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职业收入家庭的灾后生活恢复过程研究*

2018-07-12刘天雪祝瑛琦

灾害学 2018年3期

刘天雪，王　瑛，祝瑛琦，隋　琦

(1.北京师范大学环境演变与自然灾害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875；2.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北京 100875)

2008年5月12日发生在四川汶川的8.0级特大地震是我国建国以来破坏最强、损失最惨重、波及范围最广的地震[1]。根据中国唐山、日本神户的实践经验，巨灾后的恢复往往需要数十年[2-3]。家庭的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物质资本共同决定着灾后家庭恢复的快慢[4]。

经济资本，包括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灾前经济实力，灾后收入水平较高的家庭总是能够率先恢复到灾前水平，同时灾前经济实力较好的家庭，也能更快地从灾害造成的损害中恢复过来[5-7]。人力资本则主要强调家庭劳动者的数量及质量对灾后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作用。人力资本的质量主要取决于其受教育程度。Campanella[8]认为受教育水平较低者大多为被社会边缘化的人口，如黑人和贫困人口，多居住在高危险区，从事着报酬极低的工作，部分人甚至待业家中，极易受灾且需要较长时间进行恢复。李晶云[9]对湖南省洪涝灾害灾后恢复力的研究表明，家庭劳动者数量越多，劳动者的文化素质越高，其灾后恢复力越强，越容易恢复到灾前水平。赵延东[10]也发现家庭成员的最高受教育年数对灾后家庭的经济状况有巨大的改善作用。对社会资本的研究，较多研究关注社会网络和社会参与对灾后恢复重建的意义。Hanies等[11]发现，家庭所处的社会网络规模越大、性别异质性越强、关系越紧密，越容易获得帮助及必要的恢复重建资源。赵延东[10]、陈升等[12]调查结果表明，灾民可以通过自己的社会网络获得恢复重建的资源且能补充制度上的不足，从而更快更好地恢复正常生活。物质资本的研究主要关注灾民的受损程度，受损程度越大，灾后恢复所需时间越长[13-15]。

事实上，家庭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及物质资本都与家庭主要劳动力从事的职业密切相关。我国社会学学者将农村居民的职业类型大致分为八类：农业劳动者、农民工、雇工、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农村管理者[16]。这些职业的差异，必然对其家庭的灾后恢复产生巨大影响。

因此，本文通过入户问卷调查，对地震灾区不同职业收入家庭的恢复情况进行研究，分析各类家庭的恢复过程，了解职业对其恢复的影响，旨在为我国未来灾后恢复重建政策的制定提供建议。

1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汶川地震中，灾情最为严重的汶川县、北川羌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北川县)，以及两县邻近的都江堰市、平武县的中损、重损家庭为研究对象。据2007年底、2013年底统计数据，4县(市)的家庭，除都江堰市灾后农村家庭有所减少外，其他三县均以农村家庭为主(表1)。

表1　四县(市)农村人口比重(2007年、2013年)　%

本文的调查数据来自于2014年春节前夕(2014年1月17-25日)，农村大多数外出务工人员返乡之际，课题组通过随机抽样调查法，对研究区内900个家庭所做的入户问卷调查。调查内容涉及被调查人年龄、性别等个人信息，家庭收入来源、房屋破坏情况等家庭基本信息，生产恢复情况，生活恢复情况等。其中，生活恢复是指被调查家庭的衣、食、住、行四个方面均恢复到灾前水平。

表2　灾区农民职业类型及有效样本统计

在调查问卷设计时，结合前述文献，将被调查家庭的职业分为7类，定义如表2所示。部分家庭存在多种职业类型从业者共存的现象，本文依据家庭收入排在第一位的职业进行归类。为了保证入户问卷调查的科学有效，课题组聘用精通当地语言并经过严格问卷调查培训的当地大学生，要求其与被调查者进行充分交流，以保证问卷调查结果真实可靠。此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824份，回收率达91.56%，各类职业家庭的样本数如表2所示。

2　研究方法

恢复曲线概念由Anshel[17]提出，用于研究1994年日本北岭地震后的生命线系统恢复过程。Kuwata等[18]众多学者将其广泛应用于灾后不同恢复主体(如房屋、商业设施、家庭等)的恢复过程研究上。王瑛等[19]提出，在恢复曲线绘制时，可以采用“家庭恢复率(R)”这个指标来衡量受灾地区的总体恢复情况，具体定义为：某个时间点，灾区已经完成灾后恢复的家庭数占总受损家庭数的比率。再以时间为横轴，家庭恢复率为纵轴，绘制某个区域的灾后恢复曲线，进而对灾区的恢复情况进行研究；同时提出采用“家庭恢复速率(V)”这个指标来度量受灾地区恢复的快慢，具体定义为：某一恢复阶段内，净家庭生活恢复数与恢复期持续时间的比值。该方法可以非常直观地展示灾区在不同时间的恢复情况及恢复速度。

本文同样采用这一方法，对不同职业收入家庭的灾后生活恢复过程进行对比分析。

3　结果分析

经卡方检验(Fisher精确检验)表明，不同职业收入家庭间的生活恢复情况存在显著差异(表3)，Fisher精确检验的P=0.034<0.05。此外，很多研究表明，家庭受灾损失程度对灾后恢复影响极大[20]。因此本文按照汶川地震后，政府对受灾家庭的划分，首先将被调查家庭分为两类：中损家庭、重损家庭，再对两类家庭中的7类职业收入家庭进行对比分析研究。

表3　卡方检验结果

3.1　职业对中损家庭生活恢复的影响

图1为汶川地震后，不同职业类型、中度受损家庭的生活恢复状况。整体来看，各类家庭的生活恢复曲线为类“S”型增长曲线。

图1　不同职业中损家庭生活恢复曲线

灾后恢复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从图1可以看出，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内，不同职业家庭的生活恢复曲线存在较大差异。为了更好地分析职业在农村灾区家庭生活恢复过程中的重要影响，根据王瑛等[18]对汶川灾区的研究，将灾后恢复过程划分为4个阶段，即应急期(R1)、恢复前期(R2)、恢复中期(R3)及恢复后期(R4)(图1及表4)，对各阶段不同职业家庭的恢复情况进行详细对比。

应急期，震后16周。由于地震灾害本身对种植业影响不大，故在应急期，恢复最快的是农业劳动者，阶段末的恢复率近50%。考虑到应急期对物资的强烈需求，个体工商户凭借其残余的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如商业网络)，能够较好恢复，恢复率达42%。而本地农民工，在应急期的后期，随着灾区经济开始恢复，重新获得工作，部分家庭开始恢复，恢复率为35%。但外地农民工由于返乡救灾，在该阶段基本没有收入，使得该类家庭恢复相对较慢，累计恢复率略高于20%。只能依靠政府救助的市政扶助户，在本阶段恢复十分缓慢。零工在本阶段由于被雇佣机会较少，恢复最慢。而农村管理者，在应急期内，未调查到已经恢复的家庭。

恢复前期，震后16～88周，本阶段的恢复速率均较大。随着灾区恢复重建工作全面展开，零工、本地农民工都获得了更多的工作机会，经济收入显著增多，且由于工作地点在本地，可为自身家庭生活恢复提供较多的劳动力资源，有利于家庭快速恢复，阶段末累计恢复率均达80%以上。在本阶段，外地农民工也开始工作，经济收入亦显著增多，但由于身在外地，无法提供劳动力进行家庭恢复建设，人力资本较弱，较前两者而言，恢复速率较小。而农业劳动者在该阶段虽有较多劳动力，但经济收入较少，恢复速率显著下降；无独有偶，个体工商户则因已恢复的同行竞争压力，经济收入少，使得恢复速率急剧下降，成为本阶段最小的。相反，农村管理者的恢复速率最大，主要依靠其强大的社会资本。

恢复中期，震后88～164周，本阶段的恢复速率普遍放缓。恢复速率最大的农村管理者在120周(2.5年)左右就全部完成家庭生活恢复。在阶段末，大多数零工、农业劳动者、个体工商户、本地农民工完成恢复，累计恢复率均达90%以上。外地农民工随着经济资本的积累，本阶段的恢复速率有所提高，累计恢复率为85.40%。而只能依赖政府援助维持日常生活的市政扶助户，难有余力进行家庭恢复，该阶段恢复率仅增长7%，累计恢复率为62%。

恢复后期，震后164～272周，本阶段的恢复速率普遍最小，且各职业家庭的恢复率趋于恒定，表明各类家庭的生活恢复基本完成。农业劳动者在192周(4年)左右全部恢复，但其他家庭的累计恢复率均未达到100%。零工、本地农民工、个体工商户、外地农民工，均停滞在93%左右，说明7%左右的家庭下意识认为自己无法完全恢复；市政扶助户则停滞在72%，说明这类家庭对自己的灾后恢复情况更为悲观。

3.2　职业对重损家庭生活恢复的影响

图2为汶川地震后，不同职业类型、重度受损家庭的生活恢复状况。整体来看，各类家庭的生活恢复曲线虽然也为类“S”型增长曲线，但与中度损失家庭相比，却存在较大差异。

图2　不同职业重损家庭生活恢复曲线

一是重损家庭的生活恢复曲线形态都较为相似，相比中损家庭而言，各职业家庭间的恢复情况差异较小，包括最终的累计恢复率，最高为95%，最低为87%，差距(8%)远小于中损家庭(28%)。二是恢复前期、恢复中期2个阶段均相对延后12周左右。

分阶段来看，各类家庭的生活恢复存在些许差异且与中损家庭相比，亦存在一定差异(图2及表5)。

应急期，震后16周。但由于本阶段各职业重损家庭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救助，使得该阶段的恢复速率是各阶段中最大的，均在1%/周以上，其中恢复速率排在最前面的是农村管理者，其次是农业劳动者、零工，而个体工商户相对靠后。通过入户访谈获悉主要原因是，农村管理者相比其他职业人员，会更早更深入地了解政府对重损家庭的援助政策，且具有强大的社会资本，因此恢复迅速，在本阶段末的恢复率已达29%。而重损零工家庭，他们的灾前生活水平较低且具有充足劳动力资源，当政府及外界在灾后对各职业家庭提供相同额度的救助时，对这些家庭而言，已是巨额资金，同时他们的劳动力充足，人力资本强，故而灾后恢复快。较之于中损的个体工商户，重损个体工商户恢复较慢，是由于其受灾较重，家庭各项资本损失殆尽，很难在短时间内进行恢复。

表4　中损家庭震后恢复阶段划分及不同职业家庭各阶段恢复速率比较

表5　重损家庭震后恢复阶段划分及不同职业各阶段恢复速率比较

恢复前期，震后16～100周，恢复速率在0.39%～0.65%/周。人力资本较强的零工，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较强的个体工商户、人力资本和经济资本较强的本地农民工，在本阶段的恢复速率较大，均达0.60%/周以上。农业劳动者在本阶段的恢复速率最小，仅为0.39%/周。相较中损家庭，重损家庭的农业劳动者在本阶段的恢复速率最小，主要是因为在应急期的恢复较快，同时该类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于种植、养殖业，收入偏低，需要时间来积累经济资本，故恢复速率变小。

恢复中期，震后100～188周，恢复速率减小，大约为0.20%～0.36%/周。相比前一阶段，前期速率较快的零工、个体工商户降速最明显。而农村管理者因其极强的社会资本，虽然速率也有所减小，但在本阶段末，累计恢复率已达95%以上。其他职业的累计恢复率均在80%～89%之间。与中损家庭相比，此阶段重损家庭市政扶助户的变化尤为明显，恢复速率位列本阶段第一位，因为他们在本阶段入住了安置房，基本完成了家庭的生活恢复。

恢复后期，震后188～272周，还有少数的外地农民工、市政扶助户、个体工商户、本地农民工是在本阶段完成恢复，而其他职业家庭的恢复曲线呈恒定态势，无变化。与中损家庭相比，虽然重损家庭中最终累计恢复率最高的仍为农村管理者，但其恢复率仅为95%，落后于中损家庭农村管理者5个百分点。其次为市政扶助户(92.20%)，本地农民工(91%)，零工和个体工商户(90%)，农业劳动者(87%)，最后为外地农民工(83%)。因此，整体来看，重损家庭的恢复时间较中损家庭而言更长，认为自己无法完全恢复的比例更高。但，例外的是重损的市政扶助家庭，最终累计恢复率较高，说明政府对于这类家庭的扶助十分到位，他们对灾后恢复情况十分满意。

综上，重损家庭的恢复时间比中损家庭更长，恢复前期、恢复中期均相对滞后12周左右。恢复过程中，每类家庭因自身拥有的资本优势不同，恢复速率在不同阶段会有所变化，但农村管理者在恢复阶段更有优势，其次是本地农民工、零工、个体工商户。而外地农民工由于人力资本较弱，恢复速率较小，累计恢复率较低。政府对重损需扶助家庭的政策措施到位，但对中损需扶助家庭的政策措施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