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明珠

我一直以为父亲孔另境从没有写信给我过。从出生起我一直在他身边，读小学时他在我的请假条、成绩单上签过字。父亲的字很好看，排列整齐，微微倾斜。我保留着一张父亲的报名照，背后有一个孔字，我以为那是他留给我仅有的墨宝。

前两个月我们兄妹在四川北路老家碰面，三姐突然拿出一封信给我说，喏，爹爹写给你的。这让我有点心惊肉跳，不会是遗嘱那样的东西吧，怎么会隔四十多年才给我。我提着一颗心在哥哥姐姐们面前打开，确实是父亲的字迹，正反都有字，受过潮的缘故，字迹洇得有些模糊。正面是父亲写给我一个人的，反面是母亲写给我与三姐两个人的。

写信的年份不用考证，1972年3月16日早晨我首次离开家去郊区奉贤星火农场务农，同年9月18日父亲去世。父亲在信尾签下“父字”，紧接的日期是5月25日。

展开信看。“明珠儿：你的23日来信今天上午收到。”父亲你竟然真的写了信给我，脑袋轰轰地响。我独自低头看信，大姐朝我吩咐道，读出来，大家听听！仿佛是三哥把信拿过去读了，我没听，只回味刚才看到父亲写的七个字“我现在很想念你”，反反复复我在想这七个字，有点像情书呢，爹爹，你真的很想念我吗？我临走的时候，你不是对我很失望吗？你躺在藤躺椅上，告诉我，自己就像一支蜡烛，已经快要熄灭了。接着你低了头不看我，你是知道的，事情已无法挽回。户口被我拿去迁走了，行李已打包提在手上，17岁的我是来向你告别的。愣怔了几秒钟，我还是转身下楼，关大门前把门锁舌头别上，家里只留了不能行走的父亲一个人，担心万一有人来。

父亲写道，我走了之后，三哥从江西回家探亲，刚送走，二姐带着两个孩子从新疆也回家过，也走了。

接着父亲与我谈起了保姆的事：“这次用的保姆，相当能干和活泼，和以前的胡大姐仿佛。来时说定上半天，每月十元，她做了几天，为了增加她工作兴趣，我要她来我家吃早饭，不收她钱，也不要粮票。哪知她‘得陇望蜀，她今天又提出说从前的老东家要她去做，上午7—11，下午再去做两小时，一共给她15元。现在我们还没给她回信，我的意思满足她要求算了，你以为如何？”

我家父母双职工，孩子多，一直请保姆帮忙做事，直至十年动乱父亲只拿生活费，一切开支都紧缩。哥哥姐姐和我都学会做家务，潦草支撑过来。可是现在我也要走，留父亲一人生活不能自理，只能再次去找人帮忙。世道变了，做熟的老保姆们是找不到的，我临时找了个弄堂口卖冰棍兼为人家洗衣服的女人来。那个女人做事稀里哗啦，脑子不好，父亲不满意。信中说的新保姆“能干与活泼”，看来父亲是喜欢的，为了拉拢人心，还邀她来吃早饭。你看看，老人家怎么弄得过能干与活泼的阿姨啊，要加工资。父亲当时退休工资被割掉一半多，医药费报销也没能恢复，拮据得很。

可是，找到一个称心的保姆不容易，父亲忍痛求全准备答应新保姆的要挟，与小女儿商量是假，求安慰是真。父亲一向是个果断的人，他在家里是掌管财务的大亨，多花点钱从不与母亲商量，可他在信中那么温柔地问我“你以为如何”，他是真的想我了。算起来父女俩从1970年4月我小哥哥去江西插队落户后，相依为命两年，经常吵吵闹闹，每次妈妈从“五七干校”回家探亲，他都要向母亲告我的状，管我叫“西小句（死小鬼）”。

“我现在很想念你，不知你大概何日可回家休假，我估计总在端午节边吧？”此时我离开家已有两个多月，尽管妈妈已经从干校调回上海，三哥与二姐都来看过他，等母亲去书店上班，家里空无一人时，父亲想我了。他是回忆起我们俩在一起时互相的默契吧？想起我做饭菜的可口，想起我端上洗脚水的合适温度，想起我们拌嘴时我来一句顶一句的机灵吧。这些，有谁能替代？洗衣大姐不用说，活泼能干的新阿姨要涨工资啊，真扫兴。

“‘文献至今无下文，真急死人！”文献是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我父亲生前最后的单位，至今无下文是指落实政策恢复退休工资以及报销医药费的事。父亲的手头拮据已久到灰心丧气。“万一保姆走了，不知如何过下去！”“你替我想想看！”接连两个感叹号。

最后：“你千万要注意健康，多用点钱不要紧！可常来信。”这就是50岁时生我的老父亲写给我的唯一一封信。我把这封信放入包中，一路上紧紧地夹住它。回家后我再不敢打开，我很害怕这是一封假信，很害怕“我现在很想念你”那七个字逃走。父亲！

◎见面笑笑，吃过了伐

上海的冬季还是挺可爱的，日上三竿，睡饱了出门买吃的。街上车很多，走路的人不多。我们街区属于老建筑保护地段，有不少挂牌的名人故居，有两所涉外的高档幼儿园，文明程度相对高。行人对面走来，擦身而过时会身子侧一下，笑一笑，点个头啥的。于是，心情更舒坦一点儿。

年轻时我在东京中野区住过两年，在离家五六个站远的日本居酒屋打工。那地方离市中心稍偏，民风朴实。我每天出门打工，时间长了商店街的人都有点儿面熟。有时候店长让我去豆腐铺子买块豆腐，或者去超市买个调料，走路上，突然会被一位半老头儿吼一声：“扛巴堆乃（加油）！”啊你谁啊，我加油不加油和你有什么关系！我起初会这么想，不理他。

男人不甘心，到跟前再发问：“你身体好吗？”更奇怪了，我看上去像生病的样子吗？“嗯”我回答。“扛巴堆乃！”他又重复一遍，带着疑惑的表情走开。真爱多管闲事！

后来我发现诸如“加油”“精神”“健康”都是日本人的寒暄语，如果他得不到你响亮的正面回答，他会觉得你这天没有准备好，也就是没端正态度去对待工作。你犹犹豫豫的，暧昧地回答的话，比较熟悉的人还会趋前略带幽默地批评道“喂喂，看上去没有干劲呢。”咳好累啊，这些满脑子工作工作的日本人。

说起来，我出国之前是在出版社工作的，谋了个据说是全社最闲的职。每天收收发发看看书，下午三点按时去隔壁小公园做广播操，有时还能插个空档骑车跑菜场买斤毛豆回来剥豆子。

好日子才10年，我随丈夫去洋插队，咬着牙做上了“钟点工”，体力劳累不算，还要在精神上驯化我，心理落差相当大。不过人的可塑性很强，经日本那样每天被纠正劳动态度“改造”两年之后，我变了。用我姐夫的话说，去日本改造世界观比你上山下乡7年效果好多啦。

回国后我回到文化战线，自我约束力大增，又创办杂志又搞创作，焕发出很大的能量。大概“改造”时间还是太短，或许是我脸皮薄，我没有养成逼问邻居、同事们精神面貌的习惯，路上见面，仍沿用上海石库门文化中的寒暄语“来啦”“衣裳好看来”“吃过伐”“走啦”等等，听上去软绵绵，除了温饱，加一点美，其他追求一点也没有。

一天24小时，工作加交通时间也有10小时，大数据能告诉我们，你一天与熟人和陌生人见面的次数有多少。我想，正常人每天见面用得上寒暄语的应该会有十来句几十人次，那日式励志型寒暄语与中式有一搭没一搭型寒暄语的作用（力量）肯定不会同日而语。

常有人翻讲老段子，说以前上海稍边远的区比如杨浦区、浦东，他们到市中心去是要讲“到上海去”的。一个人打扮好出门，走到弄堂口，阿姨、妈妈看见会问：“到上海去啊？”其实那也是寒暄语，只是掺入一点艳羡与自卑，久而久之，不用说，孩子们的心理会受到影响。

我倒是挺喜欢北方人的寒暄语，常常听了忍俊不禁，当然我的印象都来自文学作品与影视剧。像“我爱我家”情景剧里文兴宇扮演的老爷子那样，爱端老干部架子，见人爱说“小伙子，打起精神来”！“闲人马大姐”蔡明也那樣，浑身洋溢积极气息，见了貌似后进分子，总想拍人后背一巴掌“挺起胸来”地关照别人。就连马路串子见人寒暄也是硬气得很，明明什么正业不务，却总是问出动静很大的寒暄语。

人贵有自知之明，意思就是人常常不知道自己长哪样。不知道我给人的印象是怎样的，我估计自己比马大姐好不了多少，老是流露出一种渴望年轻人成长的眼神，已经忘记自己是怎么长大、成熟的了。

所以我要时时提醒自己，想让年轻人带你玩，即使你心里有那想法，你也不能说，见了面就笑笑，或者问问“吃过了伐”，便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