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欣明

摘要：八百年楚国之盛衰，造就了荆楚文化之辉煌，树立了影响深远的荆楚文化，而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为标志，形成了湖北近现代史上波澜壮阔的革命文化。荆楚革命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辛亥革命的首义成功提供了精神动力，也对湖北成为辛亥首义的发源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近代以来湖北由于其独特的历史原因和文化原因，逐渐形成了独具一格的革命文化，这种革命文化对辛亥首义产生了文化动力、舆论支持、思想源泉等积极影响与推动作用，也为荆楚文化的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提供重要依据。

关键词：辛亥革命：荆楚革命文化：影响

武昌首义的成功，有武汉九省通衢的地理优势、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清政府统治相对薄弱等因素，但还应看到革命志士表现出的革命精神和文化动力，它融合了中原文化与南方民族文化的诸多特征，继承了中国文化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开拓精神，成为推动辛亥革命的重要精神支撑。荆楚革命文化，是在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并与实现民族独立，民族复兴的历史任务结合在一起的，“回眸这块声色壮丽的舞台，这里还是林则徐禁烟的起点，张之洞洋务新政的基地，大革命巅峰的中心，“二七罢工”，“黄麻起义”的发难地。近代以来，自《天津条约》汉口被开埠到《马关条约》沙市被开，荆楚大地被逐渐卷入到民族危机的大趋势中，成为帝国主义侵略重点促使了民主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各阶层的广泛斗争。加之此前唐才常、林圭组织的“自立军”的起事共牺牲1000多人，以及1911年“文学社”的成立，留日部分同盟会成员在日本东京成立的共进会，这些都初步奠定了发动和组织群众工作的基础。此时，荆楚大地民族灾难加深，革命一触即发，革命文化逐渐形成和发展。

一、探源追溯：荆楚革命文化的特质

首先是“敢为天下先”的首创精神。“世人未为我敢为，天下未发我首发”这种精神具有爆发力，原创力，当初的楚国强盛赖于这种精神，辛亥革命则弘扬了这种精神，尽管革命过程困难重重，但革命党人不屈不挠，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同时在起义之后，接连成立军政府，颁布约法，尽快建立革命政权，以便通电全国，呼吁响应。与此同时首义从1911年初到11月28日汉阳失守，不到一年的时间，革命出现了种种挫折，但革命党人无不是抱着惊天地，泣鬼神，勇于抗争，不怕牺牲的精神投身革命的，武昌起义的胜利可谓是用巨大的牺牲换来的，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位革命者英勇牺牲，“金兆龙、熊秉坤怒杀陶启胜，纪鸿钧、王世龙三路围攻总督署，都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献身精神。”而群众也积极参军，同仇敌忾，成为一场可歌可泣的全民运动，先烈的革命精神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敢为天下先”不仅是革命文化的要义，更是楚人开拓进取、积极创新的一面大旗。

其次，集思广益、精诚团结的协作精神。革命党人善于团结散于各地的仁人志士。他们或是通过建立团体内部的联系，相互联络壮大革命队伍。或是在分歧和矛盾面前能顾全大局，如文学社与共进会，向来多有摩擦和纷争，但在革命大局面前善能求同存异，大成共识，为革命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同时，他们善于团结武装力量的新军，将新军从清政府统治下的武装力量转变成了反清力量，在新军的中宣传中，“成功将军队体系与自创组织联合起来，将清政府赖以维持其统治的军队变成了支持革命的力量。”而在起义中他们与群众公开联合，得到了群众市民的大力支持，形成了上下一心，协力革命的精神。

再次，耻于张扬、恪守内敛的隐秘精神。荆楚地区“地形复杂气候多变、山川怪异，生活其间的人们容易产生奇特的遐想，神秘的猜测。同时由于古代认识水平的有限，人们难以将自己与自然界分开，楚文化呈现出诡异神奇的文化特征。”而此地民众浓厚的鬼神信仰又网往往与巫术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使神秘的传统不断得到加强，逐渐形成隐秘性的特征。正如《韩非子·说难》所云：“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湖北革命志士正是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讲究策略，秘密行动，从而有助于革命的成功。湖北革命团体从光复会、自治团、武德自治社、振武学社，少至十人多则百人不等，他们采用非常灵活而又严格的方法，秘密行动。群治学会的会员万迪麻曾回忆：“当时的‘愿书不是事先印好的，而是各自用便条写好，经介绍人和负责人审查的，一二同志看过后就予以销毁，防止因保管不善而暴露。”文学社则以研究学术为掩护，酒馆、体操房，甚至天桥下，都是他们的活动场所，以学术研究为名，暗中拜盟换帖，团结同志。

二、精神砥柱：提升民眾的拼搏斗争意识

荆楚文化突出的表现为不屈不挠，勇敢，不服输的特性；在精神面貌上却又是激情争议，质朴务实的，两者刚柔相济，互为表里。《湖北通志》卷21讲到：“荆狄之地也，圣人立，必后至；天子弱，必先乱”，由此可见，湖北地区的人自古就多侠肝义胆的风尚底蕴。荆楚革命文化作为楚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突出成就，因此也传承了不怕牺牲，勇于抗争的精神。楚人的革命精神由不同时期的革命风尚组成，并最终形成独特的革命精神。西汉末，湖北京山的王匡、王凤在绿林山起义，给封建统治以巨大打击；元末，陈友谅成为南方红巾军的领袖，而在近代，湘鄂赣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的建立，可以说“荆楚革命文化是上承荆楚拼搏斗争精神，下启救亡图存的革命文化。”

近代以来一次次的失败告诉中国人，必须抛弃器物层面和中体西用、洋为中用的简单借鉴，必须将民族化和政治革命融合，建立民主立宪政体。在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荆楚革命党人怀着誓死的革命斗争精神，抱着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辛亥革命前夕，湖北人民进行了保卫铁路权益的斗争，湖北留日学生还在东京湖北留日同乡会成立留日两湖铁路协会，以湖北留日学生铁路会名义发表《致湖北当道书》，指出“借款于英法德美四国。……工程由外人，材料虽归汉阳铁厂供给，认可权仍操之外人。是则铁路之重要权限尽操于外人掌握之中矣。”表述了湖北留日学生对路权丧失于外人的极大忧虑。湖北的铁路风潮虽未形成四川那样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但在1909-1911年问，起到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加强群众斗争意识的巨大作用，使个阶层的民众从切身利益的丧失中，真正体会到了清政府的卖国、腐朽已经到了无药可救的程度，广大人民都纷纷投入到与清廷分庭抗礼的斗争中。

而在辛亥革命之中这种革命斗争意识也是愈发强烈，首先是文学社与共进会为了共同的目标进行联合斗争，两组织政治目标一致，在召开的联席会议上，刘复基申述了与共进会合作的必要性，又对蒋翊武有所规劝，共进会方面，邓玉麟也对孙武有所规劝。最后达成“万不可互争党员”的协议进行联合斗争。而在1911年10月爆发了各种事变再次体现了革命者们的斗争意识，小朝街军事指挥部在宝善里机关失事后坚决继续斗争，刘复基不满蒋翊武的犹豫不决，遂下令于半夜发动。而在此后的举义中，由于消息走漏，清总督瑞潋逮捕了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但在就义前，彭毫无畏惧的宣称“我就是革命党，我就是要为祖宗报仇的，除了满奴汉奸，都是革命党，你们杀也杀不完。”刘复基则高呼“要杀便杀，何必多问。”最后的杨洪胜则怒吼“好，只管杀，你们的末日就要到了。”各标营的党人怀着报仇的决心，于先前下达的命令做好准备，在10号晚发难，扑向楚望台军械库，围攻总督府。

革命党人通过自己的宣传组织，身体力行的准备和发动革命，前赴后继地拼搏斗争，不仅为武昌首义奠定了组织和军事上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形成了取义成仁，勇于抗争的革命精神，为辛亥革命的首义创造了文化氛围，使湖北成为当时革命气息最浓，革命队伍最为壮大的省份，真可谓鼓舞人心，催人奋进。

三、思想源泉：发扬了传统文化的爱国精神

荆楚现代革命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杰出典范，具有“强烈的乡土意识和怀乡恋乡的情怀”。弘扬爱国精神，历来是楚国贤良的人生理想，也是荆楚文化的重要精髓。从楚国名臣斗子文、屈原到汉代王昭君，直至近代，他们的爱国壮举无不诠释着荆楚文化的强大魅力，唱响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的历史最强音，成为许多革命党人的人生追求，荆楚现代革命文化也就必不可少的融入了救亡图存的爱国思想。

湖北的革命党人在辛亥时期高举爱国大旗，1903年，武昌学生集会于曾公祠反抗沙俄侵占我国东北地区，痛斥清政府的卖国行径。为了鼓动新军，刘静庵、张难先等人经常集会演讲，阐发爱国救亡思想，疾呼“中国醒！中国醒！”这些宣传给新军启发很大，邓玉麟在军队中演讲“甲午庚子之耻辱，肥革命不足以救国救种等语，泪随声下，闻者心动。”20世纪初叶的湖北如同一片干柴，爱国思想则如一把星星之火，革命形成燎原之势。湖北民众受爱国思潮的影响开始广泛的反洋教斗争，19世纪以来西方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所取得的传教自由，在湖北各地广建教堂。这与民间传统文化格格不入，激起矛盾，“宜昌教案”、“麻城教案”、“襄阳教案”、“黄安教案”、“枣阳教案”等等，虽然结果都以清政府赔款告终，但在本质上却是革命思潮深入民众，爱国斗争精神广泛传播的结果，构成了辛亥革命前湖北民众反帝爱国运动的组成部分。

爱国思想的深入也影响到了市民阶层，使市民运动风起云涌。由于帝国主义的商品倾销，使武汉三镇“市价步落”，商民们以经济绝交的手段来加以抵制。1904--1905年，先后宣布与德国洋行断绝贸易，并禁用英国麦加利银行票据。同年，上海等地发起抵制美货运动，汉口商会在华景街“集议抵制美货办法，到者甚为踊跃”。1909年武汉商民发起抵制日货的运动，武昌街巷遍贴“不用日货”的标语。“工人罢工，摊贩罢市，此起彼伏。”辛亥革命前夕，汉口人力车夫吴一狗事件，更是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清廷卖国的爱国斗争推向了新的高潮。1911年吴一狗在拖车自汉口英租借地区时被英保证打死，四个目睹的华人也被逮捕，更加激起了民众的爱国热情。

与市民爱国运动激进化互为表里的是武汉报刊的激进化倾向。从詹大悲主办的《商务报》到《大江报》，清政府偏袒洋人，镇压民众的态度激起了武汉舆论的严厉谴责。文学社成员詹大悲任总编辑的《大江报》对吴一狗事件作了真实报道，而农历六月二十二日发表副编辑何海明鸣题为《亡中国者和平》的短论，揭示如不亟起改革必致亡国。清政府面对这种情形立刻查封了《大江报》，审讯时，詹不惧法官，侃侃答之，“国民长梦不醒非大乱不足以惊觉，望治情殷，故出此忿激之语。”，“试问政府近年外交，均用和平手段，如片马永租外人，丧权辱国，莫此为甚，反美其名日和平解决。又试问立宪之诏旨是和平而来？抑是因乱而来？”在武汉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爱国精神已深入武汉三镇，为武昌起义做了很好的思想准备。

四、舆论支持：深化了民众的民主共和理念

荆楚现代革命文化同样是具有民主科学精神的革命文化。为了宣传民主共和观念，使民族认识到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必要性。湖北革命党人采取了多样的宣传形式，如报刊、图书馆，供阅新书报，还开办学校，进行革命宣传鼓动。同时，“通过印刷大量革命书籍，举办演讲会宣传世界大势和民族危机，放映幻灯，排演戏剧，或利用城镇集市，向群众进行鼓动创办报纸，畅言革命。”

湖北的革命党人虽然也是以近代知识分子为主体，但他们不似某些省份的革命者那样，只注重报刊上的文字宣传，较少的深入底层，接触面不宽；或者长期在外，与本地区的实际斗争和革命群众缺乏直接联系，只在举义前有少数骨干临时凑齐人马，匆匆发难而难奏效。为了实现既定目标，不少革命者也是投笔从戎，发展革命力量，做舆论工作。使新军能成为发动起义的武装力量。

早在科学补习会和日知会时期，革命党人便意识到要唤起革命，宣传民主思想，他们在新军会党和群众中广泛散发《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等书刊杂志，使民主革命思想普及到社会各阶层。1909年后革命党人通过群治学社的《商务报》，文学社的《大江报》，进一步加强宣传。新兵士兵受到民主共和的思想教育，纷纷加入到革命队伍中去。此外，革命团体机关报《商务报》的创办，进一步加强了民主思想的宣传。在群治学社和振武学社纷纷被暴露之后，蒋翊武，詹大悲等人集会于武昌马厂集贤酒馆，决定将振武学社改为文学社，以研究文学为名，便于隐藏，继续宣传革命，此时的机关报也成为《大江报》。文学社的成立一方面以推翻清王朝为目的，另一方面拥护孙文的革命建国主张，成为最大的舆论基地。同样的舆论作用也体现在武昌首义之后，在武昌起义打响的后三天内，便成立了湖北军政府，拟定军政府革命政策，发布《鄂州约法》，由于民主共和的深入和巨大舆论压力，在发布《布告全国电》等一系列重要电文告示和檄文后进一步扩大了民主共和思潮的影响，而《鄂州约法》则更加明确的规定了人民一律平等，享有言论、集会、结社、信教、居住，有人身不受侵犯等权利，也有纳税当兵之义务，勾画出了共和国的初步蓝图。而在湖北内，黄州、京山、汉川最先响应，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全国规模的革命高潮，直至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

通过广泛的宣传，在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最能拨动人民心弦的就是新的国家的出現，革命者们通过宣扬民主共和的思想，不仅起到了指引作用，更重要的是使民众民族解放意识的觉醒，“民族化”进程的开启，从而真正爆发出无限的革命热忱。之所以能将新军从敌对转为革命力量；将无组织的会党有组织的协调起来：使市民阶层愿为革命发动罢工斗争：阳夏战争，汉口农民帮助破坏铁路，阻止清军前进；刘家庙之战，民众揭竿而起，协助革命党人对抗清军，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湖北党人做的各种舆论工作，使民主共和的观点深入人心。更有影响的是，詹大悲和何海鸣等在《大江报》发表的《亡中国者和平也》等富于煽动性的文章，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必然性，畅言中国必须经过乱世，推翻清政府，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湖北政府遂封查《大江报》，逮捕了革命者，更是激起群众怒火，整个武汉三镇民情激愤，革命气氛被推上了顶点！

以辛亥革命为标志，湖北的革命者开始加入到反抗帝国主义的入侵，争取民族独立，建立民主国家的队伍中，从而形成了湖北近代史上特有的革命文化内涵。“荆楚现代革命文化源于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其敢为天下先的精神，高昂的民主精神和敢于拼搏的勇气，不仅是荆楚文化的瑰宝，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在辛亥革命之后我们还逐渐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也产生了现当代的抗洪精神，青藏铁路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等，这些无疑都是我们世代相传的精神财富，成为中华文化的永恒记忆。辛亥革命造就了荆楚革命文化，而这段被两岸华人所共同认可的历史，将永远存留着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记忆，让所有中华儿女了解到两岸之间的同宗同族，使和平发展成为主流，实现先辈们民族复兴、永远昌盛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