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无问西东》中，泰戈尔在清华园演讲一幕令人印象深刻，台下黑压压的倾听者，虔诚的目光，以及因此而决定人生方向的年轻人，浸染着一股理想主义的青春气息。而站在旁边，担任泰戈尔此次访华专职联络人与翻译的徐志摩，却正陷于精神状态极为复杂的时期。

造化弄人

1922年10月15日，徐志摩乘船抵达上海。这时距他在柏林和张幼仪离婚已有数月之久，距他远赴克拉克学院更是已隔四年。上岸之后，他返回家乡硖石看望父母。根据张幼仪的回忆，徐家此番团聚可谓悲喜交加，父母见到儿子留洋归来，自然感到高兴；但一听到儿子和儿媳离婚了，他们在“震惊之余又困惑难当，感觉在外人面前抬不起头来，被儿子的行为深深伤害”。

惴惴不安地见过父母之后，徐志摩立即动身赶往北京寻访林徽因。他此行的另一个目的是结交北京文化界的同侪。那时，北京是全国文化艺术的中心。到了北京，他发现导师梁启超打算把自己的儿子——梁思成和林徽因撮合在一起，并已向林家提出了婚约。有意思的是，梁启超和林长民都是以思想进步的改革派著称，但一到儿女的亲事，他们还是向包办婚姻的千年传统低下了头。

林徽因是梁启超亲自挑定的儿媳妇，因此，他对徐志摩继续纠缠林徽因感到非常不满。虽然梁林两家并无正式的婚约，但这两个名门望族都乐得促成这对小儿女的婚事，并把真心追求林徽因的徐志摩视作插足的第三者。

1923年1月2日，梁启超给徐志摩写了一封长信，他盛赞了愛徒徐志摩的才华，称几乎将徐志摩当自家的子嗣看待，舐犊之情溢于言表。但梁启超也建议徐志摩重新考虑他对林徽因的感情，并希望他能浪子回头，潜心于学问和实业。梁启超写道：

志摩，当知人生树立甚难，消磨甚易，如志摩之年，实一生最可贵之时期，亦最危险之时期也，若沉迷于不可必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郁邑侘傺以死，死为无名；死犹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至不复能自拔，呜呼。

在这封信中，梁启超也批评了离婚之后徐志摩与张幼仪的藕断丝连。柏林分别之后，他们仍有书信联系，在梁启超看来，虽然二人已经离婚，但仍是事实上的家人关系。梁启超写道：

吾昔以为吾弟与夫人（此名或不当，但吾愿姑用之）实有不能相处者存，故不忍复置一词。今闻弟归后尚通信不绝，且屡屡称誉，然则何故有畴昔之举？真神秘不可思议矣。

徐志摩的回信一反他平日的绮丽纤秾，文风雄健而激扬。他宣称，他的一生都要无愧于自己的信仰，他要以爱、自由与美指引自己的人生。而事实上，无论从哪个角度，当时的他都感到失望。他写道：

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

人谁不求庸德？人谁不安现成？人谁不畏艰险？然且有突围而出者，夫岂得已而然哉？

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虽然徐志摩放出如此高调的言论，但林徽因对一往情深的徐志摩极为冷淡，而且她整日和梁思成谈情说爱，你侬我侬。显然，这个名门大家的千金小姐明白，自己的未来全系于现在的决定，嫁给大名鼎鼎的梁家公子，比嫁给这个前程未卜，还离过婚的男人要好得多。

虽然情路受阻，伤怀苦闷，但这一时期徐志摩的诗名日益显赫，他先后在《晨报副刊》《时事新报》等著名报刊上发表多篇作品，其中就有1923年3月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的《康桥再会罢》。报社的排版工人不理解徐志摩的形式创新，将他笔断意连的分行和特意添加的标点全都删掉了，这让他大为窝火。

文化界的一些朋友给了徐志摩很大的帮助，其中助力最大的是他的恩师梁启超。虽然梁启超对徐志摩的私生活颇为不满，但他一如既往地栽培徐志摩这位高徒。彼时，梁启超与很多知名报刊多有交集，他推荐徐志摩去上海出任《时事新报》的编辑，这是个令人艳羡的职位，虽说最后徐志摩未能赴任。

梁启超任职于北京松坡图书馆之后，委任徐志摩管理其中的全部英文图书，并专门给他拨了一大笔经费，以购买西方的文艺图书。后来，梁启超与胡适、林长民等人决定邀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印度作家泰戈尔来华。鉴于泰戈尔已是63岁高龄，且是第一次来中国，所以，梁启超安排徐志摩全程陪同泰戈尔，并给他做翻译。

名友双收

很多中国学者评论说，泰戈尔这位诗哲不仅是印度文学的名片，而且他也在中国与印度之间架起了一座文化的桥梁。事实确实如此，泰戈尔曾多次宣称，自己一生的使命，就是在亚洲各个古老的文明之间建立更深切的联系。

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乘坐的客轮抵达上海。与他同行的还有英国人类学家、农业经济学家恩厚之，他是泰戈尔的英国事务秘书。除此之外，还有三位孟加拉人随行，其中包括梵文学者克什迪默汗·森，著名艺术家南答拉·博什以及作家、政治家卡里达·耐格议员。徐志摩和数百位慕名而来的学子一起，在上海滩的码头迎接泰戈尔一行的到来。

泰戈尔访华期间，徐志摩身兼专职联络人与翻译两职。他流利地在汉语和英语中相互转换，再加上其风趣幽默，诗情洋溢，泰戈尔对他更是青睐有加。泰戈尔说：“只需与徐志摩接触，你就能知道何为中国人的精神。”两位诗人，虽一老一幼却惺惺相惜。徐志摩后来写道，他在泰戈尔的身上发现了“最为和谐，境界最高的人格，在他身上，从古到今的印度文化一以贯之”。

在北京，泰戈尔又多了一位助手—林徽因。林徽因同样精通英语，因此她也为泰戈尔打开了另一扇文化之窗。林徽因还是泰戈尔的“拐杖”，老诗人泰戈尔年迈体衰，出入必有林徽因搀扶左右。泰戈尔鹤发鸡皮，白髯飘飘，与风华正茂的徐志摩、林徽因二人相映成趣。当时有一位作家写道：“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松竹梅的一幅岁寒三友图。”岁寒三友者，松、竹、梅也。

虽与林徽因日日相见，但相爱终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徐志摩陷入了深深的颓废和伤感中。他只能与老诗人泰戈尔谈文论艺，以寻求慰藉。泰戈尔亲昵地给徐志摩起了一个印度名字—素思玛，这是一个印度王子的名字；徐志摩则称泰戈尔为“卢比大大”，即“老大哥”的谐趣之称。

刚开始时，泰戈尔旨在促进中印兄弟情谊的旅行进行得十分顺利，然而好景不长，由于价值立场和政治态度的不同，有的激进派知识分子对泰戈尔的思想颇不认同，他们声称泰戈尔这位诗人还“活在旧世界”。此后，全国上下就泰戈尔访华展开了思想大论辩，这成为现代文学史上颇为著名的一段公案。

对泰戈尔的攻击深深地刺痛了徐志摩。泰戈尔访华期间，是徐志摩精神状态极为复杂的时期。他在幸福和痛苦之间起落不定。他的整个人生，也同样悲喜交加。在此期间，他与泰戈尔同进同出，受到万众瞩目，可谓声名鹊起；除此之外，他和泰戈尔这位印度诗人亦师亦友，从与其的交往中也受益颇多。但是，泰戈尔心怀爱与友情而来，却受到如此恶意的对待，这不能不让徐志摩悲愤难平。由于全力维护泰戈尔，他也受到了一些人的猛烈抨击。

至于个人生活，徐志摩也同样在幸福和痛苦中挣扎。他终于可以日日陪伴在林徽因左右了，但林徽因对他依旧冷若冰霜。这个“一身诗意”的女子，这个仿佛是爱与美化身的女子，就像苍穹之上的星辰，可望而不可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