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凌

俾斯麦在中国知识界的“声望”，近年来有增无减。有人将俾斯麦一手塑造的德意志帝国视为“政治成熟”和“民族觉醒”的典范，有人认为第二帝国（德意志帝国）是对第一帝国（神圣罗马帝国）有意识的继承和升华，甚至还有人说中国“出100个马克思·韦伯，还不如出一个俾斯麦”。

但是且慢，在借他人酒杯澆自家块垒之前，了解一下历史的本来面目是有必要的。要正确理解德意志的历史传统具体如何作用于1870-1871年之间建立的那个“帝国”，我们必须穿越回19世纪的欧洲时空。

中世纪的遗产与浪漫幻想

神圣罗马帝国的全称“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这个名号实际上就是一个对中世纪普世帝国理想的哀悼。这个名号的正确含义，是“体现”或者“残存”于德意志民族之内的神圣罗马帝国。因为逐渐丧失了意大利和勃艮第（法国东北部地区）的统治权之后，神圣罗马帝国退缩到只有德意志部分。

这个帝国向近代德意志转变的最重大事件，是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冲击。原本遍地王子公主的神圣罗马帝国，在19世纪初发生了剧烈地震——1800年还有1789个组成部分（其中有200来个小邦）的德意志，在十几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拿破仑的威压之下，1803年2月25日德意志帝国代表会议通过一个总决议，取消了112个帝国诸侯领土，约有300万人改变邦国国籍。此外，决议还废除教会诸侯，实行教产还俗；归并许多帝国城市，只有汉堡、不来梅、吕贝克、奥格斯堡、法兰克福和纽伦堡仍为帝国直属城市。

普鲁士、奥地利在这次“领土转移”中得利最大。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也扩大了领土。从这个意义上说，《帝国等级会议总决议》是神圣罗马帝国一系列矛盾、争端的落幕，也基本上可以看作是神圣罗马帝国的“死刑判决书”，结束了之前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等级与邦国的争端，以邦国一边倒的胜利，宣布了帝国宪制争端的终结。

当拿破仑彻底失败，德意志的小邦在合并下已经只剩下38个了。也正因为大家都占到了便宜，所以当拿破仑失败之后，1814-1815年聚集在维也纳的德意志各邦君主们，是不可能允许神圣罗马帝国重建的，包括哈布斯堡的皇帝也是如此——从帝国瓦解里，虽然哈布斯堡获得的好处没有巴登、符腾堡、巴伐利亚那么巨大，但吞并萨尔茨堡这样的好处也是实实在在的。所以，哈布斯堡的外交家梅特涅和与会的大部分邦君一样，完全没有考虑过要重建神圣罗马帝国。

那么，神圣罗马帝国的传统，是否就真的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了呢？神圣罗马帝国从意识形态上说是罗马的，从信仰上说，虽然帝国后来颁布了非常严格的“平等对待新教和天主教”的法令，但在本质上它是天主教的。一个罗马的、天主教的、神授王权的专制君主国，显然不符合1815年到1848年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这个阶段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追求的是德意志的、自由主义的、民主的理想。

但德意志的浪漫主义运动，却给了神圣罗马帝国借尸还魂的机会。德意志的浪漫主义运动和法国的浪漫主义运动一样，是从历史中寻求民族认同和人民自尊的。浪漫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质上是怀旧的、历史性的。

德意志的近代史基本上是一团糟。17世纪的宗教战争，使德意志陷入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18世纪虽然产生了辉煌的魏玛文化，但18世纪末的对法战争、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德意志深受打击，这段悲催历史也很难用来塑造民族认同。

德意志的辉煌来自古老的时代，尤其是中世纪。奥托诸帝、萨利安王朝诸帝，莱茵河两岸的古老城市和古老传说，自然成为民族主义运动的文化土壤。格林童话、瓦格纳的歌剧，都推崇中世纪。

于是，对古老的神圣罗马帝国的文化加以改造，强化其日耳曼的、等级合作的、自由的一面，强调彼时的国家统一、帝国的崇高威望，成为德意志浪漫主义的重要主题。所以，一个上到君王下到市民、知识分子的怀旧热潮，在1815年到1871年之间风起云涌。

民族自由派的主张

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和德意志各邦联军，出人意料地战胜了法国。不仅出乎战前认为法国胜券在握的大部分观察家的意料，聚集在凡尔赛宫的胜利者们，自己也没有想到赢得如此轻易。

其中，最惴惴不安的就是跟随普鲁士痛打了庞然大物法国的南德意志各邦，因为法国虽然此刻战败，可是一旦法国重新崛起，要向德意志寻求报复，那么处在法军天然的进军路线上的它们，就成了真正的胜利者普鲁士的挡箭牌。所以南德意志四邦，尤其是直接与法国接壤的巴登大公国和紧挨着巴登大公国的符腾堡王国，希望以一种更加紧密的方式，把普鲁士王国和自己结合在一起，作为威慑法国报复情绪的后盾。

与此同时，已经成为奥匈帝国的哈布斯堡君主国，在普法战争期间也一度试图站在法国一边参战，报1866年普奥战争之仇。而巴伐利亚王国和萨克森王国，都与维也纳宫廷保持着传统的友谊，其中的萨克森王国更在1866年和奥地利帝国一起，抵御普鲁士军队的进攻。一旦奥匈帝国对普鲁士开战，萨克森和巴伐利亚倒向奥匈帝国的可能性，让普鲁士王国深感不安。

在这种喜忧参半的复杂情绪下，普鲁士王国与南德意志四邦（巴登、符腾堡、巴伐利亚、萨克森）对于实现“德意志统一”一拍即合。对普鲁士来说，这种“统一”可以避免萨克森和巴伐利亚倒向维也纳，而对南德意志四邦来说，这种“统一”可以威慑想要复仇的法国，利用普鲁士军队来保障自己的安全。所以，1870年的所谓“德意志统一”，在这五个大邦（普鲁士加南德意志四邦）的政府首脑眼中，更接近“联盟”，是在1866年普鲁士与其他四邦的秘密军事同盟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它们之间的同盟关系。

但问题在于，这件事并不能只由它们决定。此时的普鲁士首相俾斯麦已然大权在握，但他并非没有反对者。1848年以来就在议会里占据着多数的自由派，并没有随着自由派内阁的垮台而失败。无论是在“三级选举制”的普鲁士邦议会，还是在1867年建立的普选的北德意志联邦议会里，这些自由派都占据着相当的优势。

迟至1870年，德意志民族主义运动依然保持着自己的自由主义色彩，他们在国家层面要求德意志统一，在政治体制上要求民主化改革，在经济上要求自由贸易。俾斯麦和支持他的容克贵族们，对这三个问题一个都不愿予以成全。但自由派也有自己的代言人，那就是普鲁士王国的腓特烈·威廉王太子，未来的皇帝腓特烈三世。从1862年以来，腓特烈·威廉王太子就是俾斯麦的坚定批判者。

所以，当1870年开始讨论新国家之体制的时候，腓特烈·威廉王太子提出了一个真正符合民族自由派的国家统一的主张，那就是新生的德意志国家应该是民族国家，而不是罗马帝国的复兴；查理曼以来的罗马帝国因素，是非德意志的、有害的东西，新国家的名号应该是德意志王国，新国家的元首也应该叫做德意志国王；同时，因为新国家的元首是德意志国王，所以新国家里的那些国王们也就因此而失去国王头衔，改称公爵。这个主张得到了民族自由派的热烈支持，一度占了上风。

暧昧不明的“统一”

但权力毕竟掌握在俾斯麦和威廉一世国王手中。俾斯麦提出的宪法草案里，回避了是“德意志國王”还是“德意志皇帝”的问题，因为他给未来德意志国家设置的国家元首是“德意志联邦主席”。

俾斯麦的主张是：新国家的体制是由新国家的性质决定的，而新国家的性质一目了然，就是北德意志联邦加上占据北德意志联邦绝大部分领土和人口的普鲁士王国，与南德意志四邦签署的防御同盟。所以，根本没必要改变北德意志联邦已经决定的国家体制和国家元首，只要把北德意志邦联在同盟条款的范围内放大到南德意志四邦，成为德意志联邦就可以了。那么，国家元首也就不再是问题，就是北德意志联邦主席变成德意志联邦主席就可以了。

不但如此，在谈判的过程中，俾斯麦还把南德意志四邦对联邦的义务大幅度下调。在北德意志联邦，普鲁士陆军部把自己的兵役制扩大到了联邦内的各邦，但是南德意志四邦的陆军被允许保留，而且依照它们自己的兵役制度组织和训练。新的德意志联邦，对南德意志四邦和普鲁士的控制能力都很低。新德意志国家，客观上是与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五大邦平行的机构，德意志国家整体的财政收入甚至还不能跟普鲁士一个邦的财政收入相提并论。说它是德意志五大邦的君主们的牵线木偶，也不算夸张。

这个联邦宪法在德意志各邦都遭到了猛烈抨击。而腓特烈·威廉王太子的德意志王国计划，也被俾斯麦轻而易举地否决了。理由也很简单，那就是“你不可能让三个国王退位而不用刺刀”，更不可能“动用刺刀而不留下长久的仇恨”。于是，历史传统被俾斯麦翻出来，作为安抚忿忿不平的反对派的手段。

俾斯麦眼中，德意志国家是个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是为了满足渴望统一的民族主义者的一个姿态，所以他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传统因素来煽情，来满足这些人。神圣罗马帝国的古老记忆和对皇帝的浪漫幻想，就是现成的道具。

那么，为了保留南德意志的三个国王，新国家的元首只能是皇帝了。于是，俾斯麦写信给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国王，表示如果巴伐利亚接受普鲁士国王的权威，将给巴伐利亚王权带来损害，而假如接受德意志皇帝的权威，则将把普鲁士国王变成同胞。路德维希也就依俾斯麦的建议致信威廉国王，希望他成为皇帝。俾斯麦据此起草了皇帝宣言，从此皇帝威廉一世横空出世，德意志国家、德意志联邦也摇身一变，成为所谓的德意志帝国。

通过回顾德意志第二帝国出笼的全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回忆”没有在帝国崩溃时被一笔勾销；相反，因为1815年到1871年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运动和浪漫主义运动，这种中世纪的遗产重新具有了某种现实性。所以，当1871年再次塑造德意志国家的时候，当局者选择了这个更加非德意志的，浪漫的、中世纪的“皇帝”头衔。

俾斯麦在民主的大德意志、联邦的小德意志、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和畸形的德意志帝国里，选择了最糟糕的第四种道路——既不真正统一国家，又用皇帝的名号、帝国的旗帜来糊弄民族主义者；既用普选的帝国议会来糊弄民主派，又千方百计架空这个帝国议会；承认了帝国的政党政治，又否认帝国的政党有推动政策的权利。

而1871年以后的德意志帝国历史，也正是被窒息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运动与半专制君主国、俾斯麦设计的全套制度之间互相龃龉、最终走向覆灭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