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殿元

摘要：班固在《汉书》中说蜀人“好文刺讥”，有人认为这是贬义。以明代的蜀地文人杨慎来说，他是个勤奋的“百科全书式”的大才子，除2300余篇诗文外，杂著多达100余种，内容涉及文史哲、天文、地理、医学、生物、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等等。这足以证明，杨慎的确“好文”。然而，做出如此丰厚的文化、学术成果的大才子，一生的际遇却是非常不幸的。这是因为他不仅“好文”，还特别“刺讥”。杨慎之所以“好文刺譏”，因为这是蜀地文人的传统。班固说蜀人“好文刺讥”，实际上是对蜀地文人的褒称。

关键词：杨慎；蜀地文人；好文刺讥；优良传统

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写道：“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这里的“好文刺讥”是何意？在学术界有争论。本文以明代大学者、蜀地文人杨慎的际遇为例，证明蜀地文人确实有“好文刺讥”的传统，而这并非贬义而是褒义。

一、“好文刺讥”有争论

众所周知，由东晋常璩撰写的《华阳国志》是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此书与《越绝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学术界对《华阳国志》有非常高的推崇。

常璩在撰写《华阳国志》时，曾经大量地参考、引用当时能见到的著作，尽可能地将有关史料纳入其书中。以记载蜀地历史的《蜀志》而言，就“取材于扬雄《蜀本纪》，应劭《风俗通》，谯周《益州记》，陈寿《益部耆旧》，与扬雄、左思两《蜀都赋》、来敏《本蜀论》、赵宁《乡俗记》及常氏自所见闻，而以《史记》《汉书》《续汉书》《汉纪》《续汉纪》与陈寿、王崇《蜀书》之文参订之”。

《华阳国志》写文翁为蜀守后，“穿湔江口，溉灌郫繁田千七百顷。是时，世平道治，民物阜康；承秦之后，学校陵夷，俗好文刻。翁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这里的“俗好文刻”就来源于《汉书》的“好文刺讥”。为什么？

这是因为，《华阳国志》在挪用他书文字时，常常发生改动。例如：《华阳国志》有“翁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遣隽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这里的“蜀学比于齐鲁”来源于《汉书·循吏传》。但是，《汉书·循吏传》的原句是：“繇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不用说，“蜀学比于齐鲁”与“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的说法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蜀学比于齐鲁”是说蜀地儒学水平已经赶上齐鲁，与其不相上下了；而“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仅仅是说蜀人在京求学人数与齐鲁差不多了。虽然从蜀人求学人数与齐鲁相当这一现象能看出蜀地教育兴旺发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蜀地儒学水平在当时就已经与齐鲁不相上下了。

挪用他书文字并发生改动的情况，在古代是非常普遍的（古人没有今人的版权意识）。翻开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著作及“二十四史”，可以发现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所以，《华阳国志》的“承秦之后，学校陵夷，俗好文刻”，来源于《汉书》的“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是可以肯定的。

《华阳国志校注》释“俗好文刻”说：“文刻：文，华而不实；刻，刻薄、苛刻。”如果蜀人真是“华而不实”又“刻薄、苛刻”，那“俗好文刻”就真的是贬义了。

“俗好文刻”虽然来源于“好文刺讥”，但是，《汉书》说的是“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后，“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而《华阳国志》说的是文翁为蜀守后，“世平道治，民物阜康；承秦之后，学校陵夷，俗好文刻。翁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即是说，“好文刺讥”也罢，“俗好文刻”也罢，《汉书》说是发生在文翁立学后，而《华阳国志》说是发生在文翁立学前。这一差异说明，蜀人的“好文刺讥”“俗好文刻”是原生的品质，将其解释为“华而不实”“刻薄、苛刻”，就不见得正确。

那么，《汉书》说蜀人“好文刺讥”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下面以杨慎为例加以说明。

二、杨慎是典型的“好文刺讥”

明代的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杨慎从小就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加之聪慧过人，非常好学，史称“早慧”。7岁时，杨慎母亲就教他句读和唐代绝句，他常能背诵，11岁时就会写近体诗，12岁时拟作《吊古战场文》，有“青楼断红粉之魂，白日照翠苔之骨”的警句。嘲

杨慎是个勤奋的“百科全书式”的大才子，他与解缙、徐渭合称“明朝三才子”且为“三才子”之首。《明史·杨慎传》记载：“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除2300余篇诗文外，杨慎的杂著多达100余种。内容涉及文史哲、天文、地理、医学、生物、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等等，按今天的算法，足足跨了十多个学科。有人做过统计，杨慎充军云南前，云南只有20多人写有著述40多种；杨慎赴滇后至明末，云南共有150余人写有著作260余种。杨慎还在云南培养出了第一个少数民族学派——“杨门七子”。这足以证明，杨慎的确“好文”。

然而，做出如此丰厚的文化、学术成果的明代大才子，他一生的际遇却是非常不幸的。这是因为他不仅“好文”，还特别“刺讥”。仅据《明史·杨慎列传》的记载，就有：

（正德）十二年八月，武宗微行，始出居庸关，慎抗疏切谏。寻移疾归。世宗嗣位，起充经筵讲官。常讲《舜典》，言：“圣人设赎刑，乃施于小过，俾民自新。若元恶大奸，无可赎之理。”时大踏张锐、于经论死，或言进金银获宥，故及之。

嘉靖三年，帝纳桂萼、张璁言，召为翰林学士。慎偕同列三十六人上言：“臣等与萼辈学术不同，议论亦异。臣等所执者，程颐、朱熹之说也。萼等所执者，冷褒、段犹之余也。今陛下既超擢萼辈，不以臣等言为是，臣等不能与同列，愿赐罢斥。”帝怒，切责，停俸有差。逾月，又偕学士丰熙等疏谏。不得命，偕廷臣伏左顺门力谏。帝震怒，命执首事八人下诏狱。于是慎及检讨王元正等撼门大哭，声彻殿庭。帝益怒，悉下诏狱，廷杖之。阅十日，有言前此朝罢，群臣已散，慎、元正及给事中刘济、安磐、张汉卿、张原，御史王时柯实纠众伏哭。乃再杖七人于廷。慎、元正、济并谪戍，余削籍。慎得云南永昌卫……

杨慎被放逐滇南三十多年，事实上是终生放逐。但是，他并未因环境恶劣而消极颓废，仍然奋发有为，不肯向邪恶势力屈服。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放逐期间，杨慎仍然关心人民疾苦，不忘国事。如当他发现昆明一带豪绅以修治海口为名，勾结地方官吏强占民田，化公为私，敛财肥己，坑害百姓时，不仅正义凛然地写了《海门行》《后海门行》等诗痛加抨击，还专门写信给云南巡抚赵剑门，力言此役“乃二三武弁投闲置散者，欲谋利自肥而倡此议”，请求制止如此劳民伤财的所谓水利工程。

三、杨慎“好文刺讥”是蜀地文人的传统

杨慎的“好文刺讥”，遵循的是蜀地文人的传统。

在先秦时期，虽然南方有屈原、宋玉，但总的来说北方成长起来的文人思想家在数量上还是超过南方；但是进入秦汉以后，形势发生了变化，南方文化迅速发展。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明代科举案”，洪武三十年（1397年），因为会试中榜的51名贡生清一色来自南方各省，竟然没有一名北方人，引起哗然。朱元璋不得不下令在以后的科举考试中分“南北榜”以照顾北方读书人。

杨慎（1488—1559）画像（石刻画像拓片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巴蜀地区在南方文化迅速发展中最为典型。秦灭巴蜀后，全面、强力推行中原文化，大量北方移民涌进巴蜀地区，移民文化是最有包容性和创造力的文化，所以，经过一两个世纪的发展，到汉景帝、汉武帝时期，蜀地文化就全面开花结果，并且是丰硕的大果实了。最有说服力的是西汉大赋四大家中蜀人便占其三：司马相如、王褒、扬雄（另一人为枚乘）。“西蜀自古出文宗”，“好文”是蜀人的特色之一。很多文化巨人出生或生活在西蜀，由西汉大赋三大家开其端，唐代文宗陈子昂、诗仙李白、诗圣杜甫、“文章独步天下”的苏轼、剑南诗宗陆游、明代文坛宗匠杨慎、清代函海百科李调元、性灵南宗张问陶，直到现代文化巨人郭沫若、巴金。元人张翥《谒文昌阁》说：“天地有大文，吾蜀擅宗匠。”

司马相如是蜀地文人的典范，他的性格兼具崇文尚武两方面：一方面是好读书所显示的沉静，另一方面是好武所显示的刚健。如果只是好文的沉静而无尚武的刚健，他就不会在汉景帝不好辞赋之时，毅然弃官到梁孝王那里；如果不是有尚武的刚毅性格，他不可能对汉武帝也要“刺讥”，也不可能出使西南，为汉王朝打通西南通道立下卓越功勋，更不可能做出琴挑卓文君的大胆举动，为后世留下一段美妙的爱情故事。

正是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蜀地文人“风流才子”的特点，所以，班固在《汉书》中就说蜀人“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讥刺”。这一评论同时揭示出了古代蜀人两方面的重要特征：一是好文，善著书。正是这一点，使司马相如为汉武帝所赏识，成为千古流名的大文人。二是未能笃信道德。“未能笃信道德”并不是如现在那些白话“二十四史”者所翻译的“没有达到诚信道德”，而是指正统道德观念淡漠。司马相如之时，由孔子奠定的礼教文化在中原和北方早已扎下深根，而僻处西南一隅的巴蜀到西汉之时仍未能更多地受到这种影响。虽然在文翁兴学之后，儒家文化较大规模传入巴蜀，但是，山高皇帝远，远离政治中心的巴蜀仍然较多地保留着西南夷风。从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看，特别在道德方面，看看历史上为人们所歆羡的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的故事，就知道巴蜀人对正统道德观念之淡漠了。

在古代蜀地，“好文刺讥”并非司马相如一人，而是一种很普遍的文人性格，或者说是现象。杨慎就是蜀地文人“好文刺讥”的典型。

四、“好文刺讥”是对蜀地文人的褒称

《汉书》所言“好文刺讥”其实是对蜀地文人的褒称。

“好文”很好理解，喜欢文字，好作文章。“刺讥”之“刺”，《辞源》说有杀死、铲除、刀锋、指责、讽刺、名片、探询、撑船等义，在《汉书》是指责、讽刺之意；“刺讥”之“讥”，《辞源》说有谴责、非议，讽刺，稽查、察问之义，这里当是谴责、非议、讽刺之义。问题是，指责、讽刺、谴责、非议这些词，并不就是贬义词，必须根据这些行为的目的，使用方式，效果等情况进行判断。

前面说过，“好文刺讥”出自东汉班固的《汉书·地理志》。班固是继司马迁之后杰出的史学家，被史学界并称为“马班”。班固对司马迁是非常尊敬的。在《汉书》中专列有《司马迁传》，虽然为了让皇帝阅读时能够通过，他不得不写上“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弊也”这些“批评”司马迁的文字，但是，更有“然白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乌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这些称赞和肯定司马迁的文字。

而司马迁，从其“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就可以知道，他是典型的“好文刺讥”之人。

翻开《史记》的传播史就知道：汉魏时期的统治者并不喜欢司马迁和他的《史记》。《三国志》记有魏明帝与大臣王肃关于《史记》的对话：“‘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对曰：‘司马迁记事，……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三国志》这里说，魏明帝曹睿批评司马迁，认为他因为受过官刑而著《史记》，贬损汉武帝。王肅讲，汉武帝听说司马迁写了《史记》，便取《孝景本纪》和今上《本纪》阅览，旋后勃然大怒，命人削去书简上的字，并把这些书简扔掉了。

像司马迁这样秉笔直书，敢于在某些方面批评朝廷的史学家和他的著作，是封建统治者所不能允许的。所以，当司马迁完成《史记》后，朝廷对《史记》在重视之余，又惧怕、憎恨，遂秘不示人，阅读范围限制于朝廷上层极少一部分人。在两汉时，《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当时学者不敢为之作注释。

班固自己也有类似司马迁的遭遇。当时他立志在父亲已完成《史记》后传的基础上，利用家藏的丰富图书，全力以赴撰写《汉书》。孰料永平五年（公元62年），有人告发他“私改作国史”。他被朝廷逮捕，关进了京兆监狱，书稿也被官府查抄。当时，“私修国史”是被严格禁止的，更不用说“私改作国史”了。面对这种形势，班家老小十分紧张。班固的弟弟班超为了营救哥哥，立即从扶风安陵老家急驰京城洛阳，上书为班固申冤，引起汉明帝重视，特召班超核实情况。班超将父兄两代人几十年修史的辛劳以及“宣扬汉德”的意向告诉了汉明帝。这时，扶风郡守也把在班固家中查抄的书稿送至京师。明帝读了书稿，知道了班固的才华，认为他所写的书稿未伤“汉德”，于是下令释放，并将他召到京都皇家校书部供职，拜为“兰台令史”，去完成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意志修撰的“正史”。

班固的家族虽是世代为文为官，却有“好文刺讥”的传统。班固自己记载，他的大伯祖父班伯敢于以“沈湎于酒”之典故当面谏成帝。史载汉成帝面对班伯对他的批评，“喟然叹曰：‘吾久不见班生，今日复闻谠言！”。“谠言”，就是正直的言论，也是“刺讥”之言。《后汉书》说：“司马迁、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载籍之作，大义粲然著矣。议者咸称二子有良史之才。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固伤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呜呼，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也。”。

班固也是著名的汉赋作家，为文学史上所称“汉赋四大家”（即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之一。“四大家”中，司马相如确立了汉赋“劝百讽一”的风格。“劝百讽一”也就是“刺讥”，是汉赋的特点之一。司马相如的赋，“广博宏丽，卓绝汉代”，具有磅礴的气势和批判精神。《子虚赋》和《上林赋》这两篇赋假托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三人的对话，在对皇室、诸侯的田猎盛况与官苑之豪华作极为夸张的描写，歌颂汉帝国的强盛与天子的威严的同时，又委婉地表达了作者惩奢劝俭的用意。《大人赋》更是直接讽刺汉武帝喜好神仙。

扬雄《甘泉赋》《羽猎赋》等作品在题材、思想倾向、结构手法上与司马相如的大赋很相似，不同的是加强了讽喻的分量，铺陈描写也更加深沉。他的《解嘲》是一篇散体赋，写他不愿趋附权贵，而自甘淡泊的生活志趣，纵横论辩，善为排比，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对后世述志赋颇有影响。《逐贫赋》和《酒赋》，或表达自己甘于贫困，鄙视“贫富苟得”的志趣，或对皇帝、贵族有所讽谏。

班固著有《两都赋》《答宾戏》《幽通赋》等。东汉建都洛阳，“西土耆老，咸怀怨思”，仍希望复都长安，而班固持异议，因此作《两都赋》。赋中以主客问答方式，假托西都宾向东都主人夸说西都长安的关山之险、官苑之大、物产之盛。东都之人则责备他但知“矜夸馆室，保界河山”，而不知大汉开国奠基的根本，更不知光武迁都洛邑、中兴汉室的功绩，以此宣扬光武帝的教化之盛，最后归于节俭，“以折西宾淫侈之论”。《两都赋》体制宏大，写法上扬厉铺张，完全模仿司马相如、扬雄之作，是西汉大赋的继续。在宫室游猎之外，班固又开拓了写京都的题材，后来张衡写《二京赋》、左思写《三都赋》，都受他的影响。

杨慎塑像（在成都市新都区桂湖公园）

虽然“劝百讽一”作为汉赋特点，其“刺讥”的作用并不十分突出，给统治者的影响也很有限，但是，在封建社会，在君权具有绝对权威的时代，能当面对统治者提出“刺讥”，就已经显出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勇气了。

与班固同为汉赋四大家的司马相如、扬雄，都是出身于成都的蜀人。在班固所撰《汉书》关于人物的事迹记载中，除了开国君主刘邦之外，只有记载司马相如的卷五十七、记载扬雄的卷八十七这兩卷，是分了卷上卷下的，足见篇幅之大，所载事迹之多。其他汉代的重要人物，包括吕后、武帝、张良、萧何、董仲舒等，均没有获得这种待遇。这表明：班固对作为蜀地文人代表的司马相如、扬雄是非常尊崇的。而司马相如、扬雄在一生的活动中，“好文刺讥”可以说是最有特色。这也即是说，班固是将“好文刺讥”作为对蜀地文人的褒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