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

如前所说，此时的满汉冲突已不具有原来的种族斗争的意味，但是也很明显，冲突的双方基于强烈的种族印记和种族主义情结互以对方为假想敌。在维新派看来，中国之所以在外国列强面前一败再败，除去其他复杂的背景和原因，满洲贵族的腐朽统治未尝不是主要原因之一；而在满洲贵族方面看，他们并不坚决反对一切变革，事实上，假如没有包括慈禧太后在内的满洲贵族的默许、支持，维新思潮绝不可能由理论上的准备转化为实际上的政治运动。但是，满洲贵族毕竟是清王朝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所默许、支持的改革，不仅具有维护满洲统治的坚定原则性，而且以不损害满洲贵族既得利益为前提。也就是说，任何改革都不能无视满洲作为统治民族的既成事实。

满洲贵族的反扑

矛盾的焦点已相当明显，现在的问题是冲突的双方如何尽最大可能淡化民族意识，求同存异，建立共识，推进改革。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维新派无意就此做出丝毫让步，他们以为拉住光绪皇帝这面大旗就可能全面抵抗住满洲贵族的反击，于是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请求光绪皇帝“罢斥”守旧大臣，并鼓励光绪皇帝仿效赵武灵王等故事，促使满洲人汉化，以期消除满汉之间的种族印记。康有为在《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中说：“满与汉异名，务在削大使小，汰多使寡，多立彼疆此界之名，以薄其扶助亲爱之意，但一君主与数大臣为政，尊则尊矣，制则制矣，然孤寡若此，而与列强合数千百万人为一者，相校相遇，安得不败？不然，安有以万里之大国，四万万之众民，而败于日本者哉？……臣昧昧思之，早夜等之，为中国计，而求其治本，惟有君民合治，满汉不分而已。”

维新派的设想未尝没有一定的道理，假如光绪皇帝具有历史上入主中原那些周边族群领袖的风范、权威、地位，问题或许比较容易解决。然而问题的症结恰恰在于，光绪皇帝在满洲内部毕竟没有足够权威，他的命运实际上操纵在满洲贵族的手里。因此，当他采纳维新建议，着手“罢斥”守旧官僚和对旧有体制进行一定改革时，反对的力量便首先来自满洲贵族内部。虽然光绪帝的基本思路并没有背离满洲人的根本利益，但在慈禧太后看来，其客观效果则是另外一回事。

如果说光绪帝“罢斥”守旧大臣尚不足以激起满洲贵族全面抵抗的话，那么，康有为等人断发、易服、改元，以及裁绿营、放旗兵，君民合治，满汉不分等建议则无疑将矛盾直接对准了满洲贵族，它的直接后果不仅要剥夺满洲人特权，而且事实上是要为满洲人的历史画上一个句号。康有为在《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建议：“皇上身先断发易服，诏天下同时断发，与民更始，令百官易服而朝，其小民一听其便，则举国尚武之风，跃跃欲振，更新之气，光彻大新。”

如此这般固然痛快，然满洲人的最后印记也就从此永远消失。这不仅将激起满洲人的恐慌、反对，实际上也超过了慈禧太后对改革的最大承受力。据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记载，慈禧太后在改革运动开始之前曾明确对光绪帝说过：“汝但留祖宗神主不烧，辫发不剪，我便不管。”

既然光绪帝、康有为的改革方案超过了这个政策极限，那么慈禧太后便有足够理由带领满洲贵族进行反扑。百日维新不失败，可能吗？

列强的目的

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导致了满汉之间的冲突，于是以汉人士大夫为中坚的维新运动终于被满洲贵族势力所扼杀。不过，这毕竟尚属内部事务，还不足以说明维新势力是怎样陷入民族主义误区。维新派对列强的矛盾心态及其政策取向，则更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民族主义在现代中国的真正价值。

在某种意义上说，戊戌维新是中国人民族、种族意识的大觉醒，是中国人基于传统忠君、爱国情怀在面临灭顶之灾之际的本能反应，因而具有极其强烈的雪耻意味。变法富强的目的不仅在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是为了报仇雪恨，恢复往昔中华帝国的中心地位。

雪耻意识对一个失败族群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如果全体中国人都能像梁启超在《论中国之将强》中所期望的那样“忍大辱，安大苦，发大愿，合大群，革大弊，兴大利，雪大耻，报大仇，定大难，造大业，成大同”，那么，中国终有强大之日，终能坦然面对外部世界。然而，如果将这种意识夸大到一种不适当的地位，则势必产生与主观愿望相异乃至相反的效果，形成极其自卑的心理状态，既无法看到对手的长处，也无法正视自身问题，于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认识误区。

我们看到，在甲午战争后，思想界实际上陷入极度的怀疑主义，他们不仅怀疑清政府的动机、能力，以及洋务新政国策的有效性，而且开始从根本上怀疑中国千百年来文化传统、精神遗产的现实价值，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中，从根本上怀疑传统精神遗产、典章制度的有效性，主张全盘更新，一切推倒重新开始。康有为的这种主张在当时并不是个别现象，举凡忧国忧民的知识阶层或官僚士大夫中稍具良知者，无不具有这种思想倾向。

基于这种功利主义、复仇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结，维新势力在对列强的认识上必然发生偏差。一方面，他们以为列强之所以强大，除去諸多背景和原因，最根本的在于他们的国家体制、政治制度远比中国优越，因而他们所鼓吹的变法改制，其真实目的就是要效法列强的制度。我们不必怀疑维新势力对中西政治体制认识的合理性，但我们很容易感到，他们这种主张、期望明显稍显激进，无视中西文化传统的差异，至少是超出了中国社会改革的实际承受力。

另一方面，维新思潮的兴起与发展毕竟直接来源于列强的欺凌和入侵，维新势力提出的改革内容虽然取法于外国，实施于内政，但其目标也只是自强、报仇雪耻。因而维新势力在对列强的认识上，既看到了他们的长处值得中国效法，主张全面地引进、吸收，同时又时刻提防列强对中国不怀好意，怀疑列强对中国的援助、支持在根本目标上都是为了从内部瓦解中国，演变中国。

维新势力无法对列强建立一种正确的认识，无法以坦然的心态面对外部世界。他们在对外政策的基本取向上，虽然时时处处以民族、国家、王朝利益为至上原则，但却每每陷入难堪境地。事实上，不论列强对中国维新事业是同情、支持亦或反对，他们的真实心态不可一概而论。一方面，他们基于自己的价值观，以为维新改革可以给中国带来进步、繁荣，进步、繁荣的中国远比野蛮落后的中国更合乎列强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他们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不可能真正支持中国通过改革走上繁荣昌盛之路，因而一旦改革事业受到阻碍或扼杀，他们并不愿意牺牲自己国家的利益而同情、支持中国的改革派。我们看到，在戊戌政变发生后，几个主要外国政府尽管对落难中的维新人士予以庇护、同情，但这些政府实际上很快就转到维新势力的对立面—以慈禧太后为中心的清政府方面去了。

维新失败再思考

强烈的种族、民族主义情绪，使维新派看不清列强的帝国主义本质，他们对列强既充满担心、提防，又产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依赖感，以为维新运动如果获得列强全力支持，便不难取得成功，中国也不难再度富强、振兴。于是，在维新思潮酝酿之初，维新志士不但提出要效法日、俄等国改革模式，而且提出一旦时机成熟，礼聘伊藤博文等外国人士作为中国政府高级顾问，指导中国改革、发展。甚至到了维新力量即将遭到反对势力摧残的关键时刻，在维新志士心目中似乎依然只有外国列强的保护、干预才能使他们度过难关，寄希望列强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然而，维新与保守毕竟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列强和外国人基于自己的价值原则，可能适当地表示自己的同情、理解和遗憾，或在不损害国家关系的前提下提供适度保护、帮助和支持。但是，这种支持毕竟以不损害国家关系为前提，因此我们看到，虽然维新志士在政变发生后都尽可能受到外国势力的保护流亡他国，但维新事业却并没有因为列强支持而得以继续进行下去。中国问题的真正解决永远只能依靠中国社会内部进步、健康力量，任何完全寄希望于外国支持与帮助的想法都难以获得真正成功，这或许也是戊戌维新留给后世中国的重大教训之一。

这样说，绝不意味着指责维新志士在从事国内改革时不该利用国际背景，无视国际潮流的变化。事实上，在国际关系日趋紧密的近代中国，国内政治的任何大变动都不可能不受到国际背景的影响和制约。问题在于，维新势力无法真正辨认国际潮流中的进步与反动，而是基于自己民族、种族利益在国际舞台上施展中国传统政治中的纵横捭阖之术，企图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通过与英、日结盟而与保守势力的亲俄政策相抗衡，从而力争中国的权益，进而有助于维新事业的成功。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不可行的。

在国家关系日趋紧密的近现代，国内政治的变化不能无视国际背景的影响，有心推动国内政治进步的势力、集团更应充分利用国际环境的支持，借助于国际进步潮流推動国内改革。但是，这种利用与借助不能立足于狭隘的民族利益，更不能陷入民族主义的误区，在根本点上必须凭借国内包括人民大众在内的政治资源，最大可能淡化民族、种族主义情绪，依靠自身力量推动社会进步。然而，近代中国尤其是戊戌年间的维新势力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不可能明白其中的道理，而在内外政策上都势必陷入民族、种族主义误区，这是维新运动之所以夭折的根本原因之一。（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