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胜窑瓷是先民顺势创新的结晶

2018-07-06张山梁

闽南风 2018年6期

张山梁

1602年，在阿姆斯特丹拍卖会上，荷兰人拍卖了俘获葡萄牙“克拉克”商船上的中国瓷器，引起了商界的轰动和学界的关注。这些来自中国的瓷器一时间轰动整个荷兰乃至整个欧洲。但在当时，人们无法知道这些瓷器的原产地，只好以商船号命名，称之为“克拉克瓷”。几百年过去了，经过文物考古工作者的艰辛付出，这些被冠以洋名字的“克拉克瓷”原产地神秘面纱终于被揭开——就在今天福建省平和县的南胜镇、五寨乡一带。因此，“克拉克瓷”的正名应该称为“南胜窑瓷”。

那么，这个令世界轰动的“南胜窑瓷”生产技术究竟源自哪里？始终众说纷纭，说法不一，没有一个令人信服、有据可查的说法。在如今，无论是在杂志报纸，还是官方文件，或者导游口中的，大多云云如是：“ 1513年，平和芦溪等处，农民起义声势浩大，时任地方军事长官的王阳明率部平定农民起义后，为安定地方，选留随军兵众。王阳明所部多来自江西，其中不乏陶瓷方面的能工巧匠。”也就是说，大部分人认为：“南胜窑瓷”的生产技术是源自王阳明率兵平乱后，留下部分景德镇籍制瓷能工巧匠的士兵所传授的。对于持这一说法的原因，并无确凿的文字记载，更多是推理衍生而来的，无非是认为：当时，王阳明巡抚南赣汀漳等处，从江西率兵入闽平漳寇，所带之兵是江西人氏，而江西景德镇是制瓷重镇，误以为这些江西籍士兵就是制瓷师傅，加之思想上有“傍上王阳明这位历史名人，可以增加瓷器的含文量”作祟，硬是将王阳明与“南胜窑瓷”扯上关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些学者、研究人员的志书版本意识不足，导致引用志书描述条目记载内容与编修年代张冠李戴，时间年限错乱。如将万历癸丑的《漳州府志》有关瓷器的描述记载说成是万历癸酉的《漳州府志》所记；又如将清康熙己亥《平和县志》有关瓷器的描述记载说成是明嘉靖乙巳的《平和县志》所记。

之前，笔者曾通过对王阳明入闽平漳寇的线索分析，认为：“南胜窑瓷”的生产技术并非由王阳明所率江西籍制瓷能工巧匠的士兵传授的。理由有二：一是明正德十一年（1516）十月二十四日，朝廷给王阳明的敕谕明确：“尔前去巡抚江西南安、赣州，福建汀州、漳州，广东南雄、韶州、惠州、潮州各府及湖广郴州地方。”[1]而景德镇所在的饶州府不属于王阳明巡抚的“八府一州”范围。当时官府一般就地招募士兵，以便管理，这点可从王阳明的《预整操练》所记“除耕种之月，放令归农，其余农隙，俱要轮班上操”[2]可以得到印证。也就是说，王阳明入闽平漳乱所率的江西籍士兵大部分是南安、赣州二府之民众，而不是来自瓷都景德镇的饶州府。二是王阳明于明正德十二年（1517）春，“选兵二千，自赣起程，进军汀州”[3]，打响漳南战役。之后，鉴于“南（安）、赣（州）盗贼猖獗，方奉钦依敕谕来剿，师期紧迫，军马钱粮，必须调度”[4]之因，于四月十三日班师回军上杭，四月二十九日经瑞金回赣，并将时任汀州知府的唐淳带到江西，率兵投入“平横水、桶冈诸寇”。可见，当时的王阳明奉谕征剿闽粤赣湘四省交界的盗贼，存在兵力不足、捉襟见肘的现实情况，乃至于将汀州知府也得入赣统兵平寇。可以推断，王阳明“将入闽平漳寇的江西籍士兵留在平和生产瓷器”的可能性不大。

既然“南胜窑瓷”的生产技术并非由王阳明所率江西籍制瓷能工巧匠的士兵传授的，那又是源自哪里？最近，因陪同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的领导到南胜窑址考察，与相关专家、学者交谈，受到启发，试图从四部《漳州府志》对瓷器条目描述记载的变化，来了解平和窑瓷的发展，探究“南胜窑瓷”的生产技术来源。

明正德癸酉《大明漳州府志》卷之十《诸课杂志》记述：“白瓷器出漳平县永福里。黑瓷器出南靖县河头。青瓷器出南靖县金山”[5]。在明正德八年癸酉（1513）年之时，也就是明正德十二年（1517）王阳明入闽平漳寇之前，那时南靖县的金山就有生产青瓷器了，在南靖县河头（今平和县九峰镇）生产的瓷器并非青瓷器，而是黑瓷器。这一记述，提供了一个信息：在王阳明尚未入闽平漳寇时，漳州先民就已经掌握了制造青花瓷的生产工艺了，不存在“王阳明入闽平漳寇留下士兵传授”一说。倘若之前南靖金山青瓷器的制瓷技术是源自景德镇，也非王阳明所率江西籍士兵所传授。

再过一个甲子，明万历元年癸酉（1573）《漳州府志》依然这样描述：“白瓷器出漳平永福里。黑瓷器出平和河头。青瓷器出南靖金山”[6]“黑瓷器出（平和）城东”[7]。我们可以从这一记述了解到：在王阳明入闽平漳寇之后的近60年岁月里，平和乃至整个漳州地区的瓷器生产格局、工艺技术都没有发生变化，也还没有出现“南胜窑瓷”。假如王阳明有留下江西籍士兵传授新的瓷器生产技术，定将对平和的瓷器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过了40年后的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漳州的瓷器生产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南胜窑得到迅速发展，成为当时漳州瓷器的主要生产地。明万历四十一年癸丑《漳州府志》记载：“瓷器，出南胜窑者，殊胜他邑，然亦不甚工巧”[8]。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漳州瓷业在这段时间里的产生裂变的呢，我们不妨看看当时的社会背景，从中不难看到漳州月港兴盛对漳州瓷业发展的影響。“明景泰到天启年间（1450-1627），月港从一个民间贸易自由港口发展成为我国东南沿海外贸中心，兴盛持续近200年之久。”[9]特别是万历年间，月港贸易吞吐量出现了“井喷”现象，达到一个鼎盛时期。明万历十七年（1589）之前，由月港出航的海外贸易船仅限而未定其航行地点；到明万历十七年（1589），开始限额，每年限船88艘，后来又增加到117艘；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再增加20艘，达到137艘。贸易物种也激增，据《陆饷货物抽税则例》所载，明万历三年（1575）仅55种，明万历十七年（1589）增至83种，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达到116种。在内河航道上，开辟了一条从月港起航，经石码、福河进入九龙江西溪，向上游航行至平和县小溪的“西溪航线”。在这贸易量激增的同时，作为漳州对外贸易主要物种之一的瓷器，需求量自然而然相应增加，但作为漳州瓷器主产地的南靖金山窑、平和河头窑所产的瓷器满足不了贸易客户的需要，加上平和河头窑址距“西溪航线”码头小溪还有一段较长的陆路，不利于大量货物的运输。这时，平和先民顺应月港兴盛、出口瓷器激增的经济发展态势，吸收了南靖县金山窑青瓷器、平和河头窑黑瓷器的生产技术，利用南胜、五寨沿溪两岸丰富的瓷土原材料，融合创新发展制瓷工艺，生产出“殊胜他邑”的南胜窑瓷，大量出口海外，成为漳州窑的主产地。当然，至编修明万历癸丑《漳州府志》之际，南胜窑瓷的生产时间并不长，存在“不甚工巧”的问题。

从以上三部不同版本的《漳州府志》对“瓷器”条目的不同记述，可以看出，南胜窑兴起于1573～1613年之间，制作工艺并非王阳明所带之兵所传，而是平和先民顺应朝廷对外贸易政策的天时、月港兴盛以及沿溪瓷土资源丰富的地利，学习吸收了周边先进的制瓷技术，融合创新发展的。

到了清代，南胜窑的制瓷工艺已炉火纯青，不存在“不甚工巧”的问题。正如清光绪三年丁丑（1877）《漳州府志》记载：“瓷器，出南胜窑者，殊胜他邑”[10] ，不再有“不甚工巧”的描述。说明，从明万历年间开始到清末时期，南胜窑瓷始终是漳州瓷器的主要代表之一。在清康熙五十八年己亥（1719）《平和县志》也记载：“瓷器，精者出南胜、官寮，粗者出赤草埔、山隔。”[11]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南胜窑经过一百年的發展，到了不晚于清康熙年间，南胜窑瓷就屡出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