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勇

1982年我大学刚毕业时工资少得可怜，到来年转正了，每个月才52元。好在那时物价便宜，凑合着也够花了。出差时钱不够，一般都得先向单位借支，等报销完差旅费后再还。

后来我被调到学校教学，不用坐班，业余时间去法律顾问处兼职办案——我去兼职完全是为了接触社会，积累教学用的真实案例。经法律顾问处李律师的推介，我又谋到了一份在电大辅导班讲课的新兼职。

讲课都是傍晚——学员都是在职的，要等他们下班后赶来上课。这个时间上课有点“别扭”，正好是吃饭点儿。我经常是来不及吃饭，就得直接去东小栓胡同的辅导站讲课。虽然有些辛苦，但一看坐在下面的学生，也都是一下班就从北京城的四面八方赶来的，很多人也吃不上饭——有的还带着干粮边吃边记笔记，我就觉得他们比我还辛苦。记得有一名学员，每次听课都是从清河坐郊区长途，再换几回车赶过来，路上要花两个半小时。每次来上课，即使要向单位请1个小时的假早退，仍然要迟到。和他们的辛苦比起来，我的那点辛苦真的不算什么事。更何况他们来听课都是要缴费的，而我来讲课是有课酬拿的。这点劳务费虽不很丰厚，但在当时挣外快的门路奇缺的情况下，已经大大强过普通的工薪族了。

由于经常会误了晚餐，我一般在讲完课后最想做的事就是赶紧吃点什么。那时，我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自行车，放学的路上经常有骑车的学生愿意和我一路骑行。他们往往借这短暂的几十分钟时间里向我提问，或者继续课堂上的讨论，我们好似一个课后学习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