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艳军

摘要：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其本质是传播。受传播学拉斯维尔5W经典传播模式启发下的译介模式，从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译介效果五个方面研究译介的成功要素。本文以《北京折叠》的成功译介为例，探析5W译介模式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启发。

关键词：5W传播模式；译介；《北京折叠》

一、引言

在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今，推动作为“软实力”范畴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已经成为时代的迫切诉求。要使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之一的中国文学在国际文坛和读者中获得认可已经成为国内读书界的心头大事。2012年12月中国乡土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终使国民的“国际文学大奖情结”得以释放。2015年8月，中国作家刘慈欣的长篇科幻小说《三体》，获得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刘慈欣成为首个获得雨果奖的亚洲作家。2016年8月，中国80后作家郝景芳的《北京折叠》获得第74届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折桂喜讯接二连三，国内学界在喜悦的同时开始了对中国文学，尤其当代文学，成功走出去的模式开始了思考，试图找出获奖背后的种种因素。翻译对这些大奖的贡献因素则成为了译学界关注的焦点。莫言本人曾表示，“翻译的工作特别重要，我之所以获得诺奖，离不开各国翻译者的创造性工作。”诸多媒体对翻译助力莫言获奖也都有报道。本文从传播学角度研究郝景芳作品的译介，探析推动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去的成功译介模式。

二、译介学和拉斯韦尔传播模式

译界学者谢天振教授长期致力于译介学研究，他认为译介学研究对中国文学更好地走出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译介，译为翻译，介为媒介，译介学即从媒介学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研究。译介学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的转换问题，而是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谢天振主张把翻译行为的结果作为一个既成事实加以接受，然后在此基础上展开对文学交流、影响、接受、传播等问题的考察和分析。传播往往是译介成功与否的关键。国内学者吕俊在1997年就曾将翻译学定义为传播学的一个特殊领域，认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交流与交换的活动，其本质是传播。

如何实现有效传播是传播学的主要课题。传播学奠基人之一，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式是传播学的经典理论，对指导有效传播有着经久不衰的价值。他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中提出了传播的五个基本构成要素。

把拉斯韦尔这五个要素放到翻译传播活动里，就分别对应了“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和“译介效果”，并由此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译介模式。2013年，鲍晓英在《中国文化“走出去”之译介模式探索》里提出了该传播模式对应下的译介模式。接着在2014年发表论文《“中學西传”之译介模式研究——以寒山诗在美国的成功译介为例》，鲍晓英首次论证了此译介模式的可行性。

三、从拉斯韦尔传播模式看《北京折叠》的译介模式

（一）译介效果

传播效果在整个传播活动的五个要素里居于最后，但是在传播学研究里它确是最受重视的一个要素，所有的传播活动，都期待好的传播效果，没有传播效果的传播行为是没有意义的。翻译活动中，译介效果也是检验翻译活动成功与否的重要尺度。雨果奖是“世界科幻协会”（World Science FictionSociety，简称WSFS）所颁发的奖项，堪称科幻艺术界的诺贝尔奖，《北京折叠》荣获雨果奖74届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其译介的成功已是眼前的事实。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和译介受众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影响着译介效果。

（二）译介主体

翻译界关于翻译主体一直有不同看法，译者、读者、作者都曾在不同程度上被考虑在内，但其中最主要的还是译者。文学译介的主体还包括译本传播中发挥作用的赞助者、出版机构等其他主体，但译者依然居于译介主体的核心地位。中国文学作品外译的译介主体主要有三种模式：其一为本土译者模式，如许渊冲，张培基、汪榕培等以中国文学作品外译为己任的翻译家。上个世纪后期由国家机构主持的《熊猫丛书》和《大中华文库》对外翻译工程，主要有中国本土译者担任翻译。中西译者合译模式可谓第二种，如杨宪益与妻子戴乃迭（GladysMargaret Taylor）合译了多部中国历史名著；葛浩文（H0wardGoldblatt）与妻子林丽君合译了不少现当代中文小说。也有国家机构参与搭建起中外合译的合作桥梁的，如2009年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启动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其三为西方母语译者模式，如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美国汉学家葛浩文（HowardGoldblatt）、瑞典汉学家马悦然（Coran Malmqvist）等，他们怀着对汉语语言文化的极大热情将中国文学作品带入自己的国家，乃至推向世界戴上桂冠。有人认为海外华裔译者为中国文学作品外译的另一种译介主体模式，笔者认为，海外华裔译者的目的语语言文化素养和对源语语言文化的了解非常相近，故可归为一类。

传播学认为，传播主体的形象对传播效果有一定影响，传播主体若和传播受众同属相同或相似的语言文化场域，那么“自己人”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信息传播的有效度。传播学还认为，传播的信息应该符合传播受众的信息符号系统，如果传授双方不共享一套信息符号系统或者彼此差异较大，传播效果会严重受阻。以此看来，西方母语译者模式或至少有西方母语译者参与的第二第三种译介模式更有利于中国文学作品的传播。母语译者确保了传授双方的信息符号系统一致性和相同的语言文化场域，更能把握目的语在语言和文化的规范性，地道性，可接受性。“自己人”效应也在译介过程中得以充分发挥。霍克斯译本《红楼梦》在读者借阅量，研究者引用率，发行和再版量等方面都远胜杨宪益译本，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传播学还认为，传播者缺乏对环境的认识，就会阻碍传播效果，传播者的地位对于他能在多大程度上发送、组织、利用和回应讯息也具有很大程度的相关性。如果传播者的地位高、信誉好，那就意味着受众会更加认真地对待他发出地讯息，其传播的讯息流动量要大的多。同理，胡安江教授认为，既熟悉中国文学的历史与现状，又了解海外读者的阅读需求与阅读习惯，还能熟练使用母语进行文学翻译，并擅长于沟通国际出版机构与新闻媒体及学术界的西方汉学家群体，是中国文学“走出去”最理想的译者模式选择和翻译群体。何明星也在《欧美翻译出版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现状及其特征》中通过收集整理1970年至2013年欧美出版中国当代文学英译作品比较有影响的59家出版机构及其出版的114部作品发现这些作品翻译的主体人群是欧美的中国研究专家和在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以及中国大陆出生移居欧美世界的海外华裔学者。《北京折叠》的译者刘宇昆（Ken Liu）生于1976年，8岁时与父母移民美国。刘宇昆为美籍华裔科幻作家，从事诗歌和科幻小说的写作与翻译，也致力于中美文化交流。刘宇昆已在在各大科幻杂志和媒体发表20多篇短篇小说，其中《手中纸，心中爱》（The Paper Menagerie）于2012年获雨果奖最佳短篇故事奖和星云奖最佳短篇故事奖；《物哀》于2013年获雨果奖最佳短篇故事奖。2014年，刘宇昆因为把《三体》等优秀中国科幻小说成功译介到西方，被授予第五届华语科幻星云奖特别贡献奖。刘宇昆翻译自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的第一部（The Three-Body Problem），获得美国科幻奇幻作家协会2014年度“星云奖”提名和世界科幻协会2015年度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刘宇昆有华裔背景优势，了解原作品的语言文化。自幼的海外生活赋予了他母语译者的语言文化素养，保持了与受众的信息符号系统和语言文化场域的一致陛。在科幻作品领域已经备受瞩目的身份让刘宇昆在译入语世界成为—个拥有很强传播力和引导力的译介人。那么，刘宇昆对于《北京折叠》这部科幻作品的翻译来说近乎是完美人设。中国科幻作家郝景芳的《北京折叠》于2016年获雨果奖，刘宇昆的译介功不可没，并从而再次论证了译介主体的重要性。

（三）译介内容

传播学认为受众的社会文化限制了宣传家对受众的影响，宣传家至多只能有选择地进行宣传。也就是说，宣传家只有顺势利用受众已经接受地语言和观念，适应受众的心理和文化，才更可能取得宣传的成功。翻译活动从文本选择开始。文本选择受到译者的立场，翻译目的，文化价值取向等因素影响，一些因素甚至都超越了译者个人的自由选择，受到读者审美，译入语历史，社会，文化，政治等很多意识形态因素的限制。如果译者个人意识形态与主流意识形态融为一体，译者在选择翻译题材时就会主动顺应主流意识形态，而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出版社，赞助者，也会对这种翻译题材的译介和传播起到促进推广的作用。

《北京折叠》是郝景芳创作的中短篇科幻小说。书中构建了一个不同空间、不同阶层的北京，可像“变形金刚般折叠起来的城市”，却又“具有更为冷峻的现实感”。故事多源自她自己的生活日常，记叙现实的人情悲暖。但小说创造了一个更极端的类似情景，书里的北京不知年月，空间分为三层，不同的人占据了不同的空间，也按照不同的比例，分配着每个48小时周期。大地的一面是第一空间，五百万人口，生存时间是从清晨六点到第二天清晨六点。空间休眠，大地翻转。翻转后的另一面是第二空间和第三空间。第二空间生活着两千五百万人口，生存时间是从次日清晨六点到夜晚十点，第三空间生活着五千万人，生存时间是从十点到清晨六点，然后回到第一空间。时间经过了精心规划和最优分配，小心翼翼隔离，五百万人享用二十四小时，七千五百万人享用另外二十四小时。在第三空间，垃圾工老刀一顿早饭要花一百元，老刀一个月工资一万元，而他希望能让自己捡来的孩子糖糖，上一月一万五学费的幼儿园，为了这个花费，他宁愿冒险去其他空间送信。

这样一部将故事背景设在中国北京，以科幻方式创作，又对现实生活有着独立思考的作品，极大满足了美国读者的期待视野。自美国人雨果，根斯巴克于1926年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份专业科幻小说杂志《惊异故事》，美国便以世界科幻文学的引领者把科幻文学以小说及影视等形式不断发展成熟，出产了无数世界范围内影响深远的科幻作品，如《E，T》、《星球大战》、《人工智能》，也培养了美国读者和观众对科幻作品的爱好。加上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北京已经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北京折叠》顺应了主流意识形态，满足了读者期待视野，这样的翻译文本已经拥有了它的译介在美国被成功接受和传播的前提。

（四）譯介途径

翻译出版是广义的翻译活动的一部分，出版的意义在于传播，翻译出版在整个译介活动中的实际意义不容忽视，翻译出版机构作为承载着翻译出版各个环节的社会存在之实体，显得尤为重要。研究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成功模式的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了跟国外出版社合作的重要性，尤其是知名高的出版机构。《中国出版》和《出版发行研究》等刊物已发表多篇文章论证翻译出版对整个翻译活动和译介成功的研究价值。在研究莫言作品在西方的成功译介模式时，诸多学者如鲍晓英等都明确指出知名出版机构的影响力对莫言作品的成功译介贡献突出。主要原因在于，国外出版社对于海外出版市场的运作规律更为熟悉，更容易把握读者的阅读心理和特点，推广发行策略也更有针对性。国内出版机构出版发行的中国文学的英译版，以《熊猫丛书》和《大中华文库》为例，在西方读者中的几乎无人问津，也从反面衬托了跟西方出版机构的合作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价值。除了国外出版社，和书报杂志这些译介模式，在互联网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网络这个媒介在传播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互联网的便捷迅速使得数字阅读，移动终端阅读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译介传播也应该充分利用这个优势。相当一部分读者对作品的了解和阅读都是在网络平台完成的。

雨果奖的评选也是在作品获世界科幻协会提名后采取开放性的网络投票程序进行的。

（五）译介受众

谢天振说，“一部在自己国家默默无闻的读物，通过翻译传到另一个国家却成了一部经典性的著作，这其中固然有译者的作用，但怎能离得开读者和接受环境的作用呢？”翻译作品，只有符合译人语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传统才更能被读者接受。美国是当今世界上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国家，拥有大批热爱科学的民众，美国人运用大胆的想象，将其对人类命运的关注，精神的探索和超强的灾难意识与发达的科技结合起来，成就了大量优秀的科幻作品，其科幻小说与科幻电影互相滋生，把美国的科幻创作推向了世界最高峰。科幻文学早已在严肃文学里登堂入室，美国不少大学都开设了科幻文学专业。每年的畅销书总少不了诸多科幻作品名列榜单，科幻作品在美国拥有广泛的读者和观众。而近年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中国早已是美国人嘹望世界的一个焦点，这片东方土地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使他们充满好奇。美国的影视里时时点缀着来自中国的元素，从传统习俗和经典智慧到现代经济，政治，文化。所以，一部背景设置在北京的科幻小说即使在自己的国家还依然默默无闻，但它在美国的出现完全顺应了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主张，满足了读者的期待视野，拥有了它被成功接受的受众基础。

四、结语

中国文学“走出去”这一承载着国家几代文人梦想的时代正悄然到来。诗歌，散文，小说，典籍等各种已完成的翻译作品都在为后来的翻译之路给予新的启示。诸多学者认为现阶段，西方汉学家进行中国文学的翻译，并且由国外出版机构翻译出版是比较有效可行的模式。胡安江说，“我们让西方读者首先了解我们文化的常规与思维模式，然后再谈进一步的改造与影响西方文学创作模式等后续问题”。从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和译介效果来探索中国文学对外翻译的有效途径，是现阶段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有效译介模式，其成功的经验在反复被验证中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