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文人童冀和陶诗刍议

2018-07-12汪楷淇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221116

大众文艺 2018年5期

汪楷淇（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221116）

一、引论

中国的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个特有的现象或创作手法，那就是对古人的追和，在这之中，最受大家关注的就是对陶渊明的追和现象。从唐朝诗坛中出现了第一首和陶诗开始，许多人就投入到对陶渊明的追和之中，相继创造出大量的和陶作品，其中宋朝是和陶现象出现最多的时代。在宋朝，和陶诗最为出名的是苏轼，其被称作古今和陶鼻祖，“苏轼的‘和陶诗’引起了世人的关注之后，‘和陶’终于成为绵延不绝的一种风气。”1在苏轼之后，很多人受其影响也开始了和陶诗的创作。金朝创作和陶诗较多的是赵秉文，他的《滏水集》卷四有《和渊明拟古九首》，《和渊明归园田居送潘清容六首》，卷五有《和渊明饮酒二十首》。元朝时，也有很多人追和陶诗，留下了许多作品，其中和陶诗最多的莫过于郝经，其《陵川集》卷六、卷七专门辑郝经和陶诗。针对中国文坛上出现的这种“和陶”现象，袁行霈教授在其文中说：“这说明陶渊明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符号。和陶在不同程度上表明了对清高人格的向往，对节操的坚守，以及保持人之自然性情和真率生活的愿望。”2

童冀，元明间人，生卒年未有定论，字中州，又作中洲，浙江金华人。元末即有诗名，与张羽等以诗文相唱和。元至正十八年（1358），朱元璋率兵占领婺州时，为了表示其对文人的尊敬和重视，特邀请名家为其讲解经史，其中就包括童冀。此后童冀一直为朝廷看重，提拔入书馆，先后在全州、湖州、北平府等地任教授一职，为世人所知。曾著《和陶诗》一卷。元明之际所作，编有《金华集》《南行集》《霅行集》《北游集》，以上四集，由后人合编为《尚斋集》。《四库全书总目》谓：“（童冀）词意清刚，不染元季绮靡之习。虽名不甚著，而在一时作者之中，固亦足相羽翼也。”3陈田《明诗纪事》谓：“金华明初作家林立，往往以古文擅长，若中州之诗，与数子角立于坛坫之间，当亦不多让也。”4皆可见童冀在明初的诗坛之地位。

二、童冀和陶诗的文献情况及创作动机

童冀酷爱陶诗，洪武初尝追和陶诗殆遍，即深得宋濂、林弼、胡翰、苏伯衡、姚广孝等元明间名流之士的称赏，童冀的和陶诗形式无外乎两种：一种是只“和”陶渊明诗歌中的韵脚，其内容与陶诗没有联系，另一种在“和”其韵脚的基础上，对诗歌的内容也做唱和。在童冀的诗歌创作生涯中，其和陶诗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据姚广孝所言：“前和者金华苏先生平仲书，后和者先生与余同客于燕，而欲余书。余于先生之作而甚爱之，不容不书也。遂拭老眼，勉录于简。”5但苏伯衡所书《前和陶诗》已散佚，今天所见的《后和陶诗》是由姚广孝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所写的楷书作品，为一卷纸本，共录诗九十九首，故宫博物院藏6。此外还有，钱谦益《列朝诗集》录诗20首，以及《永乐大典》收录的《和神释》、《和影答行》两首。

童冀的和陶诗的创作动机，据其《后和陶诗》自序云：“余往年尝一和陶靖节诗，俯仰垂四十年，浮云世事，何所蔑有？及来河朔，触事感怀，间用其韵。积日既久，辞无诠次，因裒而目之曰《后和陶诗》。然余前所和者，多因其事而寓己意，今所和者，第用其韵，不复用其事云。”7由此可以看出，现存的童冀和陶诗，触景感怀，多为缘事之作，其创作动机大致如下：

其一是基于洪武之初，文人的恶劣生存环境。在明朝建立的初期，士大夫阶层为明朝政权的建设和局势的稳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得到了朱元璋的重用，其中以刘基、宋濂为代表的浙东文人集团更是得到朱元璋的信任，分别在朝中或地方任以要职，这一切都说明了明朝初期良好的政治与文化环境。然而随着朱氏政权的逐渐稳固，朱元璋也开始对其统治地位进行维护，因而实行了残酷的专制统治。在此过程中，朱氏大肆屠戮忠臣，并大兴“莫须有”和朋党案，使得当时很多人受到了迫害，剩下的文士人人自危。当时的士人生存环境极为恶劣，稍不留神就可能粉身碎骨。在传统的儒学观念中，学而优则仕，士人普遍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主张。但是随着明朝初期残酷的封建统治，使得士人的生存变得极为艰难，一方面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去追求仕途，而另一方面严峻的局势也使得他们犹豫起来，徘徊不定。面对这种局面，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保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坚守自己的人格，许多人选择避世，寄居山水，过着与世隔离的生活。以童冀为例，他多次请辞不就，最后连坐而死，这是当时很多士大夫的共同遭遇。江南遗士原本向往承平之世，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甘愿为时代的发展奉献自己的力量，但是严峻的形势使得他们只能远离朝廷，隐居避世。

其二是基于浙东诗派浓厚的理学风气以及对“雅正诗风”的追求。“在万历之前，对陶诗大致形成了两派意见。一是以七子派为代表，一是以理学家为代表。”8前后七子从格调论及诗歌辩体角度，视陶诗为“小偏”，前七子中的何景明甚至提出“诗弱于陶”的观点。（当然他们都还是认可陶诗在诗歌史上的地位的）。而理学家们对陶诗颇为推崇，有以明初为盛。明初文人尤其是浙东文人，继承和沿袭了宋元两代所形成的“和陶”与论陶两种方式，对陶诗的平淡风格以及深邃高远的精神境界进行了论述。宋濂，兼有文臣领袖和文坛宗师双重身份，他是从己身所倡导的文道合一的角度来对陶诗进行接受的：“陶靖节诗，如展禽仕鲁，三仕三止，处之冲然，出言制行，不求甚异于俗，而动合于道，盖和而节，质而文，风雅之亚也。”9作为吕祖谦嫡系学脉的金华文人，他们认为陶诗到达了“天理流行，自然之妙”的理学境界，体现了“文原于道，明其本然”的哲学宗旨，在金华文人看来，陶诗的平淡自然，是内在道德修养到达一定程度后的体现。童冀并没有在任何文章中表达过这种观点，但是林弼在《跋童中州和陶诗后》云：“金华童君中州善为诗而独于陶，爱其萧散冲淡，有类于古人，所谓温柔敦厚之教者。”10，在这篇跋中，林弼将陶诗“萧散冲淡”与“温柔敦厚”联系在一起，侧面也反映出，童冀的创作应该也是受到此类观点影响的。童冀之所以选择用“和陶”的方式来进行创作，除了以上的几点原因外，还与他所属的浙东诗派有关。左东岭先生曾言：“浙东诗派的最大特点在于强烈的入世色彩与雅正诗风的追求。这种追求不因仕与隐的差别而改变，也不因政治立场的相异而走样。”11，尽管其领袖人物刘基、宋濂、戴良、方孝孺等人各有特色，但浙东诗人的总体特征是不变的。正如童冀的知己好友宋濂，他作为讲究文章实用价值的文坛领袖，其诗学自然就更重视诗歌的政教功能，因而在论诗时反复强调宗经原道，征圣复古，并对元末诗坛“纤弱狂放”的风气加以批评。并且对如何学诗提出见解，如《答章秀才论诗书》中言：“在汉魏以至于今，诸家之什，不可谓不攻习也”又如“自汉魏至于近代，凡数百家之诗，无不研穷其旨趣，揣摩其声律。”12浙东文人在倡言复古之时，将眼光对准了汉魏盛唐，进行自觉的仿古摹写与风格追求。仍以宋濂、刘基为例，从他们的诗歌创作总体数量上来看，五、七言古体占多数，宋濂诗作不多，五言古体占近乎全部，刘基仅五古也有336首之巨，约占其全部诗作的三分之一，而且他们摹写的对象无外乎阮籍、陶潜、韩愈、杜甫和苏轼。因此，童冀选择以“和陶”的方式来进行诗歌创作，从诗体选择上不难看出是受到了浙东诗派倡言复古与追求“雅正诗风”的影响。

其三是基于人生境遇的转变。童冀自元明易代之际就跟随朱元璋，直至衰朽残年仍过着羁旅生活。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童冀被调离湖州，前往北平任职，年近七旬的他行驶在旅途中，对自己的境遇产生极大的感慨，加之当年一起投靠朱元璋的知己好友们，高启被腰斩、刘基被胡惟庸诬陷致死、张羽畏罪投水、苏伯衡连坐卒、宋濂死于贬谪途中，童冀不禁对自己的仕宦生涯产生了怀疑，不由得产生一种孤苦悲凉之感：“亲友去眼远，日夕生离忧。”（《和贫士七首之四》）此诗正是此际生活与心理的写照。并且一些表达自己愁苦情绪的词语如“白首”、“丘墓”等字眼在诗中频频出现：

白头赋远游，倏已二十年。（《和归园田居六首之一》）

崎岖涉忧患，鬓发忽已白。（《和杂诗十一首之七》）

丘墓岂不怀，齿发况已衰。独有思亲泪，临风时一挥。

（《和还旧居》）

表达了对光阴如梭、老之将至却羁旅他乡的处境的无奈与悲伤。此时的童冀生活态度、人生取向渐与陶渊明趋同，开始从陶渊明身上寻求力量。“他以自己独特的思想个性及行为经营出一片心灵天地，这是一个经历矛盾冲突之后而达到宁静和谐的一个境界，……给后世官场失意的人们以深刻的启迪和无限的慰藉”13似陶渊明那般的还乡田居生活成了童冀的最后期望与挣扎。其实童冀在第一次进京时请辞不成，继续任湖州府学教授的十年期间，就写过效陶诗《云林书舍》：

少微轩冕累，雅志在林垌。读书三十年，乃为尘事婴。束装去京国，遥遥抵南荆。疾风吹单舻，五月凌洞庭。东还岂不乐，尚阻千里程。永怀园田芜，岁月忽屡更。披图觌斯境，依依念平生。云山谅悠邈，缅焉起深情。

从诗歌内容看，童冀是在借陶诗来反省自己的人生。“东还岂不乐，尚阻千里程。”，一句表明了想要归隐田园而无法实现的无奈。童冀在远调北平之后，这种归隐田园重返山林的念头更加强烈：“去乡逾十年，梦想旧里庐。”《和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童冀在《后和陶诗》中最大的愿望就是像陶渊明那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能够将功名利禄都不去想，而把闲适自如的人生与生活追求放在第一位，这或许是童冀推崇陶渊明的地方。在经历了世道变换和人生无常之后的童冀对陶渊明以及陶诗都有了更加深切的体会：“我昔在田里，曾和渊明诗。俯仰三十年，不谓身见之。”《和移居二首》其二可惜他复归山林的愿望始终没有实现，这可能是他与陶渊明最大的不同之处：

“渊明乐闲旷，未老遄归休。而我衰暮年，栖栖事远游。” （《和游斜川》）

“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不？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 （陶渊明《游斜川》）

三、童冀对陶诗接受的三个层次

童冀对陶诗的接受，是由浅入深的，且随着自身的心境变化而变化。首先，是对陶渊明隐逸生活的接受。在童冀任教湖州时，曾作《效陶彭泽》：

少无簪组念，雅志在丘岑。结庐古涧阿，栖迹嘉树林。南轩纳朝阳，北牖延夕阴。踵门无深辙，入室有鸣琴。良朋以时至，清坐谈古今。秫田秋向熟，浊醪行可斟。顷筐撷园蔬，持竿钓清浔。欢饮聊共适，过满非所钦。

诗中表达了自己的耕读之志，以及乡间之趣，字里行间流露着对陶渊明田园生活方式的向往与认可。与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五首中的第一首极为相似：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两首诗都交代了自己无世俗之愿，志在山水间，也都描写乡间生活的惬意与舒适。可以看作是童冀对陶渊明生活方式的一种向往，此时的他功名利禄不去想，早已开始了漂泊的羁旅生涯，饱尝到“求不得”的人生大苦，诗虽清雅澹泊却又透露出无奈。出湖州赶赴北平后，这种山水向往就变成了极度的渴望，成其精神依托，童冀和陶诗的独特风格也因此逐步成熟。

其次，童冀对陶诗“自然之美”的接受，分为诗学上的接受和思想上的接受。陶诗的美在于真，在于自然。陶渊明作诗都是随性而做，不为时所拘，生活中有了感触就诉诸纸上，不矫揉做作，率真而又自然。“他似乎无意写诗，只是从生活中领悟到一点道理，产生了一种感情，蕴含在心灵深处，一旦受外力的诱发（一片风景，一节古书，一件时事），便采取了诗的形式。”14陶诗的触物而发，自然流露，使童冀由《前和陶诗》的“多因其事而寓己意”转为了“触事感怀，间用其韵”。要说明的是在这种转变中，童冀除了对陶诗的接受，还夹杂了一些浙东诗派的，尤其是宋濂的诗学思想。宋濂的诗学思想表现为原道教化与抒写自我的双重特征，即“盖诗者，发乎情，止乎礼义者也。情之所触，随物而变迁。其所遭也忳以郁，则其辞幽；其所处也乐而艳，则其辞荒。推类而言，何莫不然，此其贵乎止于礼仪也欤？止于礼义，则幽者能平而荒者知戒矣。”15在这里，宋濂注意到诗歌触物生情的自然发生，认为诗人用诗来表达自我感情是自然而然的，同时又指出感物之情的差异将带来诗风的差异，真正的诗之美者，应符合审美和教化这两方面的要求，而满足这种要求则必须对自我的情感进行必要的控制和净化，做到“幽之能平而荒者知戒。”这一观点虽是宋濂提出，但被浙东诗人广泛认可，成为浙东诗派的主要特征之一。童冀的和陶诗，缘事而作，正合乎触物生情的自然发生。而且，童冀在创作《后和陶诗》时，身老体衰，归乡无望，加之境遇日下，诸多消极情绪却并没有使童冀的诗满纸怨言，这里是受到“止于礼义”这一观点的影响的。但如何平息消极情绪，除了理学家们提倡的道德积养外，童冀的和陶诗中更多的表现出对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的接受。这里童冀接受的，仅为陶渊明崇尚自然思想中的一部分，表现的是对于自然化迁的委顺。陶诗中的“化”，一是指宇宙事物变化中的过程，包括天时运行、朝代更迭等，近乎于不可逆转的天道、天命。一是不可抗拒的万物自身变化的规律，这包括人自身生老病死的变化。面对“化”陶渊明的态度是“纵浪大化”，以一种恬淡的心情顺应自然的规律。童冀很好的接受了这一思想，如：

万物有终始，委顺勿复疑。且复对君饮，尽醉不须辞《和影答形》

又如童冀在任教北平时，年事已高，曾作《和贫士》七首，现摘录两首如下：

我昔客吴会，岁星直降娄。乃多素心人，晨夕更唱酬。及兹客燕蓟，岁星行一周。

亲友去眼远，日夕生离忧。物外得衍师，似是支遁俦。同乡或同归，此外非所求。

人生靡定止，飘荡如转蓬。万事了不齐，畴能诘化工。宁知扬子云，乃愧楚两龚。

天运有代谢，倚伏恒不同。委愿随所遇，胡为计穷通。用舍固有命，勖哉慎所从。

第一首诗虽然大部分写了诗人的漂泊之苦和亲友离别之愁，“同乡或同归，此外非所求。”此句既有对归去的渴望，又隐约透露着一种看淡苦难的心态，已经到如此境地了，再苦再难又能如何，有个同乡说说话就知足了！苦心独处莫过于此。第二首就颇有几分“知命”的意味了，“人生靡定止，飘荡如转蓬。万事了不齐，畴能诘化工。”人生哪有什么定数呢，四处走走停停的就好似那天上飞扬的蓬草，命运也是时好时坏的，人事有代谢，只要“委愿随所遇”，随遇而安，谨慎的去走好每一步就没有什么可忧愁抱怨的了。最后一句“用舍固有命，勖哉慎所从”也可以解读为，童冀对自己入仕为官，以致归去不得的一种后悔和懊恼，并告诫他人，要“慎所从”，对人生所作出的选择要谨慎。

最后，童冀也对陶诗中的的一些典型符号进行追和，如“饮酒”“游川”“子女”等，并且在对这些符号进行创作时，又能够别出机杼为己所用，源于陶诗，而别于陶诗。以“责子”诗为例，童冀于北平作《和责子》：

人生老无子，何异果不实。渊明五男儿，叹息盈满纸。而我惟一身，异乡寡俦匹。万里行将影，未见卫生术。甲子已一周，流年又加七。俯仰愧古人，内省恒战栗。来日知几何，委顺付造物。

我们再来看看陶渊明最具代表性的一首《责子》诗：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这两首诗都是令人落泪的，一个是六十有七、日薄西山的苍颜老人，一个是深深自责的老父亲。陶渊明在诗中不是板着面孔在教训，而是出以戏谑之笔，又显出一种慈祥、爱怜的神情。可以说，儿子的缺点都是被夸大了的，漫画化了的，而且在叙说中又采用了一些有趣的修辞手法，使人忍俊不禁，可以想见陶渊明下笔时的那种又好气、又好笑的心情。不妨说这是带着笑意的批评，是老人的舐犊情深。而童冀的责子实则在叹息自己，“异乡寡俦匹”，陶渊明虽叹息不止，但仍有五子围绕的天伦可享，而自己行将老去却还是孤身一人，暗自思量不免心惊肉颤，那又能如何呢，过去的时间是无法追回的，未来如何，且听之任之吧。童冀由“责子”入手，继而表达了自己的真情实感，并且这两首责子诗在尾联都体现了“顺化”的思想，由此可见，童冀在表达自我时，能将陶诗信手拈来无有生搬硬套之嫌，充分体现了其和陶诗学陶而不为陶所拘囿的特点。

陶诗之妙还在其“冲澹深粹”，即造语平淡而寓意深远。此语出自北宋杨时的《龟山先生语录》，是对陶诗风格的经典概括。陶诗的语言平淡是自绮华中来，千锤百炼而不着痕迹的圆融之境，是中国诗学最推崇的艺术境界。历代效陶诗者无不模仿这种诗风，但只是 “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正如王叔岷先生所言：“他如柳宗元洁而近于枯；白居易质而流于俗，学陶诗或近或远，才性使然，不可强求。”16童冀和陶，其语言必定是要去模仿陶诗“冲澹深粹”的，似与不似皆才性使然，逐字逐句去分析大可不必。袁行霈先生曾言：“没有陶渊明那种对宇宙和人生的彻悟，那种不以诗为诗的超脱态度，单从风格、字句上学习是学不好的”借先生的观点，不难发现童冀和陶诗的可贵之处，这在姚广孝那里也有所印证。姚广孝评价其和陶诗：“后世虽有拟效之者，皆仿佛想象，岂能企及者哉？今先生寓以己意，而特和其韵，不亦难矣乎？盖先生才力老成，问学淹贯，二十年来，奔走北南，虽涉历世故，乐天知命，有合于靖节之志趣，故其所和之诗，与前人之拟效者，大有径庭也。”17“有合于靖节之志趣”这就是童冀和陶诗所贵之处，童冀的和陶诗均是缘事之作，并非风雅文士的文字游戏和炫耀才华，也不仅仅是对陶诗语词及意境的简单模拟仿效，在“触事感怀，间用其韵。”的前提之下，名为和陶，实际上表达的是诗人对自身命运和世道人心的深刻体验，抒发的是诗人自己的真情实感；又“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明初文坛，“才能之士，数年以来幸存者，百无一二，不过应答办集”18，童冀用和陶这一特殊形式来写作，以应对文坛之恐怖，正好体现了易代之际文人的曲折心态，这在陶渊明接受史上，有了较为独特的意义，并且其诗也将明初的政治生态以及那些被迫出仕而又欲归不得的明初文人的遭遇与心绪表露无遗，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童冀和诗在语言上放任自然，不求藻饰，颇得陶诗之精髓，是明初拟古诗中的佳作，在明清的和陶诗中别具一格。总的来说，童冀和陶诗以其突出的艺术性和鲜明的时代性，在和陶史和陶诗接受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窥探元明之际的文学思潮，诗歌风貌也有着较高研究意义和价值。

注释：

1.金甫暻.苏轼“和陶诗”研究[D]. 上海：复旦大学，2008.P191.

2.袁行霈.论和陶诗及其文化意蕴[J].中国社会科学，2003（6）.

3.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第二册）[M].中华书局，1956.P297.

4.陈田.明诗纪事[M].续修四库全书（第1710册）[Z].影清陈氏听诗斋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社，2002.P291.

5.莫友芝.郘亭书画经眼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8.P390.

6.萧燕翼.中国书画定级图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P107.

7.莫友芝.郘亭书画经眼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8.

8.陈斌.明代中古诗歌接受与批评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2009.P363.

9.宋濂.题张泐和陶诗.宋学士文集[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Z].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0.林弼. 林登州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Z].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P192.

11.左东岭主编.中国诗歌通史·明代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P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