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读经”回归教育范畴

2018-06-28冯展君

新世纪图书馆 2018年4期

冯展君

摘要自20世纪90年代初王财贵在台推广儿童读经，读经教育一直备受关注，且争议不断。该不该读经、怎么读经成为当代传统文化教育的热点问题。论文通过回顾台湾读经运动的发展历程，以高雄地区的“读经班”为例，探究读经教育的利与弊，并倡导读经运动回归教育范畴。

关键词儿童读经台湾读经教育运动儿童教育传统文化

分类号 G252.17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18.04.003

0 引言

近十几年来，“读经热”高涨不退，浸漫全国。高同纯与史萍认为“读经热”源于三方原因：一是民族文化自信心的增强，二是文化转型的内在精神需求，三是当今基础教育体制上存在的缺陷[1]。此外，笔者认为全球化的进程也让孩子诵读民族文化经典成为必须。实际上，《诗经》《论语》《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乃至《水浒传》《红楼梦》等经典著作的节选内容，作为教材課文无论是在古代私塾还是在现代学校都必不可少，学生的诵读声中总有“子曰……”“关关雎鸠……”。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时下的教育还要宣称“返璞归真”，热烈地推崇“国学”，推广“读经”？正如郭英剑教授所言：“全球化……引发了各种文化的自醒意识”[2]。这种“有意”的宣传行为，折射出国人心中的本土文化危机感。在世界文化相互渗透的大环境下，国人对中华传统文化重新发掘、擦亮，欲把其作为自我的文化标识。颜峻也认为“当代读经风潮跟以往的几次共同点，都是对中华文化价值的重新发现，每次读经风潮都是对中华文化价值的高扬”[3]。读经活动的兴起显然不是一个纯粹的教育问题。它更像一个综合性问题，只是以“教育”，尤其是儿童教育这一角色登台。

要论中华文化价值所在，首推“孔孟之道”，首荐“四书五经”。现代的“读经”活动，其首要目的仍然是继承和传扬中华传统文化，企图通过诵读植入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学养。不过，这里的“经”不再限于四书和五经，而是一切优秀的经典读物的统称。比如王财贵认为，“经”即“最有价值的书”，凡读者认为值得一读再读的书皆可[4]。台湾地区是我国最早推广“儿童读经”活动的阵地之一，“读经班”遍布各市小学，深入民心。

1 为什么读经？——台湾地区“儿童读经”活动的缘起

从20世纪90年代初，台湾民间开始推广儿童读经计划，由台中师范大学语教系专任教授王财贵发起和倡导。他与南怀瑾、郭齐家、蒋庆，并称儿童读经推广四君子，是台湾地区最积极的读经推动者。

台湾的儿童读经活动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文化运动，或者可以说是由个人行为引发的。身为新儒家代表人牟宗三先生的弟子，王财贵把儒家经典引入家庭教育，让自己儿子从小诵读经书，而后让亲朋好友的孩子纷纷加入由他主持的读经活动——这大抵是“儿童读经班”的雏形。1991年起，受中华文化基金会的支持，王财贵对外首开“儿童读经班”，免费教学。1994年8月，王财贵受聘于台中师范学院语文教育系。自此，由他牵头的儿童读经推广事务之范围不断扩大，迄今已成立了“儿童读经推广中心”，并在多个县市成立读经学会，出版发行《读经通讯》，通过相关的录音带、录像带以及网站进行推广，“中华文化总会”台湾省分会更于2000年起举办每年一度的经典总会考[4-5]。王财贵所推广的读经运动，普及的速度相当惊人，不论是学校单位，宗教团体，民间学术基金会，都曾邀请他做专题演说。由此，杨钦助认为儿童读经教育正在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实施[6]。尽管儿童读经尚未纳入台湾的学校教育体制——这被很多儿童读经支持者所诟病，但它的影响力有目共睹。

事实上除了王财贵，不少读经推广有志之士以类似的方式也在家庭、学校、社区开展读经活动。总言之，他们推广读经主要基于对中华传统文化没落的堪忧。林业连感叹道：“从目前台湾人的身上，已不容易看出中国人的特质——倒是强烈感染美国、日本等外来文化” [7]。那为何以“读经”这一方式来重拾国人的传统文化意识？我们或许能在《读经教育之基本理论》中找到答案。

“经典”不仅构成其民族之传统，而且提供给全人类以无限之启发。每一个民族若想教育其国民，使之有深远的文化理性，最方便的进路是先以自我民族的经典熏陶其文化心灵，而后乃有能力进而接受其他文化而消化之，以达于人类更完美之文化成就[8]。

王财贵的言论反映了读经支持者的普遍想法，即强调“经典”具备的永恒品质。不可否认，文化典籍承载并呈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脉络，它们把有形和无形的精神遗产沉淀于文字中，使之不随时间而流失。因此，王财贵认为“读经”成了一种既能“训练古文基础”又能“直接接触文化传统中之最高智慧”的方式[8]。那又为何倡导从儿童阶段就开始读经？大体看，推广者主要从三方面认为儿童读经的必要性。

（1）学习能力方面：主张读经是提升儿童语文能力的重要渠道之一，例如识字能力、阅读能力。

（2）心智发展方面：认为儿童像一张白纸或一块海绵，可塑性强、容纳性大，处于记忆力、语言学习、性情、人格、智力等各方面发展的关键期。在此时期进行读经，不仅适合儿童的心灵，也有助于其成人成材。

（3）文化传承方面：把成人的传统文化意识淡泊、经典阅读能力低下等问题，归咎于幼时经学教育的缺失。因此读经应“从娃娃抓起”，以防本土文化断层。

诚如蒋庆所说：“如果我们不能把中国文化之根潜移默化地注入到儿童心中，我们就培养不出‘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从娃娃抓起就是从‘娃娃读经抓起，娃娃长大了再抓经典教育就来不及了！”[9]恰好体现了儿童读经推广者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拳拳之心。

2 怎么“读经”？——以台湾高雄市盐埕区小学为例

关于儿童读什么经、怎样读经，王财贵在《儿童读经教育说明手册》（简称《手册》）已详细论述。《手册》自1995年发行以来，成为了不少儿童读经研究者和实施者的重要参考资料。他在《手册》中阐明了“儿童读经”理念的三个重点，即读“最有价值的书”“先求熟读，不急求懂”、以儿童为主要教学对象[4]。

2017年9月底，笔者以“志愿者”身份参与高雄市盐埕区小学亲子读经班活动。这个读经班由盐埕区小学主办，崇义文教基金会协办，自2017年9月2日起开课，至次年1月20日结课。下文以此作为案例，总结“儿童读经班”的特点。

（1）小班授课，混龄教学。每逢周五晚上七点半到九点是盐埕区小学“读经班”的举办时间。这个“读经班”属于课外辅导班，招收3岁以上学童（须家长陪同及接送），约20人。免学费，但需缴纳班费500元台币（约合人民币110元），包含场地电费、读书礼卷与礼物，全勤将退回200元台币。另外，“读经班”设定了“家庭读经”时间，鼓励每天读经半小时。

（2）尊师重道，注重形式。“读经班”在各环节都体现了“尊师重道”的思想，其具体流程见表1。诵读的布场类似古时私塾，摆放三列四排的长桌，每桌坐有两名学生，桌椅跟前是一块挂有孔子画像的移动白板。教学材料均为古文典籍，共有《学庸论语》《老子庄子选》和《唐詩三百首》三本。整个诵经过程注重“仪式感”。

（3）只读不解。“读经班”以老师或志愿者带读，学生跟读，家长或志愿者陪读的方式开展。每本经书通常由不同的成人教授，教授内容以读音、识字为主，不作详细解释。读经顺序从《唐诗三百首》开始，再到《学庸论语》《老子庄子选》。领读者先随学生“温故”，诵读上一堂课学习的经文，而后再教授新的内容，每次教授的内容根据制定的“课程规划表”安排。诵读的片段长短不一，通常是一首唐诗，几句孔子语录，以及一篇老庄文段。

为了增加读经的趣味性，领读者会在诵读过程中加入一些“游戏”元素。例如，一边敲打“快板”，一边读经；以不同的速度诵读经书（“现在我们以火车的速度诵读”）；让学生在念一句话的第一个字或最后一个字时拍手；分组读经，如第一组念第一句，第二组念第二句……

（4）鼓励多于强制。盐埕区小学读经注意事项表上有一句话：“请家长尽量陪读，不要强迫小朋友，让他们能快乐学习。”从实际操作来看，“读经班”秉承“鼓励多于强制”的理念，并设置了一系列的奖励措施。在“读经”正式开始前，会有“验收”时间（见表1）。“验收”是指学生向家长、老师或志愿者背诵上节课的教学内容。每位学生有一张“盐埕区亲子读经优良记录表”，每通过一项背诵测试，就会得到1枚卡通小贴纸或写有“合格”“良好”“帅呆了”的印章。同时，有出席者，将给予2枚奖章；有家长陪同者，将给予1枚奖章。集齐50枚贴纸或印章，可换取面额为100元台币的图书礼券一张；全学期全勤者，可换取两张。诵经课程的最后一个环节是“颁奖典礼”，奖励上周进度全部验收通过的学生，并给予一份小礼物，例如彩色笔、笔袋。尚未通过背诵的学生也不会受到任何惩罚。除外，为了提升学生的参与度，在诵经过程中，领读者的“麦克风”会传到学生的手上，由他带领其他孩子读经。

3 读还是不读？——儿童读经之“矛”与儿童读经之“盾”

盐埕区小学读经班招生简章上的教育目标写道：（1）教育孩子，以德为本，以孝亲、尊师为先；（2）小学以前记诵最有价值的经典，作为待人处世的方针；（3）奠定写字、阅读、作文的基础，提升人文艺术涵养。陈珈合总结了儿童读经推广的三大本意——文化教养、品格陶冶、潜能开发[10]。若只从受众，即儿童出发，这些确实是儿童读经推广的意义。可对于以王财贵为代表的一众儿童读经推广者来说，儿童读经的价值远不止此。

王财贵在《手册》中痛陈，自民国元年（1912年）起，政府陆续下发三道有关废止读经科的法令，对民族文化的断绝所关甚大。他认为，胡适白话宣言后，“西风”盛行，国人普遍不看古文，“读经”渐行渐远，更感当今社会的文化教养及正义日渐倒退。因此，“当务之急是‘教育的革新，尤其是‘文化教育的落实……即是普遍恢复读经的教育。尤其要自儿童时期即开始，因为等到初中高中性情‘沸腾起来，就来不及了。[4]”王财贵的主张与文中提及的蒋庆言论如出一辙。高玮谦更把读经教育的时代意义分为三个层次：个人、民族与人类，即找回个人安身立命的常道、重现民族高明博厚的文化、开创人类和谐美好的文明[11]。

儿童读经并非是单纯的儿童教育问题，它的背后涉及了历史、经济、文化入侵与传承，甚至是民族和人类的发展。可“读经”是否能挽救传统文化的没落？读经是否等于传统文化教育？把文化传承这么巨大的责任压在儿童小小的肩膀上是否合适？……这些是儿童读经反对者，或者是与王财贵等人持不同意见的读经推广者提出的疑问。

儿童读经的辩论从未消停。矛盾点主要集中在四个面向。第一，受众。支持者认为读经应从儿童阶段开始，让孩子从小接触优良的传统文化。反对者则从“儿童本位”理论出发，认为经书艰深难懂，不适合孩子阅读，即使要读也需注意循序渐进。第二，读经方式。支持者认为“只读不解”的读经方式更适合孩子的心智特点，因为13岁以前的儿童，其发展重心在记忆力而不是理解力。孩子长大了，会出现“反刍”现象，逐渐领悟经文之义。反对者认为这种“填牛”式的读经不但没有实际的教育效果，还会抹杀孩子的学习兴趣，增加他们的负担。第三，读经内容。与支持者高度褒扬“经典”的态度相反，反对者提出“读经”会复苏封建思想，强调“经典”有糟粕或不合时宜之处。第四，读经意义。双方的核心论点在，“读经”是否与学习能力的提升、传统文化素养的植入、传统文化传承三者存在正向关系。

笔者在参与读经活动时，经常佩服于孩子们惊人的记忆力。一位三年级的学生每次能够快速地背诵约100字的内容，能够流利地诵读那些佶屈聱牙的古文。“我们是‘包本背诵”，每次大概学习两页，读完需要两年。”林义屏告诉笔者，一个妈妈曾经带着三岁孩子参加读经，日子长了，那个孩子竟然能够背出经文。不过他多次强调，这些孩子只是记得，对其中的意思完全不理解。尽管如此，笔者却发现了一些积极现象。例如不少孩子非常喜欢领读，纷纷举手请示老师，甚至会出现“争抢”麦克风的场景。到了“验收”时间，大部分孩子会主动地背诵。

不过，笔者也感受到讀经反对者的忧虑。在一次与两位四年级的孩子共同读经的过程中，无论笔者怎么引导、劝说，他们都不愿意读经。“不会读，不想读。”这是他们说得最多的话。看到其他学生上台领奖时，笔者尝试以此来鼓励他们读经，却得到这样的回答：“只要背诵就得到了，没什么了不起。”显然，读经并非是所有孩子的兴趣所在，而纯粹的背诵反而降低了他们学习的欲望。另一个问题是混龄学习。笔者发现，年龄越小的学生，其读经专注度越低，很容易被一些声音或其他有趣事物吸引——这也是为什么需要家长或志愿者陪读的原因之一。林义屏认为盐埕区小学“读经班”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进行分龄读经，年纪稍小的学生有时会跟不上。他表示，高雄市三民区小学实施“分龄读经”效果比较理想。

近年来，读经“风潮”似乎演变成“疯潮”。各式“读经班”遍地开花，私塾学校陆续建起，甚至出现“伪汉学”“读经敛财”等赫然字眼，还有报道父母把孩子送去“全日制读经班”而不去正规学校的新闻。正所谓物极必反。科学理性地对待儿童读经问题，几乎成了当下这个“疯潮”的“镇定剂”。

4 “读经”是手段还是目的？——让“读经”回归教育范畴

疯狂的“儿童读经”现象背后，藏着一个令人捉摸不清的问题：读经究竟是教育手段还是目的？在大张旗鼓倡导读经下，“读经”这一词似乎与“继承传统文化”“蒙以养正”画上等号。因此才有了王财贵等人“以这一种最不起眼但却最实际的办法，想从根做起，来救助文化人心”，才有了他鼓舞家长“想让孩子不受社会污染，想教出一个‘君子则请立刻开始教导‘读经勿因等待体制改变而失去了教育的时机！”[4]在他们眼里，读经成了“万能药”，能医治“文化意识淡薄”，能抵抗“社会污染”。王的言论显然太绝对了，不过引出了读经“疯潮”的一个根由——教育体制问题。有趣的是，在“治理”这个问题上，王财贵等人拿对了“方子”，却用错了态度，用错了方式。柯小刚认为，经典当然是好的，但读经并非万能，错误的读法甚至有害[12]。他指出，王财贵推行的“读经理论”的高明之处在于，它从根本上终结了任何一种“教育”的必要性，是超越了教育的教育，或者说根本就不是一种“教育”[13]。

笔者认为，若要让儿童读经得到良性发展，充分发挥它积极的效果，应尽快使它回归教育范畴。如何回归，建议可从以下两条路径入手。

（1）把“读经”看作是一种教育手段。无论是为了传承文化还是启蒙学童，读经这一行为本身只是通往目标路上的一种途径。潘世尊对于读经提出了两个“非必要”，认为在创造更完美的社会文化，全面性的反省批判本身所承继之文化传统的过程中，古代经典之阅读可扮演辅助的角色，但并非先决且必要之条件；将“让儿童读经”视为或许可达成某种最值得追求的教育目的的一种可能方式，而非必要之措施 [5]。

一方面，推广者在推行“读经”之时，往往不小心把“读经”视为目标，忘了初衷。另一方面，他们把诸多“责任”压在“读经”身上，以为实现了读经就能培养栋梁之才，就能解决本土文化危机，就能推动民族发展……这未必高估了“读经”的效用。读经推广者一味让孩子捧读《三字经》，背诵《论语》，鼓吹这就是在践行传统文化，传承传统文化。正因“读经”的光环太多，渐渐便成了部分推广者肆意妄为的“护身符”。陈壁生表示，蒋庆提倡读经，是把经书抽离历史，悬为绝对价值，视为万古不变常经的做法[14]。这一说法尚待进一步验证。但不可否认，由“读经”衍生的种种极端行为不仅没有真正地把经典中的传统文化精髓植入国人大脑，反而为“读经”树立了负面形象，以致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愚昧而落后的教育。我们不妨把读经看作其中一种教育手段，或是有助于振兴传统文化的方式，减轻“读经”的担子。

（2）让“读经”体现教育本质。王财贵认为教育的本质在于开发人性……最最重要的，就是要依照人性来安排[15]。笔者赞同他这一言论。可包本背诵、不求甚解的读经方法真的符合儿童天性了吗？。王财贵在“如果碰到就是不肯读经的孩子怎么办”的问题上回答道：“一种教育，如果是必要的，即使没有兴趣，也要教，你要想办法啊。何况读经符合孩子学习的天性，教久了教多了，他就有兴趣了。”[16]王财贵等人所说的“符合孩子的天性”，主要针对幼儿生理上的特征，即处于记忆力、心智等最佳开发期。那么，它是否又符合孩子的心理特征呢？——喜欢玩，喜欢自由自在，喜欢新奇古怪，喜欢天马行空……笔者不禁要问，如果读经以传承文化为目的，那为什么非得把它一股脑地往孩子身上放？难道就因为孩子的天性适合承担这个重责？

关于如何读经，不少儿童读经研究者各抒己见，不一而足。“读经的意义自不待言，功德无量，但如何读经却值得思考。”柯小刚在《反思启蒙，反对蒙昧：“发蒙”与读经教育》中刊登了一名读经少年的信件。信中一名叫惟生的学生，坦露了自己从十岁退学进入私塾学习传统文化的心路历程。他对私塾中“包本背诵”，把《竹窗随笔》《曾国藩家书》等列为禁书，不让学生阅读经书注解等行为感到困惑与愤懑。柯小刚表示，“信件反映的问题在‘读经界非常普遍，但鲜为外界所知”[12]。

教育不是本身就存在，它是因为有人才有了教育。读经仅仅是一种教育方式，我们在运用这个方式前更应该先考虑受教育者的生理以及心理特点，而不是因为主观觉得它好，然后找千万个理由把这一行为合理化。这不是本末倒置吗？另外，由于读经推广者是成人，受众是儿童，很容易出现把成人思维强加于孩子身上的现象。教育是人的教育，是人性的关怀。“儿童读经”应当体现教育的本质，应先从孩子的角度出发，多倾听他们的心声，允许他们在“要不要读”“读什么”“怎么读”上有充分的发言权。

无论是王财贵等人的读经理论，还是其他读经支持者的教育倡言、社会上众多私塾推行的读经教育，都应引起我们思考：传统文化之承扬乃整个民族之务，要完成它非唯有读经，也非仅有读经即可，更非儿童读经即可。我们是时候把“读经”拉下“神坛”，让其回归纯粹的教育范畴，成为孩子成长路上的一个良师益友，而不是一个沉重的包袱。

參考文献：

高同纯，史萍.当前儿童读经热潮兴起原因之思考[J].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1（1）：149-150.

郭英剑.全球化语境中的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2（1）：37-41.

颜峻.当代读经风潮的反思[J].全球教育展望，2016，

45（9）：85-91.

王财贵.儿童读经教育说明手册[M].台北：华山书院，1995.

潘世尊.王财贵的儿童读经教育理论之析评[J].弘光人文社会学报，2008（9）：55-96.

杨钦助.“儿童读经教育”的现代意义探讨[J].学校行政，2004（32）：91-105.

林业连.读经风气的兴衰及经学的价值[J].明道通识论丛，2006（1）：183-205.

王财贵.读经教育之基本理论（一）[J].鹅湖月刊，2005，30（7）：52.

王立龄.给孩童培植“中国心”：蒋庆先生谈少儿读经

[EB/OL].（2007-05-23）[2017-11-20].http：//www.chinakongzi.org/rw/xszj/jiangqing/200705/t20070523_2216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