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积岐

上第一节课之前，照例是升国旗。在我的记忆中，是在星期三，那天清晨的国旗升得不太顺畅，国旗升到半路，滑轮卡住了。两个四年级的同学拽住麻绳，使劲拉，怎么也拉不动。一个三年级的男同学走到国旗跟前去，要帮助那两个四年级的同学拽绳子。代课老师辛太明把这个男同学拦住了。旗杆是两棵洋槐树的树杆续接到一块的，如果用力太大，旗杆有可能就被拉倒在地了。代课老师到家里去找了一根白杨树的树杆，拨了拨滑轮。滑轮又转动开了。于是，代课老师又开始用竹笛奏国歌了，那两个四年级的同学继续升国旗。

那天清晨，代课老师的国歌吹得悲壮而忧伤。代课老师的嘴唇干裂，他不时地伸出舌尖在竹笛上舔动，竹笛发出的单调的声音不时地被他舔断了，从竹笛的眼孔里发出的每个音符似乎是用足了力气从泉眼里冒出的一个水泡，那水泡虽然催生的不容易，但清澈、明亮。显然，代课老师的力气不够用，他的脸色跟身后坡地里的黄土差不多，额头上沁出了细密密的汗珠。要是在往日，代课老师一边吹竹笛，一边摇晃着脑袋，右脚的脚尖在地上踩动着，他一个人仿佛是一支庞大的乐队，既是指挥者又是演奏者，从竹笛的眼孔里蹦出来的是他的激情，是他的热忱，是他的活力，单调的音符不乏活力和波动。星期三早晨的代课老师花白的脑袋不再摇晃，一根短短的、横在嘴唇上的竹笛仿佛在支撑着他的头颅，支撑着他整个身体，不然，他有可能骤然倒地。四面大山肃然而立，从竹笛眼孔里发出的断断续续的声音雨点一样冰冰凉凉地落在了我的心里。

当时。我虽然只有十岁，我已经具有捕捉人的举动和心理的能力，我能感觉到，代课老师的浑身在轻轻地抖动。我们四个年级的十一个同学静静地看着代课老师，十一个同学呼吸的节奏似乎都是一样的，我能看见十一双目光像十一双小手在代课老师的脸庞上轻轻地抚摸。代课老师极力挺起他那佝偻的腰身，极力扫视缓缓而上的国旗。滑轮又卡住了。国旗又是一幅下半旗的哀伤之势。代课老师又掂起了杆子去捅滑轮。代课老师再一次用竹笛吹奏了国歌。国旗终于升到了旗杆的顶端，在空中舞动了。

那是1989年暮春初夏的时节。

二十年来，那天清晨的画面在我的头脑里越沉淀越清晰。

国旗升上去之后，我们没有即刻回教室里去。代课老师给我们说：“同学们，老师明天要出一趟远门，今天给你们上最后一课，如果新的老师没有来，明天就由你们的师母代替我给你们上课。”代课老师这么一说，我们不由得向对面山坡上注视：坡地里的四头牛正在很悠闲地吃着草，我们的师母——被代课老师亲切地唤作爱娃的爱人正在一边放牛一边挖药材。她的腰身弯下去，抡上去的锄头仿佛一牙月光，给暮春初夏的清晨增添了亮光。我恍然听见了师母的喘气声，那喘气声像黑色的岩石一样，我低头看时，她正背着一捆子山柴弯腰曲背的从院畔下向上挪动，她的喘气声简直就像瓜蔓一样扯不断。她将山柴背上来放在窑门前，一刻也没停，又挑上木桶，去沟底里挑水。我一眼瞅见的是她按住扁担的手，她的手是年轻的，可是，粗糙得跟山里的土地一样，纹路清晰，骨节特大。她就是用这一双手割柴火，抡镢头，给我们十一个同学和面、擀面，缝补衣服。而此刻，她的手像清晨的太阳一样挂在对面的山坡上，像清晨的太阳一样拨开了雾霾，把一片清丽呈现给我们十一个山里的娃娃。

后来，我才知道，师母和代课老师是雍山深处的山村里多年唯一考上凤山县高中的两个高才生。“文革”开始后，学校开始“武斗”的时候，他们回到这大山里都当上了代课老师。二十多年过去了，窑沟公社变成了窑沟乡。窑沟乡的其他代课点都撤销了，唯独四方山的这个代课点没有撤，因为，这里距离乡政府有四十多里路，孩子们去乡政府读小学太不容易了，况且，小学里没有学生宿舍。辛太明老师几次要求留在四方山，于是，这个代课点就被留下来了。他和爱人都是民办老师，两个人的工资一个月加起来还不到一百元。代课老师和其他山民一样耕种着几十亩山地。学生在逐年减少，以至从五十几个减少到了十一个，于是，辛太明老师的爱人不再代课了，她像我们的母亲一样，照料着我们十几个，每逢刮风下雨或大雪纷飞的日子，我们就吃住在代课老师的家里。在我读二年级的那一年冬天里的一个落雪的日子，我们都回不了家，晚上就睡在代课老师的窑洞里。第二天早晨，同学们都起来了，我却不敢起床，师母走到炕跟前说：“高小峰，你咋还睡着？”师母要揭被子，我双手捂紧被子不叫她揭。师母问我：“咋了？”我哇的一声哭了。师母看了看蜷在一起的我，爽朗地笑了。在我的记忆里，她的笑声像坡地里的雪一样纯洁。她说：“我知道你尿床了，快起来上课去。儿子娃娃，尿几回床，有啥丢人的？”我止住了哭，起来要穿裤子，师母伸手将我尿湿了的裤头抹下来了。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师母那双手的冰凉和粗糙，从此以后，那双手牢牢地粘在我的记忆的深处了。师母将我尿湿了的裤头抹下来，洗干净后，用火烤干了。我穿上了裤子，走出了窑洞，四面山上白皑皑的雪将天地间映得十分亮堂。下雪天的山里极其静謐。同学们朗读课文的声音像雪地里笼起的一团火。我走进教室里的时候，代课老师用粉笔正在黑板上书写“落雪无声”几个字。

雪大概是半夜下起来的。昨天下午放学回家的时候，天上没有一丝云彩，天象母亲洗得锃亮锃亮的一口锅，扣在我们的头上。清早起来，推开窑门一看，满世界都白了。一脚踩上去，积雪没有了脚踝。爸爸一看，说：“算了吧，今天就不去了”。我说：“不行，我读三年级了，都九岁了，不能逃学的。我不去，老师会找上门来的”。我家距离教学点不是很远，出了院门，上了一面坡，站在梁上，就能看见我们的教室了。爸爸把我送上山梁，我顺着山梁向前走。雪停了。积雪踩上去很绵软。站在山梁上，我老远看见，瘦狗脊梁两边（路很窄，两边是沟，代课老师将这条路叫“瘦狗脊梁”）插着十几个杆子，杆子上端系着红领巾，迎风飘扬的红领巾仿佛在雪地里燃烧，一看见那火一般的红领巾，我加快了脚步。瘦狗脊梁是唯一一条通向北边的山路。后来，我们才知道，天还没有亮，代课老师就起来了，他用铁锨推开了一条路。他害怕同学们掉进两边的雪窖里，找来了十几个树干，在树干上端拴上红领巾，作为标志，插在瘦狗脊梁的两边。不料，代课老师在插最后一个杆子时，脚下一滑，掉进窖雪中了，他上不来，下不去，蜷缩在雪中，等待同学们路过时营救。我是第一个看见代课老师的，我顺着推开的路正在十分小心地向下走，突然听见老师的呼喊。我一看，老师在半沟中，吓住了。老师在下面说：“小峰，不要靠近我，你快去喊人”。我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到了教学点。师母去县城没有回来，我叫两来了离教学点不远处的几个农民，他们用麻绳把代课老师从雪窖中拽了上来。

现在，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对面山坡上的师母。师母一只手提着镢头，一只手提着竹笼子，她吆着四头牛朝坡上面走去了……老远看，棕色的牛像挂在坡地里的一幅画，一张犁仿佛一根扁担，一头挑着两头棕色的牛，一头挑着扶着犁把犁地的代课老师，代课老师的一身黑衣服给深绿色的背景增添了冷峻的调子。跟在犁后面溜玉米种子的师母穿一件朱红色的上衣，斜阳将她的衣服洗得更亮了，这时候的师母更像秋夜的星星在遥远地眨动。那人，那牛，那犁，那色彩，似乎都一动不动的，只有坡地在缓缓地、缓缓地移动着，好像移动了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也没有走出这大山。从小学一年级到小学四年级，我年年都看着代课老师和师母在坡地里走動着，他们脸上的皱纹多了又多，他们的腰身不再那么挺直，他们送走了几个学生，又迎来了几个学生，他们未曾从坡地里走出去。太阳的阴影从沟底里升上来了，墨黑墨黑的，像河水一样向上涨，眼看着，淹没了代课老师和师母，淹没了代课老师和一张山犁。眼前的图画凝重了，代课老师和师母仿佛处惊不乱，甘愿被阴影埋没——这幅图画像我读过的历史一样，但比历史更真实，更生动。

代课老师和师母耕种的二十多亩坡地，养活着他们的孩子们，也养活着我们十一个学生——我记不清，在代课老师的家里吃过多少次饭。每当天气肆虐的日子，每当我们被困在教学点上的时候，我们就吃住在代课老师的家里。我的爸爸和妈妈，还有其他同学的爸爸和妈妈试图给代课老师背二斗玉米或一斗小麦，都被代课老师拒绝了。上了课，我们是他们的“同学们”。下了课，我们是他们的“孩子们”。

下午上了课，代课老师给四个年级的十一个学生布置好上自习的作业以后就和师母一起到坡地里种玉米去了。进了地，代课老师是农民；在教室里，他还是农民。代课老师的人生太单调了——就像他手中那把竹笛一样，只能吹奏单调的乐声。单调也是声音，代课老师就陶醉在这单调中。

山里的冬天是最难熬的，气温降到了零下十八九度，坡地冻得裂开了口子，石头也冻瘦了。代课老师用自己砍来的硬柴在教室里笼上一堆火，等教室烘热后，才叫我们进去上课。四个年级十一学生，坐在一个教室里。代课老师先给一年级上课，其他三个年级的学生就做作业。他一个年级接一个年级，从早晨上到下午。即使一个年级只有一个学生，他也要站在黑板前，一板一眼地讲课。那天晚上，我们都没有回去，都睡在代课老师的窑洞里；五个女子娃娃睡在套间里面，六个儿子娃娃睡在套间外面。我一觉睡醒，只见代课老师坐在脚地的火堆前正在批改作业，师母给一个儿子娃娃补衣服。窑洞外面的风声像刀子一样锋利，雪花卷着枯枝败叶从院畔卷过去的声音更是杂乱无章。当我再次被尿憋醒时，只见代课老师和师母坐在火堆前睡着了，代课老师趴在一张柴木凳子上，而师母侧趴在代课老师的肩头。暗红而微弱的硬柴火。白而发灰的灰烬。泛着亮光的窗户。黑乎乎的窑洞。窑门上方眼睛似的长方形的哨眼。我简直无法用语言复制我印象中的这些镜头。

为什么代课老师给我们说，他是上最后一课了？他要出远门？究竟能走多远？他啥时候才能回来？十一个同学都张大眼睛看着代课老师。虽然没有人站出来提问，但同学们眼神里的意思和我的想法肯定是一样的。沉默，短暂的沉默使空气变得凝重了。终于，升国旗的那个同学举起手来问代课老师：“老师，您还回来吗？”代课老师笑了：“还回来”。他那慈祥的笑久久地滞留在面部。十一个学生“噢号噢号”地欢呼了几声。

代课老师神情庄重地说：“我代了二十多年课，还没有去野外上过课，今天是最后一课，我带你们去野外上课，好不好？”十一个同学齐声说：“好”！

我们跟着代课老师下了院畔。

院畔下面就是流到雍川平原上的雍山河。还没有到汛期，河水只有一脚面深，我们的身影被清澈的河水带走了。代课老师领着我们从简易桥上走过去，走到河对岸。并没有走多少路，代课老师就气喘咻咻的。他脸色发白，眼窝陷下去，两鬃稀疏而花白的头发被汗水濡湿了，看起来有了老相。其实，那一年，代课老师只有四十七岁。代课老师给我们说，野外课的第一个内容是在河边的柳树枝上去折柳枝，他吩咐我们不要上树，在低矮的柳树上折一些柔软的树枝就行了。我们折了一堆柳枝抱到了代课老师跟前。代课老师教我们将这些柳枝编成四个柳枝圈。编好之后，代课老师说：“现在，你们去坡地里采野花，把采来的野花插在柳枝圈上，做成四个花圈，一个年级做一个花圈”。我们这才明白了代课老师叫我们折柳枝的用意。于是，我们十一个同学开始去坡地里采花了；紫蓝的黄芩花，雪白的百合花，血红的山丹丹，还有许多我们叫不上名字的花儿。一大堆花儿堆在代课老师的四周，那些花儿仿佛天上的星星在闪烁。代课老师在花的映照下，脸上有了光彩。我们将采来的花儿插在了柳枝上，四个花圈被装扮得十分斑斓。代课老师看了看那四个花圈，点点头，笑了笑说：“我们走吧”。我们跟着代课老师开始上坡。代课老师一走一喘，我和我们四年级的一个同学在代课老师的身后推着他，三年级的两个同学分别拉着他的两只手。我们都默不作声，坡地上散落的脚步清晰可辨，头顶上的白云是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我们走啊走，走到了半坡里的一块平坦处。代课老师站住了，我们围在了他的四周。代课老师指着一个被荒草纠结住的土疙瘩说，这是我的前任代课老师赵宣先生的坟墓，你们把花圈给他献在坟前吧。按照代课老师的指点，我们四个年级的同学分四组将花圈献在了赵老师坟前的青草地上，然后，我们围坐在代课老师跟前，听代课老师给我们讲他的前任老师的故事。

代课老师告诉我们，赵老师从1957年开始在四方山当代课老师，他在四方山这偏僻的山沟里一待就是十年。1966年夏天的一天，上完最后一节课，突然电闪雷鸣，暴雨马上就要来到了。赵老师把二十几个同学从雍山河的简易桥上送过去，看着同学们上了坡，他才放心地向回走。赵老师哪里知道，在山头那边，暴雨已经下了一个多小时。赵老师走到简易桥的中央，山洪猛扑下来将赵老师卷走了。山里人顺着河水向下找，三天以后，人们才在山口找到了赵老师的尸体，他已经面目全非了。赵老师被山里人抬回来埋在了这面山坡上。代课老师说，二十多年了，赵老师一睁开眼睛就能看到对面的教学点，就能看见他的学生。代课老师站起来用手一指：“同学们看，这里和咱们的教学点是不是在一条线上？”十一个同学们齐声说：“是”。代课老师仰起脸，苦涩地笑了笑，说道：“这是一块好地方啊”。他回过头来朝着赵老师的坟墓说：“赵宣，你安息吧”。

后来，我们才明白，代课老师为什么要到赵老师的坟前来给我们上这最后一课。

我记得清清楚楚，那天晌午，在赵老师的坟墓前，代课老师给我们讲了他读初中时学过的课文——法国作家都德写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当代课老师讲到那位法国老师用法文讲完最后一课临离开课堂时那份感人的情景时，代课老师站起来了，他的目光注视着对面半山腰的教室，突然，眼泪潸然而下。我们十一个同学都不约而同地站起来了，我们扑上去抱住了代课老师，十一个同学不约而同地放声大哭。我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很难受，看一眼代课老师就想流眼泪，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代课老师已是命悬一线了。代课老师抚摸着我们的头发说：“同学们，不要哭了，老师出一趟远门就会回来的。老师能为你们代课而高兴，说不定，你们中间将来就有人要做老师做教授，当医生，当科学家，当诗人”。代课老师问我：“高小峰，你说说，你长大后干啥？”我说：“当农民”。代课老师说：“当农民也好，你们的父母亲都是农民，可你要有大志向”。我说：“下地回来，我就写作文。第一篇作文就写给你”。代课老师一听，脸上绽出了笑，他说：“那就叫业余作家”。我说：“我就当业余作家”。

第二天，果然由师母给我们上课，临下课时，师母才说，代课老师出远门去了……她一句未了，跑出了教室。我们都跟了出去。师母进了她那窑门，还在里面哭泣。我们十一个同学就站在窑门外，陪着师母哭。

一个月之后，代课老师出远门回来了，他是山里人用棺材抬回来的。代课老师在几个月前就检查出来，已经到了肺癌晚期，他没有钱住院做手术，回到四方山把诊断单藏起来，继续给我们上课。师母发现了那张诊断单之后，逼着叫他去县医院住院治疗。他的癌症已经无法再治疗了。

代课老师就埋在他的前任赵宣老师的坟墓旁边。山里人凑钱分别给赵宣老师和我们的代课老师立了一块石碑，我们的代课老师的石碑上刻着一行字：与青山共存的辛太明先生之墓。

2015年暮春初夏时节，我带着一个花圈和我写的一篇纪念文章来到我的代课老师的坟墓前，我不由得想起了代课老师在这里给我们上的最后一课。代课老师临离开我们时挂在脸庞上的真诚的笑容像青山一样不老。他的最后一课和第一课一样精彩而饱满。上完最后一课，代课老师用目光将我們十一个同学捱个儿抚摸了一遍。当他用目光轻轻地按住我的时候，我流泪了。

摘自《西安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