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曦 吕婷

谷兆祺：我国水利水电工程专家、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1931年生于上海，1952年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水利专业毕业后，一直在清华大学水利系任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他从事水利水电及岩土工程的教學、科研与生产工作，培养了二十余名硕士生、博士生。谷兆祺老师先后参与过上百个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的设计、审查、评估、科研及咨询工作，为我国的水利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临终前，他捐赠毕生积蓄，设立“清华校友—谷兆祺励学基金”，把遗体捐献给医院用作研究，真正做到无私奉献、淡泊名利、高风亮节。

向祖国水利事业许下终身之约

选择从事水利水电事业，对谷兆祺来说，或许是一种偶然，抑或是一种必然。谷兆祺的父亲谷镜汧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医科学校—上海医学院（今复旦大学医学院）的创始人之一。抗战爆发后，谷镜汧携全家随校迁往昆明、重庆，并辗转应聘担任中正医学院、广西医学院、同济医学院等校病理教授。虽战乱流离而弦歌不辍，学堂不灭的灯火点亮了少年谷兆祺的心。在重庆，治军治水并重、致力打造“塞上江南”的绥远省主席傅作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水利部部长）曾到南开中学作过有关水利工程的报告，这让谷兆祺对水利造福民生有了初步的印象。1946年，谷镜汧代理上海医学院院长职务，并组织该校师生员工分批迂回返沪。随父亲和家人沿嘉陵江东行时，谷兆祺目睹了纤夫拉纤的悲苦—纤夫们衣衫褴褛，弓身曲背，挽着粗砺的纤绳，步履沉重地向前行进。号子声、波涛声相互应和，宛如冬日里低沉的哀鸣，在谷兆祺耳边久久萦绕。15岁的谷兆祺由此立志：“不能让他们再这么辛苦下去，我一定要学水利！”1948年，谷兆祺同时考取了清华大学（或清华）土木系（水利专业）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当时内战尚未结束，南北交通极为不便，家人希望他留在上海读书。然而，谷兆祺却坚持要去清华学水利，尽管这在当时看来是一个无比艰苦的行当。谷兆祺的夫人陈方说：“和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谷兆祺的毕生信念。”而水利，就是谷兆祺向祖国许下的终身之约。

1952年，大学毕业后，谷兆祺一直在清华水利系任教，从事水利水电及岩土工程的教学、科研与生产工作，不仅桃李满天下，而且还先后参与密云水库工程、引滦入津工程、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等上百个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的设计、审查、评估及咨询工作，此外，还为京、冀、陕、甘、宁、新、藏、云、贵、川、晋、桂、蒙、鄂等省、自治区的水利水电工程做了大量义务工作。

“做工程就一定要肯吃苦，要多去工地”

八千里路云和月，六十余载江与河。谷兆祺一生奔走在万里江河之间，“真刀真枪”做水利。从1958年参加密云水库建设工程开始，一直到古稀之年，谷兆祺都坚持亲赴施工现场检查指导。爬大坝、钻隧洞、进电厂、攀闸门、睡帐篷、查阅资料、核算结构、取样实验、现场检测……攀上爬下是他的工作常态。他把全部心血都投入到工程现场中，甚至连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都置之度外。

密云水库建成后，清华水利系大队师生撤回学校。送走大部队后，谷兆祺带领设代组（代表工程设计单位在施工现场的机构）仔细核查每一本计算书、每一张图纸、每一项观测记录，发现隐患十余处。这些加固修补的工作都很重要，若不做好，每一项都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谷兆祺等人反复考虑各项加固方法，花了几年时间才把这些缺陷弥补好。在此后几十年的运行中，这些地方均没有发生任何问题，保证了“放在首都人民头上的一盆清水”（周恩来总理对密云水库的赞誉）安全送入千家万户。谷兆祺在密云水库工地一共驻守了6年。直到1964年被查出肾炎，组织上安排他返校治疗，谷兆祺才不得不放下心头的坚持，与密云水库暂别。

现场踏勘是谷兆祺最看重的环节，不管发生什么事也拦不住他。土木系教授王元清在水电部西北勘测设计院担任助理工程师时，曾多次跟随谷兆祺去青海拉西瓦水电站工地踏勘。那里河谷狭窄陡峻，施工中因岩崩等不止一次造成人员伤亡，但哪怕事故刚刚过去，谷兆祺都执意要亲自去现场。王元清回忆说：“工地的探测洞大多都在三四百米的高处，每次都要顶着8公斤重的钢盔爬上去，谷老师每次都身先士卒，攀爬时我们追都追不上，钻洞时一下子就钻进去了，在现场非常认真地测试和指导。谷老师对我们说，我们做工程就一定要肯吃苦，要多去工地。”

2004年，已经有一次脑梗发作史的谷兆祺坚持远赴二滩水电站一线踏勘，跟年轻人一起钻隧洞、绘草图。在北京家中的陈方忽然接到谷兆祺打来的电话，让她到首都机场接他。谷兆祺平时出差从不让人接送，身为医生的陈方知道，丈夫一定是出现了严重的身体状况。“那是他第二次脑梗发作。去工地前他就觉得身体不舒服，一直坚持到在文件上签字时，大家才发现他已经拿不住笔了，赶紧把他送到当地医院做了紧急处理，再送上飞机。”回忆起当时的情形，陈方和小女儿谷丹心有余悸。“活着干，死了算。”这句略带戏谑却质朴有力的“口头禅”，谷兆祺身体力行了一辈子。

“把学问做到大地上”的专家

谷兆祺是典型的“烂笔头”，在任何业务性的场合，他总是拿着笔记本随时作记录。不过谷兆祺的家人、同事还是没有想到，在整理谷兆祺的遗物时，发现他留下的工程笔记竟然有86本之多。他从风华正茂的1957年一直记到年逾古稀的2007年，直到2008年再发脑梗才不得不停下了手中的笔。这些笔记清晰记录了他去过的每一个工地和各项水利水电工程的详细参数，还有当场绘制的工程草图，字迹刚劲方正，绝无潦草之处。谷兆祺一笔一画把这些参数记在了本子上，也一点一滴把这些工程的每个细节记在了心里。从这个涵盖半个世纪间中国各大水利水电工程的手写“数据库”出发，谷兆祺构建了自己扎实而独到的专业体系。

或许得益于记笔记，谷兆祺对数字的记忆力超乎寻常。“若论记得多、记得准，水利系几乎无出其右者。”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马吉明说，“谷先生工程经验丰富，常能迅速洞悉问题的本质，这与他记住了国内外很多工程的参数有密切关系”。最让马吉明叹服的是谷兆祺基于丰富经验练就的敏锐洞察力和快速决断力：“在简单浏览了设计图之后，谷先生能很快指出压力隧洞覆盖层厚度是否满足要求、洞线规划是否合理；对于一个水电站，他可以快速估算出各部分的尺寸、规模与造价。”

“文化大革命”后，清华水利系首届水工专业的毕业生、曾经担任贵州东风水电站地下厂房设计总工程师的曹普发，回忆谷兆祺曾在水电站实习工地上说过一段使他们终生受益的话：“作为一个合格的工程师，三秒钟要对观察的对象有个数字反应，三分钟要有个较准确的数量概念，三小时后要拿出精确的数据结果！”曾任国际岩石力学学会中国国家小组秘书长的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李仲奎钦佩地说：“（谷老师）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而且做到了极致。在水电工程领域中，从宏观的规划设计，到具体的结构计算分析，甚至到绘图、写字、描图，都达到了理念创新、技术精湛、追求卓越的境界。”

“学识特别渊博，工程经验丰富”，是国务院三峡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成员、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王光纶对谷兆祺的评价。九三学社中央委员、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周建军回忆说，谷兆祺也许并不认识和记得他这个晚辈，但是每次因为工程问题请教谷兆祺时，老先生都会认认真真地做计算，亲手写下非常仔细的意见和建议。周建军感慨地说：“我们没有一点私交，但是我们做的都是有关国计民生的事，所以他非常在意、上心。我觉得谷老师是少有的能把复杂问题尽量用简单的方式表达出来、并且很好地化作工程实际的人。谷老师是地地道道的水利工程师，一生以建坝为事业，但他也是中国最早认识到生态环境重要性的水利学者之一，他实实在在地‘把学问做到了大地上。”

享誉世界的“Professor Gu”

谷兆祺不仅走遍了祖国的江河湖海，而且还在改革开放后多次走出国门，带回国外先进的水电工程经验，为亚洲多个国家的水利项目作出了重要贡献。1984年—1985年，谷兆祺到挪威科技大学研修访问。挪威拥有先进的水电科技，全国99%以上的电量由水电站产生，而85%以上的水电容量存于高水头的地下电站中，可以称得上是“地下水力发电系统的博物馆”。在挪威期间，谷兆祺抓住一切机会跑遍了大大小小的水电工程现场，详细考察挪威水电发展的方方面面。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谷兆祺与当时在挪威进修的李新新、郭军合作编写了《挪威水电工程经验介绍》一书，系统总结了挪威水电发展所采用的新技术，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不衬砌压力隧道、气垫式调压室、岩锚吊车梁……这些谷兆祺大力推荐的挪威新技术后来在中国都得到了应用，岩锚吊车梁的应用尤其广泛而普遍。谷兆祺不仅是传播西方水电新技术的“盗火者”，而且他在岩锚吊车梁的设计理论方面也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得知这本书的主题后，有老师曾经提醒他把调研到的技术经验同时写成学术论文发表，为评教授做准备。谷兆祺卻干脆地说：“我没有时间再去做论文了。评职称只是我个人的事，写这本书对国家更有用。”至于个人利益的得失，则完全不在谷兆祺的考虑范围内。

挪威的水电技术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然而谷兆祺在学习过程中一直不卑不亢，对祖国的热爱与自信更是有增无减。他在挪威科技大学研修访问期间，还专门为相关院系的师生作了一场关于中国水电事业发展成就的报告。谷兆祺的报告深深震动了以水电为傲的挪威人—原来中国在水电方面也有如此不俗的成就！因为这场报告，也因为谷兆祺为中挪两国水电事业交流作出的不懈努力，挪威水电系统中有很多人对“谷教授”（Professor Gu）和他身后蓬勃发展的中国水电事业留下了深刻印象。

从挪威回国后，谷兆祺积极筹办了中挪水电技术研讨班，邀请挪威专家来清华讲课，国内很多设计院所都派代表参加学习，不少总工、总设计师因之受惠。得益于谷兆祺打下的良好基础，清华水利系至今仍与挪威科技大学、挪威工业研究院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挪威科技大学的教授还曾专门派研究生到谷兆祺门下进修，到中国水电工程工地实习。退休后的谷兆祺组织相关专家翻译了挪威为总结本国水电发展的经验出版的一套多达17本的系列丛书，书籍最终以《挪威水电发展》的中文名称出版。

“不管去到哪个国家，谷兆祺总是说，比不上中国的大好河山，他是真的深爱我们这个国家并为之骄傲。”夫人陈方说。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1993年，谷兆祺退休了。然而，他心中始终牢记老校长蒋南翔“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的教导，他放不下那么多学生、那么多工程、那么多祖国的山山水水。直到耄耋之年，谷兆祺依然满头黑发，他喜欢唱《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干起活来常常忘了自己的年纪。1993年—2008年这15年间，谷兆祺保持着平均每月出差一次的频率，坚持奋战在工程第一线，直到病重卧床，无法再亲临现场。退休后，谷兆祺接手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密云水库的全面安全检查。曾经参加密云水库设计、建造、维护全过程的他，在1994年密云水库迎来历史最高水位的紧要关头，义不容辞地挑起了守护水库的重担。

密云水库工程项目众多，包括潮河、白河两大枢纽，7座主副坝、7条隧洞、3大溢洪道、电站及各种闸门等，技术涉及结构、土力学、水力学、水文、地质、水环境等水利系的所有专业，情况极其复杂。为了做好这次全面安检，谷兆祺召集了三十余位老教师，带领数十位研究生和本科毕业班学生奔赴密云水库。“爬大坝，钻隧洞，进电厂，攀闸门，查阅资料，核算结构，取样实验，现场检测……无论严寒酷暑，谷兆祺都亲赴现场检查和指导。”在他的带领和感召下，这些各自领域的老专家义无反顾地表示：“你说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数九寒冬，谷兆祺的嘴唇冻紫了，手冻僵了，还是精神抖擞地带领师生，穿着水靴，钻进隧洞一一检查。这感人至深的场景深深印在水利系教师才君眉的脑海里，也烙印在年轻后辈的心里。经过一年半的苦干，师生们对水库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检查，编写出七十余份专题报告。年事已高的张光斗先生也一直关注和指导安检工作，经常听取谷兆祺的汇报，亲自审查、修改每一份报告。这项成果为水库加固与改建提供了详尽的依据，对首都的防洪安全及供水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退休后的谷兆祺，时刻牵挂着他的水库、电站。他参加了三峡工程、溪洛渡工程、向家坝工程的设计和质检工作；帮助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四川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华能集团康定公司、涪江公司等设计环保型水电站，并组织了一支经验丰富的队伍参加南水北调，研究大西北调水、雅鲁藏布江开发以及三门峡第三次改建等重大课题，帮助解决黄河、三门峡水库的泥沙淤积问题。十多年间，谷兆祺为我国许多大中型水电建设项目做了上百项科研课题，总经费达1，800余万元；为各项工程提供了上百份的报告，解决了许多“疑难杂症”。

为了把多年积累下来的成功经验和教训及时传承给年轻一代，谷兆祺组织一些有经验的离退休教师共同撰写了《水利水电工程经验及案例分析》一书，以及相关的一百多篇文章，系统总结了清华水利系五十多年在科研、设计、生产方面的知识积累。直到病重前夕，谷兆祺一直在为国家的水利事业贡献全部的光和热。“爸爸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到晚年很多事都不记得了，但是关于水利的记忆从不含糊。像密云水库的库容量、历年降水量这些数据，他一直都记得清清楚楚。”谷兆祺的小女儿、北京四中特级教师谷丹说。

奉献了一切的人生“如愿以偿”

2016年7月，病榻上的谷兆祺委托夫人陈方来到清华校友总会，捐赠多年积蓄的80万元，设立“清华校友—谷兆祺励学基金”，资助经济困难、学习勤奋的学生完成学业，成才报国。直到身后，按照他的遗愿，家人又把他最后一个月的退休工资和近二十万元丧葬费悉数捐入励学基金。

走到人生边上，谷兆祺选择了一切都“不留”。他和孩子们的家庭再普通不过，但家人们觉得他的决定也再正常不过—谷兆祺一生从未大富大贵，却总是无比慷慨。只要遇到需要帮助的人、可以促成的事，他就会毫不犹豫地解囊相赠、倾囊以授。

谷兆祺最关心教育。20世纪90年代初，他经常利用出差间隙，到附近的农村小学看望学生。看到孩子们在简易搭建的教室里，顶着风、淋着雨坐在地上听课的情形，谷兆祺心中很不是滋味。当时，正值清华1946届、1947届、1948届校友发起“希望工程”建设的募捐活动，计划在河北易县建一所希望小学。谷兆祺一次性捐出了2，000元，这是他好几个月的工资。在学校的落成典礼上，谷兆祺郑重承诺：“我会尽我所能帮助学校发展。如果我不在了，就由我的女儿继续来做这件事。”1998年—2008年，谷兆祺坚持每学期向易县希望小学捐款，从未间断。1997年，谷兆祺在电视上看到一部讲述贫困山区代課教师清贫奉献故事的纪录片，当即按照片中提供的地址给教师们汇款并建立联系，长期向他们提供资助。对他接触到的贫困学生，谷兆祺几乎是“有求必应”—资助他们的学业，关心他们的生活成长，维修配置好系里换下来的二手计算机送给他们，并把当地教师接到清华培训……他像一枚温暖悠长的火种，拨亮贫困山区的红烛，用教育的力量改变了数十位贫寒孩子的命运。

在易县清华希望小学、阜平县同心希望小学，谷兆祺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一条纽带，将关爱和善意源源不断地传递下去。在谷兆祺的带动下，他的家人和学生们也参与到扶贫助学活动中。有的学生义务为希望小学讲课、为教师作培训；有的已在美国生活工作多年，仍然坚持每年资助希望小学的贫困生。在亲人、同事、学生和所有得到过他帮助的人的记忆里，来自谷兆祺的那份关爱和温度永远那么自然、及时，甚至无需言语。第一次脑梗发作住进北医三院，得知同病房的患者经济拮据，谷兆祺嘱咐自己的研究生代他把治病钱送到了病友家人手中。每到冬天，清华工会俱乐部旁冰封的荷塘都会成为大人小孩嬉戏溜冰的乐园。几乎没有人知道，是谷兆祺和其他几位教授出资雇人每天泼水、扫地，维持冰面的厚度和清洁。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谷兆祺的逻辑很简单：他只是觉得自己并没有更多的需要，觉得自己有能力去帮助别人，所以就这么去做了。女儿们支持他把积蓄悉数捐出的逻辑也很简单：“妈妈自己有退休工资，加上我们的供养，后半辈子衣食无忧，就行了。”谷兆祺的父亲当年未能实现的捐献遗体用于医学研究的心愿，在近半个世纪后由谷兆祺实现了。女儿们说，她们将来很可能也会像父亲一样。与谷兆祺携手走过七十载风雨的陈方最懂他的性格：“谷兆祺一生热爱祖国，所想的就是尽最大能力做好工作，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最终，他如愿以偿。”

如愿以偿的谷兆祺走得平静、安然。同事和学生们去家中为他送行，映入眼帘的是老旧的家具和起皮的木地板。就连摆放鲜花和遗像的桌子，都已经非常破旧了。他们怀念谷兆祺，怀念他精致详尽的图纸、清晰准确的论断、一往无前的身影，怀念他带领他们见识过的山山水水和大小工地，怀念他为他们一一拍摄、冲洗和寄送的照片，怀念他深沉、浑厚而富有感染力的歌声，怀念他永远的乐观、淡泊和精神的富足。而在大女儿谷承的记忆里，最快乐的是爸爸在夏天傍晚载着她，飞快地骑车到大礼堂前给她买五分钱的冰棍；最感激的是在那个鼓吹读书无用的年代里，爸爸骑车到知青点给她送去两本高中课本，让她在劳动之余不要放弃学习：“中国的未来不能没有知识，中国的未来一定需要知识。”

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轰轰烈烈。谷兆祺用一生的学识、坚守和奉献，诠释了做好一名普通教授、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和一位普通父亲的充实与幸福。他像一滴晶莹剔透的水珠，汇入江河，渗入泥土，润物无声……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新清华》编辑部）

[责任编辑：于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