗梦语》中写道“城中为蜀王府，其富厚甲于诸王”。这里第一则（严世藩之言）属于私下的议论，后面三则却是公开性的表述。严家的私产不敢或不愿意暴露，因为有种种限制，但蜀王富有，甚至首富，却没有人指责其有问题，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这跟都江堰灌区关系紧密，下面展开：叙述。

一、都江堰灌区襁蜀府占据十分之七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四川巡按孔贞一上奏说，“蜀昔有沃野之说，然惟成都府属，自灌抵彭十一州县，开堰灌田故名焉。近为王府有者什七，军屯什二，民间仅什一而已。”这份奏书是中性的，描述在万历十年（1582年）完成勘界后，蜀府仍然在都江堰灌区占有全部土地的约70%。但到天启年间修《成都府志》时，編撰者将这种现象定性为贬义，“腴田膏土尽是王庄，贫民或为彼佃户，以偿租佣，此亦天府中之最可悯者。”这中间出了什么问题？笔者带两位学生在大邑县圆通寺找到一块文字缺失了的《西蜀正字山寺碑铭》（全文见第四部分），通过对它的解读，将蜀府圈地变富、成为首富、再逐渐衰落的过程基本弄清。

从地区看，江浙一带是明朝的主要赋税来源地，四川地处边远的西南，上缴赋税的运输成本很高，主要任务是监管茶马交易，满足国家用马的需求。当地的田地，则分为民田、屯田和王庄。总体而言，明代的王府庄田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受封以后出京就藩以前的养赡田和香火地；一种是就藩以后的藩国庄田”。宗藩获得庄田的方式为“钦赐、请乞、纳献、直接侵占等”。由于明代皇帝赐予藩王庄田是从仁宗时期开始的，蜀府庄田应该是直接侵占，以及后来的纳献。

碑文言“各掌印官查得本卫各所，原无屯田。临近州县田土，委系本府王庄于分封时自行开垦”云云，其中“分封时自行开垦”在碑文中出现三次，显然是特别强调其王庄土地的合法性。日本学者研究认为，“明初，官方接受了大量的国有土地，其中既包括南宋后期以来就由官方占据的公田和元代由国家所有、军队开垦耕种的屯田，也包括元朝和群雄势力遗留的无主土地。”而明朝初年的四川因宋元战争造成的损耗，导致地广人稀，洪武四年（1371年）开始执行“湖广填四川”移民政策，给蜀府大量圈占和开垦土地提供了机会。朱椿的兄长秦王曾来信关心其生活，朱椿回给秦王的书信则说：“闻命之初，遣人亲诣贵竹，葺庐舍以安其居止，辟土田以积其糇粮，凡百为备，不烦吾兄之过虑也。”朱椿是第二批被封王的王子。他说的意思是在洪武十一年（1378年）受封后，就仿效其他先期封王的兄长，开始安排身边的人员到封地“辟土田以积其糇粮”。这个圈占土地的过程似乎到朱椿正式就国后还在进行，如蜀府官员许淳在《蜀府重建秀山碑》中言：“洪武间，献王分封之初，一闻斯境，遂捐储蓄，鸠工命匠，始建一观，名曰上皇。复建一寺，名日中峰。又构一亭，名曰蜀府官山”。这个“蜀府官山”肯定要管辖周围很多土地。结合巡按孔贞一奏书中的“王府有者什七”，可以看出其圈占的土地主要集中在成都平原最肥沃的土地上。

陈宝良先生认为王庄有“管庄内臣”和“管庄官校”两个职务，这个“管庄内臣”在这里就是门正官里面的“蜀府正字”，而“管庄官校”则跟蜀府护卫有关。嘉靖朝的谭纶任过四川巡抚，曾在奏疏中提到过这件事：“昔臣尝奉先帝之命巡抚四川，见蜀国之富甲于天下诸王府，且又恪守祖训，不敢一毫侵损于民。臣因求其致富之故，则由先年请去二护卫，而二护卫之屯田属焉。其征收子粒亦止如例，每遇水旱虫蝗，辄又蠲免有差，特自蠲免之外，不复有升斗逋负，遂因以致富焉。”蜀王自己说出富裕的原因，一是护卫管理了原先三护卫的屯田，也交待出最初圈占土地的人员，就是以那三个护卫的2万多人为主力（同理，另外的“军屯什二”则被岷江上游松藩等处军民指挥使司所圈占）；二是蜀府总体上与佃户的关系良好，遇到灾情，当免则免，其他则没有欠租的。这说明王庄佃户租金不高，同时负担的徭役也不重，这样便调动起佃户的积极性，从而保证了交租。这也为后来的农民主动纳献土地、勘界后经济实力下降埋下伏笔。

当时，蜀府这么大的收入，并不为人忌妒，显然其对收入的使用有它的合理性。首先是分配给宗室成员，让其在基本爵禄外，还有一笔稳定收入；作为代价，则要安分守己，同时驻守都江堰一带，为稳定边疆出力。其次是提高臣属待遇，使之安心完成本职工作。最后就是为了保证成都平原的灌溉，蜀府从朱椿开始就非常重视都江堰水利工程，由此还培养了一位水利专家、明清漕运制度的确立者陈碹（1365—1433）。最初蜀府派他去修堤防，“灌口都江堰坏，民苦水患。公修其堤防，躬督工作，为坚久计”。结果陈碹不仅修得很好，还增加了水利经验。嘉靖年间，蜀府出资重修灌口二郎神祠，“灌口旧有祠毁于火，蜀王为民轸念焉，出内帑重建之。命承奉甯仪、周琦主其事用，殚心发虑，益宏阙观。”都江堰建镇水铁牛时，“蜀王闻而贤之，命所司助铁万斤，银百两。”另外每年出资作堰，是蜀府的惯例，“蜀府每年亦助青竹数万竿，委官督织竹笼，装石资筑”。这些都显示蜀府对都江堰的关注是常态，对灌区农业发展帮助很大。同时，蜀王通过巡视都江堰工程，也真切地熟悉农民的生活状态。怀王朱申鈘（1448—1471）写过一首《悯农》：“父子耕田须及春，扶犁荷种极劳神。锄禾当午衣流汗，谁识农家最苦辛。”蜀府自觉肩负维护水利工程的责任，使普通农民只需要安心耕种自家土地，这都是蜀府体恤实情，尊重农人的表现。

二、都江堰是茶马交易的重要通道

成都有民谚说：“搬不完的灌县，填不满的成都。”都江堰地区一直是成都重要的商品来源地和交易场所。明朝版图比前代和后代都有所收缩，四川肩负稳定边疆和茶马交易的重大责任。在整个明朝，蜀府始终重视并投入巨大的经费和人力于此。第一任蜀王朱椿到成都后就亲自去巡边。陈碹早年在蜀府任右卫指挥同知时，“从蜀献王巡边，招抚边夷，兼理茶马之政，边人悦戴”。这次巡边理论上涉及松潘、天全、马湖等地区，但南面有四川行都司带领六个卫所，兼管了天全一带，而马湖府也是朝廷重点经营之地。由此可知蜀王巡边后，长期经营的重点是松潘地区，这里涉及藏传佛教、藏民羌民回民通道、茶马交易、都江堰水源等。明成化重臣、有“西蜀小圣人”之称的宜宾长宁人周洪谟（1420—1491）在《雪山天下高》诗中写道：“巨灵擘断昆仑山，移来坤维参井间。内作金城障三蜀，外列碉硐居百蛮。”

《明实录》记载，洪武三十年（1397年）朝廷改设秦州茶马司于西宁，敕右军都督：“近者私茶出境，互市者少，马日贵而茶日贱，启番人玩侮之心。檄秦、蜀二府，发都司官军于松潘、碉门、黎、雅、河州、临洮及入西番关口外，巡禁私茶之出境者。”为了切实解决问题，朱元璋专门派驸马去向朱椿传达指示：“秦蜀之茶，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思藏，五千余里皆用之。其地之人，不可一日无此。迩因边吏讥察不严，以致私贩出境，为夷人所贱。夫物有至薄，而用之则重者，茶是也。始于唐而盛于宋，至宋而其利博矣。前代非以此专利，盖制戎狄之道，当贱其所有，而贵其所无耳。我国家榷茶，本资易马，以备国用。今惟易紅缨杂物，使番夷坐收其利，而马入中国者少，岂所以制夷狄哉。尔其谕布政司都司，严为防禁，无致失利。”为此，朱椿亲往实地调查并作了制度性的安排。《明史·蜀王椿列传》载：“前代两川之乱，皆因内地不逞者钩致为患，有司私市蛮中物，或需索启争端。”茶政的关键是要防止“马贵茶贱”，同时又要和睦边疆。《崇庆县志》载：“蜀府正字禁葬碑，在县北莲经庵前，正字，官名也，寺为蜀府正字辖，认办贡茶。”这说明蜀府管理王庄的机构名为“蜀府正字”，同时还兼办茶政。朱椿不仅要求布政司妥善安排，还创办“蜀府正字”办茶，两家形成良性竞争，从而杜绝了私茶扰乱市场的行为，既达到国家易马的目的，又让“边人悦戴”，显示出其眼界开阔，施政策略符合实际而成效卓著。明朝后期松潘一带之所以能成为国家最重要的茶马交易通道，蜀府应该做了很多有益工作。

茶马古道上的背夫（法国方苏雅摄于1899—1904年）

归纳起来，蜀府成为万历朝之前天下首富的经济来源主要有三点：1.因为明初人少地多，朱椿就国前便派自己的属下和护卫圈占了都江堰灌区（成都平原）大量优质土地；2三护卫最初的屯田，在将中、右两护卫交还中央后，又成功申请将其屯田全给留下；3.受朝廷指派办茶，掌管部分茶马交易，并从中获利颇丰。这三宗经济来源都很巨大，远远超过蜀府掌管的成都少量小税种收入，而且比得赐《鸿宝之书》而获“炼金术”之说更可信。

明蜀王文集（其中朱椿《献园睿制集》四册）

三、都江堰周围是人员和宗教的边界

朱椿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到成都。成都西部山坝交接处“夷猓杂居”，且常受羌人骚扰。就在朱椿至成都前不久，汶川、茂州羌人联合“生番”（指藏族人）叛乱，“约日伏兵临城”，一度占领灌口。藏羌人“出没为寇，相沿不绝”“叛复无常，诛赏互见”。（以上引文俱见于《明史·土司传》）朱椿带领四川行都司指挥同知陈碹等巡视灌县、崇庆等地沿山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