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兵

200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因《金色笔记》而被称为“女权主义先锋”的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在她生命的暮年对自己当年亲身参与的女性运动充满了失望，并为这个“女权先锋”的头衔懊恼不已，在接受采访时，她说：“女权主义者希望从我身上找到一种其实我并不具备的东西，那种东西其实来自于宗教……他们希望我能说这样的话：‘嗨，姐妹们，我与你们同在。我们共同战斗，为了迎来一个再也没有男人的金色黎明。”她甚至刻薄地宣称20世纪60年代的女权运动因为过于“以意识形态为依据，浪费了女性的潜能”，使得其实质扭曲为“看我屁股的运动”。莱辛的说法尖刻，但未必不是有益的提醒。而且，莱辛的反水其实勾勒出了女性主义写作观念递变的一个大致轨迹——在埃莱娜·西苏和露丝·伊利格瑞等张扬女性身体之主体性的理论在全球显示其广泛影响的同时，在法国已经有了不少质疑的声音，这些质疑认为“女人本性”与“女性差异”的本质是乌托邦式的，诸如肖瓦尔特和斯皮瓦克等美国的女性主义研究者也对这一意义的女性写作表示了怀疑。

借由这个大背景观照自1990年代以来蔓延到新世纪的女性文学，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本土的女性写作者也在用自己的创作实践画出大致同样的路线，无论是林白从《一个人的战争》到《妇女闲聊录》的急遽转变，还是铁凝对“第三性”写作立场的强调，抑或是迟子建的“性别和谐论”的主张和严歌苓“超越女性视角”的表述，这些在1990年代女性写作浪潮中具有表率意义的作家都对冲出男权围城的叛逆写作姿态以及以身體为中心的写作策略表达了反省或拒绝，以为过于强调女性立场会落入新的画地自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