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莫 晓

1948年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全文刊登“五一口号”

1948年5月1日，国民党“国民大会”闭幕演出现场鼓乐喧天。舞台之下的蒋介石，脸上喜色中隐着疲惫。虽一心建立一党独裁统治，但前有袁世凯称帝表演83天谢幕的前车之鉴，后有社会上民主潮流的推波助澜，蒋介石不得不重开“国民大会”，以期“名正言顺”地当上“民选总统”。哪知过程却让他十分窝火。美国示意无党派“自由知识分子”胡适竞选总统，弄得他不得不以退为进，假意辞让。待到众人鼓噪，他才欲拒还迎登上“总统”之位。“副总统”之位本想给有孙中山之子光环但无实权根基的孙科，偏又来了个李宗仁“横刀夺位”。

但对61岁暮年将至的蒋介石来说，能“当选总统”也算是“功德圆满”了。可是，历史的戏剧性冲突让他猝不及防——就在这一天，他从共产党那里收到了“五一口号”这份“大礼”。

口号第二条：

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死敌蒋介石走向灭亡的日子，蒋介石做伪总统，就是他快要上断头台的预兆。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

读罢这条，蒋介石想必气血上涌。但双方战场拼杀，喊出这类口号并不稀奇，真正让他内心震荡不安的是第五条：

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国共内战近三年，双方虽互有胜负，但各大城市等繁华之地仍攥在他老蒋手里。此时决战尚未打响，毛泽东铿然发布这一口号与他的“国大”针锋相对，究竟在上演什么戏码?

“老蒋的天下，就没中间力量的生路”

就在蒋介石费心琢磨时，在河北城南庄运筹帷幄的毛泽东，和驻扎在不远处西柏坡的中共中央，已经开始了民主建国的政治运作。

通过召开政协，实现召集人大，最后成立政府，完成建国大业——毛泽东心中有着清晰的政治规划。

两年前的1946年1月，也曾有过一个“政治协商会议”，给满目战争疮痍的中国带来民主和平的新希望。然而，就在会议达成改组政府、整编军队、和平建国等议案胜利闭幕时，蒋介石反悔了。怀着独掌天下雄心的蒋介石，不惜撕破面子，对民主宪政活动大肆打压。

1946年2月10日，各民主党派联合重庆20多个民主团体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时，国民党特务到会场进行破坏和捣乱，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较场口血案”；6月，上海人民反内战代表团马叙伦等人赴南京请愿，特务在下关纠集暴徒围殴请愿代表，制造“下关惨案”；7月，在昆明残酷刺杀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制造了“李闻惨案”……

一系列世所共愤的血腥惨案之下，国民党抗战胜利积攒的声威被一点点地消磨掉。“下关惨案”中被打成重伤的马叙伦曾对前来看望的周恩来说：“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了!”还有民主党派领导人直言不讳地对中共领导人说：我们过去总劝你们少要些兵，少要些枪，现在我说你们的战士不能少一个，枪不能少一支，子弹也不能少一粒……

枪杆子里出政权，毛泽东的精辟论断，有识之士认可，蒋介石也同样奉行。6月26日，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当时中共的心脏驻地延安，悍然发动内战。蒋介石扬言，3个月剿灭共产党（后改口为6个月）。

国民党这一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将民主共和的最后一层面纱撕碎，也将自身置于千夫所指的境地。

1946年6月23日，"下关惨案"发生后，周恩来闻讯赶到医院看望受伤的马叙伦

全面内战爆发之初，毛泽东制定了不计较一城一地得失、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标的战略方针，灵活作战；而国民党凭借其人力物力上的优势，一度“势如破竹”，将中共控制的部分解放区和城市次第收归囊中。1946年10月，国民党军队占领晋察冀解放区的首府张家口，蒋介石为这一“胜利”冲昏头脑，召开了由国民党一党把持的所谓“国民大会”。这个“国民大会”的召开，彻底堵死了各党各派与国民党共建联合政府之路，不但为中共所坚决反对，也遭到了民盟等中间党派的拒绝。

而此时的蒋介石自以为可以独步天下，哪里还容得下中间党派反对的声音。1947年5月，中央社公布伪造的《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发表观察家谈话称：“民主同盟及其化身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组织，已被中共所控制，其行动也完全遵照中共的意志，已成为中共暴乱的工具。”

国民党终于要对民主党派下狠手了。1947年盛夏的热浪中，全国各地军警挟“对民主党派上层‘暂时容忍敷衍’，对中下层分子‘一律格杀勿论’”的密令，展开了对民主党派的全面打击和迫害。11月6日，民盟被迫解散（后在香港重新组建）。正如民盟老主席张澜日后感慨：“老蒋的天下，就没中间力量的生路。”

高压之下，大量民主人士，包括各党派领袖人物如李济深、沈钧儒、何香凝等，以及左派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纷纷远走香港。由此，南国那个英国治下的世外小港，摇身一变成为一片沸腾的政治热土。各派在此批评国是，激荡时局，不同政治背景的报纸相继创办，国民党创办了《香港时报》，民盟创办了《光明报》，民革创办了《文汇报》，还有些不左不右的《大公报》《星岛日报》《华侨日报》……

其实，早在各民主党派领袖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避难香港之前，中共就已未雨绸缪，将在华南的指挥中心和海外情报、统战中心以及一大批精英人物，纷纷转移到香港开展活动，组建了隶属于中共上海局的香港分局，并创办了著名的《华商报》，将其作为中共在香港的舆论阵地。随后周恩来特地将中共党内统战与情报工作的行家里手潘汉年调到香港，开展统战工作。

扎扎实实的协商已然开启。

与此同时，战局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1947年6月，以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千里挺进大别山为标志，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战争形势日渐朝着有利于中共的方向发展。1948年1月，国民党集团不得不宣称采取“重点防御”。此时的蒋介石，不仅军事上节节败退，政治上人心尽失，经济上也濒临破产，官僚腐败，几大城市黑市盛行，货币贬值，民不聊生。

站在1948年的年头，毛泽东预言：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60个月。这60个月又可分为两个30个月，前30个月是我们“爬坡”到顶点，也就是打到我们占优势；后30个月，叫做“传檄而定”，那时候，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不用打仗，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

如今解放战争已打了两年有余，战略主动权已然反转，接下来，也该进一步筹划政治运作了……

毛泽东亲自审改

1948年“五一”劳动节前夕，西柏坡的周恩来被一封奇特的电报逗乐。电报为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的廖承志（1908—1983，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与何香凝之子）从太行山深处的涉县发来，其内容令人忍俊不禁：“五一节快到了，中央有什么屁要放?”

话虽粗俗，但政治敏感性是值得称道的。按惯例，“五一”国际劳动节时，中共中央都会通过新华社发表宣言、口号，举行集会、游行，刊发文章、社论。此次“五一”将至，中央指示还未送达，廖社长于是来电催问。廖承志生性幽默，爱开玩笑，因毛主席素来指示“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还经常对人说，不让人说话不行，屁放了，肚子就舒服了，于是在电报中，就将这个“屁”信手拈来引用了。

有了廖承志问“屁”的引子，在城南庄低矮的民房里，在诙谐欢快的气氛中，“五一口号”初稿由党内笔杆子胡乔木迅速起草，并送至毛泽东的案头。

初稿一共24条，毛泽东逐一审读、字斟句酌，最后将目光停留在第5条“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第23条“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和第24条“中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组织者，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万岁”上。

反复思忖之后，毛泽东提笔作了几处意味深长的改动：将第5条修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将第23条“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划掉，第24条“中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组织者，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万岁”改为“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修改后的“五一口号”，一共23条。

4月30日，在经过中共中央会议讨论通过之后，震惊中华大地的“五一口号”通过陕北的新华社电波正式对外发布，同一时间，新华广播电台也进行了广播。5月1日、2日，《晋察冀日报》《人民日报》先后于头版头条全文发表。

这份被寄予建国厚望的宣言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据《晋察冀日报》社长兼总编辑邓拓回忆：4月30日，他接到紧急通知，赶到城南庄参加一个紧急会议。见到毛主席后，毛主席紧紧地握住他的手，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毛主席亲自把《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手稿交给他，让他拿去打印。为了慎重起见，将“五一劳动节口号”打出清样后，他又交送毛主席审阅，直到4月30日深夜，毛主席还在亲自审改……

由此足见毛泽东对发布这一口号的谨慎，也可看出其内心的激动和期待。

如此短短数行却又字字千钧的宣言，以及它所传达的协商共和的伟大构想，能否一呼百应，得到所有民主党派的拥护?它能否成为一个契机，将各民主党派及社会贤达聚拢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一起构建新中国政治蓝图，并催动新中国的诞生?

等待与猜疑

“五一口号”甫经发布，迅即随着新华社的电波传向海内外。中共中央也开始了焦灼的等待。

与此同时，协商建国事宜也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

在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的次日，即5月1日，毛泽东致函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主席李济深和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中央常务委员沈钧儒，以协商的口气具体提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时间、地点、参会党派和原则、实施步骤等，对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第5条作了进一步的补充。“究以何者适宜，统祈赐示。”毛泽东写给老先生的信，用语儒雅而谦恭，可见心之切切。

5月2日，中共中央电示上海局，明确指出：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来解放区商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还强调：参会单位自愿，不得强制。周恩来又亲自拟定了邀请人员名单。

5月7日，中共中央又电示华南分局，布置筹备政协会议。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可是“东风”似乎有点姗姗来迟。5月14日，在中共中央的一再催促下，潘汉年从香港向中央发报，简要汇报了香港各民主党派领袖人物5月5日响应“五一口号”的联合通电。周恩来嫌电报太过简单，立即电告香港分局：应将各地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电文内容和署名，尤其是致毛泽东的电文，全衔电告中央。可是香港分局却迟迟没有落实这一指示。这不免引起西柏坡的忧虑：香港那边难道有复杂情况?

还有一些党派迟迟没有响应。

上海的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1945年12月由爱国的民族工商业者和有联系的知识分子组建）为何迟迟未能响应?民建过去的立场是“不右倾，不左袒”，如今，会不会站到中共一边?

北平还有个九三学社（1946年5月由科技文教界人士组建），“五一口号”发布多日，他们为何还没有表态?

而即便是声明拥护“五一口号”的党派，态度也有值得捉摸之处，如民革，响应声明迟至6月25日才发表，有人解释，这不过是工作程序问题，民革主席李济深对此很重视，已经安排了起草任务，只是在起草之后征求各方意见时耽搁了时间。但征求意见耽搁了这么久，是不是因为党内意见不易统一?

就是积极开展政协运动的民盟，虽有代主席沈钧儒、章伯钧在香港响应，但在上海的老主席张澜和不少中央委员都没有公开表态……

时间一天天过去，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虽从各方渠道大致了解到大部分党派的态度，但没有收到明确的互通电文，总不能让人踏实。时值国共大战炽烈，各党派能否与中共保持一致?

其实，个中缘由与国民党蒋介石大有干系——

民建和九三学社的总部分别设在尚处于国统区的上海和北平，当时皆处于地下状态。其时，国民党“戡乱动员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这个条款“临时”了43年，直到1991年才在台湾被宣布取消）等轮番出台，蒋介石严令“戡平共匪”，民盟刚因与共产党“联系紧密”而遭血腥打压和强制解散，此刻谁敢公开响应?

实际上，当民建获悉中共“五一口号”后，随即于5月23日在上海秘密举行常务理事、监事联席会议，一致通过决议：“赞成中共五一号召，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并推章乃器、孙起孟为驻港代表，同中共驻港负责人及其他民主党派驻港负责人保持联系；九三学社闻讯后，也在北平秘密举行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响应中共“五一口号”，但因处在国民党威胁之下，直到1949年1月26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才在报上公开发表拥护宣言。

唯有香港，毕竟在港英政府治下，蒋介石无法一手遮天。

中共背景的《华商报》，其5楼有个总是关闭的房间，记者杨乔躲在其中掌管秘密电台。《华商报》就通过这个电台，获取河北传来的新华社电讯，截获西方电台信息。后为躲避港英警方，电台迁至何香凝在香港的旧宅。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发布当日，《华商报》便通过这一渠道获悉了口号全文，随即于次日在报纸显著位置刊登。

虽然《香港时报》不登，《大公报》《星岛日报》观望，“五一口号”还是以其振奋人心的崭新号召在香港及海外进步人士群体中不胫而走。

就在《华商报》登出“五一口号”的当日，坐落于香港罗便臣道半山腰的一幢两开间三层高的小别墅显得紧张而神秘。别墅大门及周围站着10多个彪形大汉，警觉地注视着四周动静，一个个或西装革履，或长袍马褂的商贾、绅士装束的人，陆续步入别墅。

别墅的主人便是大名鼎鼎的李济深。前来宾客也在中国政坛赫赫有名：沈钧儒、何香凝、蔡廷锴、郭沫若、马叙伦、潘汉年……各人行色匆匆而心绪激昂。

这是例行的双周座谈，但因为有“五一口号”议题的加入而变得格外不同寻常。

接下来的5月1日、2日，与会者对“五一口号”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给予了一致的拥护。由于众人情绪高涨，会议由双周座谈变成连日座谈。

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负责人马叙伦、王绍鏊，中国致公党负责人陈其尤，中国农工民主党负责人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负责人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负责人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负责人谭平山，及无党派代表郭沫若共12人发表联合声明，并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盛赞“五一口号”，赞同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与此同时，海内外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也纷纷通电响应。陈嘉庚动作甚早，5月4日就代表新加坡华侨致电毛泽东。之后，又有数十个海外侨团相继响应；5月7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发布《告台湾同胞书》；紧接着，中国民主促进会（民促）、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纷纷发表声明。“五一口号”在香港人民团体中也得到积极响应：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理事郭沫若、马叙伦等发表声明（5月），在港各界民主人士冯裕芳、柳亚子、沈雁冰等125人发表声明（6月4日），留港妇女界何香凝、刘王立明等232人发表宣言（6月）……

可谓海内外应者云集。

然而，隐于太行山深处的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对这一切却难以即时获知。

在国民党封锁下，城南庄和西柏坡的毛泽东等人，连看到报纸都难。国统区的《新华日报》被迫关停；中共中央撤出延安后，解放区的《解放日报》也被迫关停。国内再无发表共产党文章的报纸。香港及海内外对“五一口号”的响应大量在《华商报》上刊登，但国民党钳制下的内地，《华商报》根本无法进入。

华北山地与香港的通讯联系，主要靠无线电。但蒋介石不时对中共驻地狂轰滥炸，电台时被破坏。且无线电有自身局限，即便万分小心，也时有信息被截取和泄露的情况。

由于消息传达不及时，连一向温和的周恩来也发了脾气，8月1日，周恩来致电香港分局及潘汉年：

毛泽东在城南庄（油画，作者牛东凯）

香港各党派五月五日两份通电，你们延至辰寒（5月14日）还只约略告大意，我们当电索全文，你们直至七月中始将全文拍来，延迟两月之久，而对其他通电、宣言，直到现在也未转来，使我们对此事的回答，延搁几至三月，引起各方面不必要的猜疑。从这件事上，证明你们的政治注意力甚弱……

其实香港方面发报并未“延搁”。5月5日通电的电文第一时间在《华商报》刊登后，香港当局立即按照机密原则，将全文另编临时密码向中央发出。可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部门因为技术原因，或对接偏差，加上奔波转移照顾不及，7月中旬才将该电全文译出上报。

以至迟至1948年8月1日，毛泽东才得以复电香港李济深等12人并转告各民主党派：“五月五日电示，因交通阻隔，今始奉悉。……”并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建国大业。

此时的香港，在“五一口号”的响亮号召下，一场筹划建国的新政协运动已进行得如火如荼，各民主党派为准备召开新政协，纷纷举行讨论会、座谈会、撰写文章、贡献意见，研究办法，草拟方案。此刻毛泽东迟来的复电，正如赤热的木炭投入沸水。

解放区也是一片欢欣鼓舞的氛围。恰如毛泽东的预言，夏季作战一路大捷：

中原战场，放手作战的粟裕发起豫东战役，一个多月歼敌9万多人；

华东战场歼敌7万多人，山东省会济南被孤立；

晋中战场歼敌10万人，完全孤立山西省会太原：

中原战场攻克襄樊，活捉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康泽；

华北北部战场歼敌2.5万人，孤立河北省会保定。

解放军几乎所向披靡，新华社7月26日社论信心百倍说：“已经没有什么国民党的设防城市打不开的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已不再是口号，而是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正当毛泽东开始筹划与国民党展开大决战时，各民主党派热烈响应召开新政协的呼声也纷至沓来。

北上!北上!

此时的周恩来已开始着手新政协的准备工作。

当务之急，是把各民主党派的政协代表接到解放区来。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所在的华北解放区还处于敌军包围中，遍观全国，唯有东北形势稍好，于是，政协会议的地点被暂定在哈尔滨，时间预定于1948年冬。

当时许多民主人士尚在国统区，而国统区与解放区的交通都被国民党切断，多数人只能取道香港中转。然而此时的香港，政治气候也日益恶化，中共在港活动不时受到港英当局的骚扰和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甚至暗杀的阴影再一次笼上了李济深等民主人士的头顶。

且从香港到东北或华北解放区，中间隔着大片蒋管区，加上连年战火，路上交通极不安全。为此，周恩来曾试图开辟香港——英国——苏联——哈尔滨的专门路线。但转道伦敦需通过英国海关，而英国不仅与南京政府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且与中共有着阵营的对立。果然，在与港英当局联系后，转道之请迟迟得不到答复。

陆上行不通，只能走海路。因此，香港分局按照周恩来的周密部署，决定租用外国轮船，设法穿过敌人的海上封锁线，分期分批护送民主人士秘密北上。但这又要冒港英政府留难、破坏和台湾美蒋海、空军干扰拦截的风险。

据参与接送任务的钱之光回忆：“在当时复杂的情况下，对于上船要经过的路线，事先要调查熟悉；还事先约好什么人去接，遇上情况如何对付等等。”“至于每一批安排哪些人走，什么时候开船，我们是根据民主人士的准备、货物的装运、香港的政治气候以及联系工作的情况等等来决定的。”“要保守秘密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特别是一些引人注目的知名人士，社交活动多，认识他们的人也多，为了避免遇到熟人，每次都安排在黄昏以后上船。”“为了安全，避人耳目，要走的人，事前都不知道与谁同船，各走各的路。有的从家里转到朋友家上船，有的在旅馆开个房间停留半天再上船，有的人还搬了家，把要带的行李，放在原来住处，另行派人搬上船。民主人士不随身携带行李，看不出要出门旅行的迹象，到达了约定地点，由我们的同志护送上船。”上船后，有时还特地把重要人物“安排在船长室，让他们不露面，以避免海关检查”。在外面的人，“有的西服革履，扮成经理模样；有的则是长袍马褂或普通衣着，装成商人，当作坐船到东北做生意的，所以口袋里还装一套货单。大家并事先准备了一套话，以便应付检查”……

第一个踏上海路的，并非香港人士，而是身处美国的冯玉祥。

冯玉祥在中共草拟的新政协邀请名单中名列第二。周恩来特意安排，高价租用苏联客轮“胜利号”，把冯玉祥从美国迎接回国。然而，就在航行到站的前一天，客轮毫无征兆地失火，冯玉祥当场遇难。

这一惨剧给新政协的启动蒙上了阴影。周恩来悲痛中嘱咐香港分局：在港的民主人士北上必须做到万无一失!而且，每条船都必须有共产党员随船护送。

但疑虑仍然存在：如此非常时期，北上能否保证绝对安全?国共胜负未决，此时涉险是否合适?

1948年9月4日，香港分局潘汉年、中共香港工委书记连贯在李济深家开会，落实第一批北上人员名单。当时有人说手上有些工作尚待处理，来不及第一批离港；还有个别人担心经过台湾海峡不安全。众人踌躇中，73岁的宿儒沈钧儒与战将蔡廷锴等人绝然而起，决定以身试险，成为第一批北上者。

9月12日上午，香港维多利亚港码头，国民党保密局特工正密切监视一艘名为“泽生号”的新轮船，妄图从中找到中共与民主人士的蛛丝马迹，边上的苏联货轮“波尔塔瓦号”已是整装待发。船上人员并无特别之处，一个高个子苦力，穿着黄胶绸衣服，头戴旧毡帽，短上衣，露出白布裤腰；一个富商身着长袍，头戴流行的瓜皮帽，其身后跟着两个貌似账房先生的长髯老者。又过来一个海员，众人相视而笑，原来，苦力为蔡廷锴，富商是章伯钧，长髯老者是沈钧儒与谭平山，海员则是章汉夫。

就在他们乘船北上的这一天，东北野战军挥师南下，拉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

第二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有马叙伦、郭沫若、许广平母子、陈其尤、翦伯赞、韩练成等。

在这批精英中，郭沫若工作较忙，从这一年的8月25日开始，他在《华商报》副刊“茶亭”上撰写《抗日战争回忆录》，每日一篇。为了不让连载中断，以掩饰自己北上，郭沫若在离港前三天赶写了七八篇文稿，预先交给报社，直至12月5日才连载完毕；文末“后记”日期落为“1948年11月21日于香港”。其实此时，郭沫若已经离开香港10多天了。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是第三批北上的。

因为地位举足轻重，李济深在香港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密切的关注。香港特务机构头子王翠微，日复一日地拜访罗便臣道92号李济深公馆，表面上是表示尊重，事实上是监视。在李公馆周围，随时都有港英当局的警察和国民党特务徘徊。

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图为1949年7月5日筹备会常务委员在中南海合影

如何才能避开各路人马的视线“金蝉脱壳”?

为了麻痹监视他行动的密探，李济深巧妙地安排在动身北上前一天，即12月25日圣诞节，发帖邀请王翠微夫妇12月27日到他家里吃饭。26日走的当晚，还佯装在寓所宴请宾客，之后在众人的频频举杯中，离席到洗手间去，随即悄悄出了家门。在距离寓所20多米远的地方，一辆小轿车戛然停下，李济深迅速上了车，随后，被辗转护送到北上的丹麦货轮。

据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查核档案统计：从1948年9月至1949年9月，中共前前后后20多次，将1000多名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接迎至解放区。其中民主人士350多人。

与此同时，国统区的民主人士也通过各种渠道转移：世界工联副主席朱学范和邓发一起出席在巴黎举办的国际工联会议后，直接取道苏联来到哈尔滨；华东的民主人士如柳亚子等经解放了的济南前来西柏坡；民盟常委张东荪、社会学家费孝通、民进领导人雷洁琼等则是在地下党的帮助下，从北平穿越封锁经石家庄到西柏坡会合，后被妥善安排在离西柏坡不远的李家庄。民盟创始人张澜、罗隆基等，被蒋介石羁留上海数月，在即将被挟持至台湾当天，由地下党营救。次日上海解放，二人受邀北上北平。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则是在毛泽东、周恩来数次盛邀下，在邓颖超的陪同下，于1949年8月乘专列离沪北上。

转移的目的地自哈尔滨到沈阳，再迁至李家庄，最后齐聚北平，每一次转移都见证着共产党的势如破竹与国民党的节节败退。

还有一些民主人士，牺牲在了协商建国的前夜。上海解放前夕，黄炎培次子黄竞武曾响应中共的号召，掩护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协助保护和撤退民主人士，后因秘密发动中央银行部分职工抵制国民党偷运金银美钞等财物到台湾，被残忍活埋在监狱。1949年9月，民革和民联西南地区负责人杨杰由昆明到香港，准备赴北平出席新政协会议之际，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香港寓所。新疆地区革命领导人阿合买提江等5人，在1949年8月转道苏联赴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途中因飞机失事牺牲……

1949年9月，由中国共产党和赞成“五一口号”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宗教界、海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宋庆龄、张澜、李济深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黄炎培、郭沫若出任政务院副总理，15位民主人士出任部长，19位民主人士出任中央政府委员。民主人士和中国共产党一起，完成了彪炳千秋的建国大业。

弹指间70年过去了，如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国宣言书的“五一口号”早已定格于历史的长河，但其承载的多党合作的优良传统、风雨同舟的精神力量却穿越时空，烛照当下。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两会”联组会上所说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只要不忘多党合作建立之初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新时代的中国必将凝聚起更为磅礴的奋斗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