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雨颖

内容摘要：鲁迅的《故乡》一文，存在着一个独特的文学形象，即文中的“我”。“我”作为特殊时期的启蒙者，理应引导人们思考与革新，却意外地体现出一种失语的状态。通过对作品有关内容的调查分析，我认为启蒙者的失语与弱势的原因可归为三点：作者自身情况使然，历史背景所迫，作品文学需求所在。

关键词：启蒙者 失语 弱势

鲁迅于1921年1月写下的《故乡》，是基于他1919年回到故乡接母亲这一现实背景的。辛亥革命后，推翻的是封建王朝的专制政权，然而取而代之的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统治使帝国主义钳制了中国的经济财政命脉。在封建、帝国主义的双重打压下，农村日趋破败，农民也是贫苦不堪。所以，《故乡》所描绘出来的，是其故乡的衰落破败，村民（农民）的疾苦，当然还包括小市民阶级的颓然。思想意识超前的鲁迅作为20世纪前期的积极入世、试图以文救世的知识分子，无疑是一名启蒙者。我们可以看到其弃医从文，写下《狂人日记》，看到其高呼“这吃人的制度”、“救救孩子！”，看到《呐喊》，这是一位用笔尖当利器的战斗者。

然而当我们看到《故乡》，我们所看到的是启蒙者的失语与弱势。既然这是一篇立足于现实而产生的作品，暂且不管这是散文还是小说，“我”的原型必定是鲁迅本人，而其作为一个启蒙者，他为何面对着被启蒙者，却总是处于失语和弱势的状态？结合历史背景以及鲁迅个人经历等因素，其原因可归结为如下三点：

第一，从作者个体来看，启蒙者本身将“故乡”看作精神栖息处，一个灵魂的依附，它不仅仅是一种实质的存在，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存在，可以看作是作者发展成长的地方，然而当他回到这个地方，全然没有得到安慰，反而是受到更多的现实所带来的震撼甚而是悲哀与孤立。

再结合作者自身的经历，鲁迅出身于富贵家庭，也就有了文中所喊的“老爷”，然而而后的两次变故，家道中落，世人的冷眼、讥讽，亲戚本家的事不关己、冷漠无情，让他饱食世间冷暖。离开家乡的他，也还是处处受到歧视，种族间的亦或是民族间的，求学之路异常艰难。就职后也是诸事不顺，受尽非难与排挤。

当然，鲁迅过人之处就是，经历这些，他并没有颓废于感叹命运艰苦，而是积极入世，看到了整个社会的苦难和弊病。他接受了陈独秀等人的鼓励，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也就是这个时候，在一片黑暗中，他认为祖国有救，回到自己心灵栖息处却是一片狼藉，这样的打击有多大？面对恣睢者的鄙夷讽刺，迫使其重温个人痛苦经历；儿时“佩服”的麻木者的迟钝，自己心灵一直尚且抱有极大幻想的美好的地方，被建立了一层难以攻破的隔膜时，我们并不能要求一个同样是普通人的鲁迅要做出及时的调整，投身战斗。

然而，其深刻的思想与批判精神，导致了他思想矛盾的产生。但是同时，他的思想之矛盾，同样体现在了他对于社会问题、民族问题上，当要解决一系列国家革新、思想启蒙的问题时，他那种想要探寻却又迟疑、温暖却又凛冽的心境，使他不得不变得不知所言。一方面，他本人是实实在在感受到封建的中国存在着无数禁锢人的枷锁，人们被困于牢笼，等待着被解放；然而另一方面，他自身却带有强烈的怀疑，他不能确定是否可以解救这些人民，也不确定国家是否因此就能站起来。其实他深刻意识到，只有让现代性的思想与观念来到中国，才能解决这样的困境，但又担心，自己国家的厚重壁垒，是无法用这样的方法打破的，他看待问题的时候，带上了不少绝望与悲观，他似乎能预见到一副更为悲惨的画面。他无时无刻希望能通过一些“呐喊”使得中国离开这样的现状，想把麻木迂腐的群众喊醒，成为一群在沉默中爆发，而不是灭亡，他思想的矛盾性又让他觉得，这些民众，虽然处于同一个国家，却在一定程度上，差异性太大，他们互相之间缺乏最基本的沟通交流，民众根本无法去理解“启蒙者”的意图，反而是更加愚昧麻木，如同一个“看客”存在着。当这位思想家作为一个文学家，将其矛盾复杂的心理融入到文学作品中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将其体现在人物的特征中了，形成了一种甚至是一系列的“启蒙者失语及弱势”现象了。

其二，从历史大流来看，这名时代思想先驱者的处境，他并没有完全肯定自身，建立足够的自信，每一个先驱者都是开发与探索道路的，要成为一个启蒙者，推广他的思想与计策，首先要有一定的“群众基础”，获得支持，承认其启蒙的有效性，凌驾于普通人的认识，是一种先进、优秀的存在，才能使启蒙者自身有充分的把握落实启蒙。而显然，从文中我们也能看出，在当时的情况下，被启蒙者或是麻木，或是质疑，这使启蒙者自身都持有了怀疑感，鲁迅身处的社会让他感到困惑甚至是悲观，当自己一番奋斗后，看见的现实是社会的頹败，人民的消极，谁不会举棋不定？辛亥革命带来的影响在当时并不会像我们后人纵观时，优劣显现。身处其中的人徘徊、艰难是我们所无法感受的，在这样的打击下，又何谈启蒙呢？

也许在一定程度上，作者正是想通过这样的作品，通过这种“失语”的现象，反映出现代启蒙主义所存在的悖论。可以说，这种启蒙，一方面在为人们开辟新的道路，一方面却未意识到本身所带有的局限与不足。他们看到了一些旧制度给社会带来的压制，并且“野心勃勃”地想要救人民于水火，急切地试图以“启蒙”来拯救这一片死气沉沉。然而，令他们“失语”的是，他们所试图瓦解的东西，已然根深蒂固，他们无力跳出这个圈子，或者说，当他们以为离开了这种桎梏，实则不然。面对故乡挚友的一声“老爷”，作者想不出用何种“启蒙”似的新话语来应对。也就是说，即使他们能够在他们的圈子里用激烈的言辞来批判、驳斥，却在回到这个乡村的时候，被一系列的“迷信”、“礼教”所禁锢。

其三，从作品的意义来说，现实经历是1919年，作品出产于1921年，这两年间的酝酿，以及作者想通过作品真正表达些什么，也是不容忽视的。文章的思路是，未到故乡时的回忆，抵达故乡后的震惊，离开故乡时的希冀。这和作者的思想变化相关，也和社会发展轨迹一致。相对应的是祖国所受到的挫折，而后十月革命、五四运动带来的曙光。作者的失语与弱势，是长期受到的艰难险阻所带来的绝望、痛苦压抑下的产物，《故乡》更是他内心积郁的喷发，他不能掩饰的是对现实的失望，对恣睢者的厌恶，对麻木者的悲哀，对精神隔膜的产生的痛苦。在《故乡》中，鲁迅并未采用五四时流行的全知全能的外来者叙事模式，而是采用了第一人称的限制叙事。虽然在小说中，叙事者“我”仍然是外来的，依然存在着“看”与“被看”的关系，但这时的“我”已经不是无所不知、真理在握的“启蒙者”，而演变成了一个面对乡村的文化与意义世界，不断失语的“困惑者”。在这里，鲁迅的意图已经不是简单地批判宗法的乡村使闰土们变得愚昧、麻木，而是更为复杂地记录了两种生活方式与价值体系的一次特别的相遇，把剖析的笔指向了现代知识分子自身的灵魂。

然而，即使这样，他仍旧抱有希望，并呼吁着：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从作品的震撼度而言，如果启蒙者面对这样的精神栖息地的颓败，短暂惊讶后立即投入战斗，启蒙人们，这是不符合逻辑的。在一定程度上，较之假装不“失语”，不“弱势”，和杨二嫂针锋相对，对闰土侃侃其谈，这样的震惊、绝望，传递给世人，让人们在鲜明情感的喷发里感悟、觉醒，其效果显然是不一样的。

综上可知，《故乡》这部作品中所体现的启蒙者的失语与弱势，并不是偶然的。纵观作品所处的时代，作者自身的生活经历，加之作品所需要的文学意义，都促使着文中“启蒙者”这一形象，呈现出一副“失语”、“弱势”的状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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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宗法宗族制和族田义庄[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李文治，江太新著， 2000

基金项目江苏师范大学敬文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中学阶段鲁迅作品教学现状调查与研究》（项目编号：201510320031Z）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敬文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