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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代与认知角度阐释中国言情电影的出现与发展

2018-07-12刘语潇蓝昊

电影评介 2018年9期
关键词:理路言情爱情

刘语潇 蓝昊

如果要精心梳理一下电影在中国产生的历程,其时间段必须上溯至“五四”时期,在当时西方舞台剧、话剧、哑剧和喜剧等戏剧形式不断传播到中国之时,中国剧坛也在经历着风起云涌的变化。这一方面表现在中国传统剧中开始发生派别上的分歧,这主要反映了国剧在不断成熟过程中体现出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则表现在西方剧不断被中国戏剧家创作和演绎,不仅出现了像弘一大师李叔同这样亲自上阵表演话剧的演员,还出现了像曹禺、田汉等伟大的戏剧家,这都可以看出当时中国戏剧表演方面的变化,既有国剧的日渐成熟,也有西方戏剧的不断浸透,这是一个兼受本土与西洋双重影响的事件。同样的道理也可以用来分析新中国以后的电影发展,尤其是言情电影在国内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不可回避、但目前研究鲜有触及的话题。

不可否认,就言情电影的产生和发展这一问题的讨论,可以有许多种视角和方法,但有一种是无可替代的,即“内在理路”(inner logic)的视角。这是西方著名科技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科学革命之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中提出的核心观念。[1]简而言之,“内在理路”意图揭示事物发展的内部逻辑,换句话说,即事物内部的某种要素促使事物发生了人们可见的变化。余英时先生曾以内在理路的方法精确解读了宋明理学转化为清代考据学的历程,这是他的学术巨著《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的主要立足点。[2]受这一观点的启发,用内在理路的视角去分析中国言情电影的产生与发展,也必定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简单来说,中国言情电影的产生与发展的内在理路有三条:其一,20世纪80年代后期,人们对于爱情的理解出现了质变;其二,中国人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异常珍惜爱情的价值;其三,人们表达爱情的方式极大丰富。正是这三方面,决定了中国言情电影能够产生,并不断发展到今天。很明显,在这段分析中,我们侧重的还是情感内部的内容。但必须要澄清的是,我们并非否定外在要素,诸如电影艺术表现方式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等等,我们只是从事情的内在要素作切入点,以求为分析言情电影的产生发展提供一个更为多元的解释。

一、 认知程度对“爱情”观的影响

爱情在词汇学的意义上讲,是源自西方的词汇,他的语源是希腊语的philo,有翻译家曾将其音译为“菲洛”(鲁迅《摩罗诗力说》)[3],英语的love便是来自“菲洛”,很明显,英语将希腊语的发音加以倒置,发音与“洛菲”相似。在中国古代文化的理解中,是没有“爱情”这个词汇的,中国人往往将它表达为“念”、“情”、“思”,甚至是“欲”之类的字眼,实际上与西方所谓“爱情”是相通的。众所周知,“五四”运动时期,大批留洋学者将西方自由的爱情观传入中国,自此中国青年男女才大为熟悉西方的love。由此而来的变化,是中国人不断探索“爱情”一词应有的表现内涵。

仔细分析五四运动之后留存在中国学者著作中的材料,可以发现他们对于“爱情”的理解是有着阶段性发展的。在建国之前,学术界对于爱情的理解普遍停留在“柏拉图式爱情”(Platonic love)之上,亦即超越肉体恋爱之上的精神恋爱,所以出现了很多佳话,像林徽因与金岳霖,鲁迅与萧红等等。这些友情的背后,实际上暗含的未尝不是柏拉图式恋爱,这是那个时代人们对于爱情理解的明确证据。从建国开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段时间内,由于社会原因,很多人将“爱情”等同于形而下的欲望,可以说这是歪曲了“爱情”一词的真实含义,将肉体与灵魂统一的词汇偏向了肉体一端,对“爱情”的理解出现了莫大的偏差。去年深受好评的电影《东北偏北》讲述的正是这一时段产生的变态的“爱情”观。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人们对于“爱情”的理解越来越成熟。在这一时代,人们认识到了“爱情是肉与灵的完美结合”(瓦西洛夫《情爱论》十二章)[4],换句话说,也就是情感与性欲的结合,正是由于人特有的情感逐步加深,才有了升华为肉体结合的欲望,亦即“性欲的实现”(瓦西洛夫《情爱论》第六章)。[5]

上述便是中国人对“爱情”认识的不同阶段,很明显,第三阶段是最成熟的阶段。而将这个分析与中国电影发展的阶段对应起来观察,便会发现一个被忽略已久的事实:随着人们对爱情认识得越来越成熟,中国言情电影的数量越来越多。这个结论便将言情电影产生的内在理路揭示得极为清晰,正是因为人们在那个阶段,对于“爱情”理解得极为成熟,所以自然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将这种理解呈现出来,有文采的人通过写书来表达,有导演天赋的人则通过影片来呈现。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经典言情作品,像《庐山恋》《庭院深深》《知音》等等,无一不在呈现着那个时代健康向上的“爱情”观。而究其原因,都源于那个时代人们对爱情的认识异常成熟。

二、 从时代的压抑中解放“爱情”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国发展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在那段时间里,很多人的人性都被扭曲了,人性的劣根性也在那个阶段暴露得最为充分。目前可见的回忆那个时代的著作,大多出自知识分子之手,他们以娓娓道来的笔触,回忆了自己在运动中的各种伤害,像杨绛的《干校六记》、俞平伯的《瓶水庵呓语》等等,都是这方面的名著。

但这些著作所揭露的只是知识分子的个人遭遇,他们集中的焦点是自己的境遇,而不是广大民众的感受。不过,这些著作也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因为他们在记录自己遭遇的同时,往往也无意间记录了发生在他们周围的平民的故事,其中不乏与人性直接相关的材料。例如,当时人们对于爱情的扭曲,便是非常普遍的现象。那个时代,很多青年人为了保全自身,常常出卖自己的恋人;更有不少已婚人士,为了撇清自己与配偶的关系,以各种形式提出离婚;当然也有很大比例的事情,体现为某人本身并无问题,但却因其配偶问题而深受迫害,电视剧《父母爱情》就有部分情节透露出了这些信息。可以说,在大运动时代,很多爱情都是变质的,而且是随时可以抛弃的。

但当“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随着各种政策的調整,中国重新进入到了实事求是的时代的时候,人们对于“爱情”这一人间真情的珍视,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时期,很多西方关于爱情的哲学著作都被翻译出来,像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婚姻论》,保加利亚哲学家瓦西洛夫的《情爱论》,都是脍炙人口的名作。而与这一思潮同时出现的情况是,那是中国电影也开始走出冰冷的样板戏世界,逐渐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格局,所以在大量反思类影片出现的同时,言情电影也出现了。言情,顾名思义,指的是言说爱情,而言说爱情的动机则是人们对于爱情的珍视。人们唯恐失去得来不易的爱情,所以要将这种情怀通过更直接有效的方式传播出去,而电影正是这样一种理想的媒介。正如唐代诗人杜秋娘自己珍惜少年时光,所以才写出不朽名篇《金缕衣》来传递这种梦想,因为在唐代,诗歌这一媒介的作用是最为明显的。可见不同时代的人传递观念,都会选择最有效的。唐代诗人选择诗歌,现代人则选择电影。20世纪80年代的《好事多磨》和《芙蓉镇》都是珍视爱情的宣言,在这两部电影中,男女主人公对于爱情的态度已经到达了信仰的地步,这都是“文化大革命”后珍视爱情这一内在理路对当时言情片的影响。此时期产生的言情影视剧至今仍让人啧啧称道。

三、 表达“爱情”的方式极大丰富

如果说人们对于爱情的理解在不断加深,对于爱情的态度在不断转变,这都属于内部观念的话,那么还有一个由内部观念激发出的行为也应考虑在内,即不断升华的爱情观导出的人们表达爱情的方式也变得更为丰富。

电影艺术产生于生活,同时又高于生活。所谓产生于生活,指的是电影艺术必定是深受现实生活影响的,现实生活中产生的表达爱情的方式,必然会对言情电影的制作提供着宝贵的经验。所不同的是,导演和编剧会在现实生活表达爱情方式的基础上,做出一定的改写,从而形成深入人心的典型情節。以上个世纪90年代产生的言情电影来看,《花季雨季》是表现少年男女朦胧爱情的佳作,影片中男女主人公各有表达自己爱情的方式与特点,男主人公往往较为主动,但同时也很冒失;女主人公往往较为内敛,却常常有拖泥带水的不足;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表达自己爱情的方式又确实是多种多样的。再如《没事偷着乐》中冯巩演绎的男主角,他表达爱情的方式更是千奇百怪,如果没有现实生活作基础,编剧与导演是很难想象出如此丰富的传情手段的。所以从这一角度来分析,人们表达爱情手段的丰富化也是言情电影走向成熟的重要理路。

这里便可以看出表达爱情手段的丰富,为当时言情电影提供的推动作用。如果没有这么丰富的表达爱情的手段而永远停留在传统方式方面,那么言情电影将很难通过推陈出新来博得观众的喜爱。反之亦然,如果现实生活能够为言情电影的制作提供若干表达情意的方式,那么进入到电影中的新元素也必定增多,这又势必会导致言情电影在看点上的不断增加,从而更好地提升言情电影的质量。

本文讨论的重点是中国言情电影产生与发展的内在理路,“内在理路”一词已经暗示出了本文的论述中心,即内在发展的视角。人们对于爱情的认识不断加深,对于爱情更加珍重,以及表达爱情手段的日益丰富,都为中国言情电影的产生发展提供了内部支撑。有了这些内部支撑与需求,再借助电影艺术的不断成熟、表演手段的不断丰富等外在元素,终于实现了言情电影在中国大陆的萌生与发展。对于言情电影的外在触媒,已经有很多学者通过无数论著加以阐明,而对于言情电影产生的内在触媒,则一直是讨论的空白。实际上,对于20世纪80年代言情电影的异军突起,简单通过外在视角加以讨论,已经无法深刻揭示事情的真相,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撇开内在要素的考虑,这是讨论中国其他类型的电影也必须注意的事情。

参考文献:

[1]Thoma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Chapter VII:183.

[2]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M].北京:三联书店,2004:87-281.

[3]鲁迅.二心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273.

[4][5](保加利亚)瓦西洛夫.情爱论[M].赵永穆,范国恩,陈行慧,译.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84:261,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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