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躁郁症患者的两极人生

2018-07-05周小琪

东西南北 2018年9期
关键词:双相病友训练营

周小琪

1995年的一个冬日,24岁的北京人陈阳被两名同事“押”上了从深圳回京的飞机。

置身于3万英尺的高空,除了发动机的轰鸣,陈阳听不见任何声音。不安和焦虑一点点侵袭了他,憋了好一会儿,他终于忍不住了,使出全身的劲儿朝舷窗大喊。

同事们并不意外。此前,他在深圳的公司里雄心勃勃地说自己“发现了不得了的新定律”、“该得诺贝尔奖了”。

飞机一落地,陈阳就被父母带到了北京最有名的精神病院之一——北京大学第六医院,被确诊为“躁郁症”。

躁郁症学名“双相情感障碍”,和抑郁症一样,是心境障碍的一种。所谓“双相”,是指患者的心境会在两种极端状态下波动——时而登上躁狂的高峰,时而陷入抑郁的低谷。

在中国,像陈阳一样的躁郁症患者约有700万。

情绪上的过山车

上世纪90年代,人们对抑郁症、躁郁症等精神疾病缺乏认知,经常把患者称为“神经病”。“说你有神经病,那不就是句骂人的话吗?”陈阳现在的妻子燕子说。

燕子也是躁郁症患者,并因此结束了第一段婚姻,后来才找到陈阳。燕子第一次发作是1990年夏天,刚生完孩子,她就有了产后抑郁。

原本活泼外向的人突然安静下来,每天躺在床上发呆,不吃不喝,十天半月才洗一次澡。亲友同事前来探望一律不见,连看见孩子都觉得“烦死了”。

孩子奶奶看不惯,抱着孩子在旁边挖苦:“你看看你妈,成天睡,也不起来。”谁也没认为这是病。

过了两三个月,燕子的“懒”病一下好了。半夜两点多就醒,打了鸡血一样跑到厨房里擦洗抽油烟机。燕子的母亲起床上厕所,看见她吭哧吭哧干活,不明所以。“你看我,好了,可爱干活儿了。”说话时,燕子头也没抬。

那之后,燕子每天都有使不完的精力。儿子没用的纸尿裤被她一遍又一遍地叠,方方正正摞一排;在菜市场气冲冲地为陌生人打抱不平,把周围的人都吓跑了;一跟人聊天就收不住,说到嘴角冒白沫还停不下来……

那段时间,她的情绪就像坐过山车,忽高忽低。她只顾享受那种被抛到高空的快感,察觉不出任何问题。直到有同事建议她到医院看看,她才知道自己得了躁郁症。

燕子的症状,正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国际疾病分类”第十版(ICD-10)。其中指出,患者躁狂发作时,会出现睡眠减少、活动及言语增多、思维奔逸、自我评价过高等症状;抑郁发作时,则会丧失兴趣和愉悦感、精力不济、有自伤或自杀倾向。

“躁郁症的识别率、就诊率很低”,北京回龙观医院抑郁症病房主任陈林说,很多人会把抑郁或躁狂发作当成单纯的“情绪问题”,不会重视。现有研究显示,当人们首次出现抑郁或躁狂症状发作后,平均要滞后8年才能首次被诊断为患有双相障碍、得到治疗。

“自杀风险高过抑郁症”

被确诊为躁郁症后,燕子从医院领回一堆药:稳定情绪要吃碳酸锂,抑郁要吃阿米替林;阿米替林可能造成锥体外系疾病,要吃安坦预防……

药的用法用量十分讲究,一方面治疗躁狂或抑郁,一方面防治副作用,另一方面还要让患者保持情绪上的平衡稳定。“不能摁下葫芦浮起瓢。(否则)把躁狂压下去,一下压到抑郁那边去了。”陈林说。

燕子非常抗拒吃药,每次都随便吃几颗应付家人。只几天的工夫,她就动不了了,全身僵直,鞋都穿不上,说话痉挛似的。

医生一看,这是典型的锥体外系问题,燕子肯定没吃安坦。

对于绝大多数患者来说,躁郁症很难治愈,一旦发作,必须靠药物把病压下去。抱着侥幸心理,燕子自作主张停过几次药,每次都不可避免地复发了。“一复发原来的药就起不了作用了,必须得换新药,特别麻烦。”从那以后,燕子再也不敢怠慢。

陈阳也自己减过药,“用手术刀把药片切十六分之一下来吃”。和燕子一样,他也复发了,而且后果更为严重——陈阳陆续出现了幻听、幻视。

2012年秋天,陈阳无法承受这样的负担,趁着燕子在外地出差,第一次选择了自杀。

陈阳吞了三四瓶抗精神病的药物,幸好被母亲及时发现,送到了北医三院。

陈阳在医院住了没几天,脑子一浑,从医院跑了,鞋都没穿。整整一夜,他从塔院走到了右安门。第二天一早清醒了,才从路边的小卖部借来电话,联系上家人。

令燕子没想到的是,这次治疗一年后,陈阳又用刀片抹了两次脖子。幸运的是,陈阳两次自杀都没伤到动脉。靠着燕子,他从死神手里把命捡了回来。

陈林说,像陈阳这样的情况,已经进入了躁狂的最晚期阶段:头脑混乱、妄想症、幻觉和严重的焦虑。“所以,躁郁症是一种自杀风险非常高的疾病,甚至要高过抑郁症。”

“上帝分配的苦难也就这些”

自从二十多年前查出躁郁症,陈阳就从深圳的公司辞职;2011年,又与前妻分手。此后,他每复发一次就辞职一次,等病情稳定了再换一家新公司,外企、私企、国企全都干遍了。

他很忌讳和别人说起自己的病,不愿受到特殊照顾,更不愿因为疾病遭人白眼。

在躁郁症患者的生活中,不被人理解、甚至受到歧视的情况并不稀罕。许多病人和家属都想掩盖患病的事实,生怕被人另眼相看。

陈阳和燕子相识的“阳光工程心理论坛”(下称“阳光工程”),是中国最早抗击抑郁症、躁郁症等精神疾病的互助平台之一,聚集了18万余名患者和家属。

“随郁而安”训练营是“阳光工程”组织的一项线下活动,开始于2017年11月。在这里,一群经历相似的人聚在一起,根据不同的主题分享经验,互相支撑、互相激励。主题包括“治疗之外的‘自救与‘陪伴”、“打破亲密关系里的纠结”等等,每次不同。活动时,病友和家属平摊经费,“领导者”的职责由大家轮流承担。

“在美国,这样的形式非常普遍。”居住在美国的躁郁症患者紫叶说,她参加过几个与训练营形式相似的互助小组,效果非常好。但是在中国,这种活动“只有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才有”。许多病友和家属,从未参加过。

3月10日,北京市东城区的一家餐厅里,40名心境障碍病友和家属参加了训练营,许下2018年的新年愿望。只有在這样的场合下,他们才不会被视作“异类”,才敢毫无顾忌地讨论自己的病情,诚实地面对自己。

已经大四的蒋悠悠,病情早已稳定下来,顺利找到了一份国企的工作。再有几个月,她就会拿到毕业证,被派到某个拉美国家做对外贸易。新的一年里,她期待着开启一段全新的生活,尽管距离上一次复发才过了一年。

去年春天,蒋悠悠去西班牙做了一个学期的交换生。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抑郁又一次向她袭来。头两天,她成天闷在房间里,瘫在床上动也不动。她告诉自己,再这样下去,人就废了。

第三天,她强迫自己跳下床,揣起相机,推开门。她看到温暖刺眼的阳光,路边盛放的鲜花……

蒋悠悠掏出相机,对准了他们。取景框里,每个人都笑意盈盈。理所当然地,她也跟着笑了起来。

那是蒋悠悠最开心的时刻。她想,即使余生都要和躁郁症如影随形,至少那一天,她勇敢地打败了它。

训练营里,陈阳也分享了他的新年计划:新的一年,要努力减肥。

5年前,两次自杀未遂的陈阳,办理了病退手续。此后,他自学考取了三级心理咨询师,还学做社工,全身心投入到公益事业里。每隔一周,他都会去四季青敬老院陪伴老人,还经常张罗组织各种病友聚会。

得病23年,他早把一切看透了。“人这一辈子不是碰见这个坎,就是碰见那个坎,”陈阳说,“上帝给你分配的苦难也就这么些了,我们摊上了神经病,别的事可能就没摊上。”(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胡婷荐自《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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