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刘梅

内容摘要：曹禺的《日出》在文坛上被公认为成功的收获，对它的评论也有很多。但《大公报·文艺》作为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副刊，是最早对其作出批评的刊物。本文试从1936年12月份与1937年1月份《大公报·文艺》对《日出》的集体批评，以及曹禺对这次集体批评的回应出发，来探究《大公报·文艺》集体批评对《日出》最初面世经典性地位的确立作用。作家与评论家之间良性的互动，对于当今这个不太纯粹的文学批评界，建立起一个良好的评论环境，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与价值。

关键词：《日出》 《大公报·文艺》 经典性 文学批评界 借鉴

《日出》是著名剧作家曹禺的代表作之一，《大公报·文艺》是萧乾主持的。萧乾组织了十五位评论家，对《日出》进行集体批评，分两次刊出。第一次是在1936年12月27日天津《大公报·文艺》上刊登的，评论家包括谢迪克、李广田、杨刚、陈蓝、李影心、王朔。第二次是在1937年1月1日刊出的，有茅盾、孟实、叶圣陶、沈从文、巴金、靳以、黎烈文、荒煤、李蕤。这次阵容的强大在中国戏剧史乃至文学史上都是破天荒的，基本上集中了当时最有影响的新文学作家。

在戏剧正逐步发展的背景下，这些学者怀着鼓励的态度，对曹禺的《日出》给出了中肯公正的评论。曹禺也进行了积极的回应，写了《我如何写<日出>》（《<日出>跋》），还因其作品《日出》被评为大公报廿五年度文艺奖金当选人。目前学界大多是将《大公报·文艺》对《日出》的集体批评作为对曹禺的《日出》引起重大反响的一个重大标志而一笔带过[1]，但它与曹禺的回应《我如何写<日出>》，对于《日出》一刊出之后就大获成功的推动作用方面，显然还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