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曼丽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10月24日，中共十九大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被正式写入党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党中央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做出的政治论断，是对党的基本理论的突破与发展；向世界宣介这一思想，则是新时代中国对外传播工作的重中之重。

对外传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首先需要解决认知问题（或避免认知偏差），因为认知决定着传播行为，影响着相关信息的生产、加工，以及落地效果。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改革发展成功实践的总结

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同样离不开实践。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反映，是对改革开放40年来，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参与全球治理经验的总结与提炼；进一步说，它是在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转折关头，在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全面把握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丰富的实践内涵。而这一历史转折过程又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真实地上演着。

从中国自身发展变化的角度看。十年文革期间，国内政治局面混乱，经济发展几乎停滞，甚至濒于崩溃。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45亿元，就人均经济总量而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20世纪80年代国门打开后，中国人惊讶地发现外部世界已经远远超出自己的想象，不要说欧美发达国家了，就连“亚洲四小龙”（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都实现了经济腾飞，走向了高度富裕；即便是20世纪90年代崛起“亚洲四小虎”（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经济也在突飞猛进，令我们望尘莫及。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韩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四小虎超过3000美元时，中国人均GDP长期在300-500美元之间徘徊；当香港、台湾的家电产品、私人轿车开始普及时，中国大陆还有相当多的地区没有用上电；当日本人乘坐新干线上下班时，中国的火车时速还停留在每小时几十公里。正因为如此，睁开眼睛看世界并主动拥抱世界就成为改革开放初期许多中国人的迫切需要；伴随着出国留学大潮向欧美国家的涌动，也有不少内地人偷渡到香港、泰国、菲律宾等地，只为生活更好，收入更高。

从积贫积弱到解决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再到总体上实现小康，由“富起来”向“强起来”迈进；从一穷二白到经济、科技实力不断增长，与国际先进水平对接直至超越，中国用40年的时间完成了其他国家用了上百年甚至数百年时间才完成的转变，实现了跨越性的发展，其中的每一步都是实实在在、有目共睹的。

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角度看，由于文革十年经济陷于停滞状态，所处外部环境又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政府将工作重心放在国内的经济建设上，对外则秉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原则，在国际事务中一般采取搁置争议、淡化纠纷的策略，总体上表现出隐忍、克制、低调的特点。中共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的前沿，并在国际社会的瞩目下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在前几届国家领导人重点研判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基础上，新一届领导人开始站在全球战略高度思考和规划中国的发展，形成了与时俱进的全球化思维格局。基于这一思维格局，党中央在国际关系方面不断推出新举措，立足于地区和全球战略的新思想、新理念相继面世：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亚洲新安全观”，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等等。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方案，包括设立丝路基金，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参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筹建，推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和亚太自贸区的建立，在金砖国家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地区性国际组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迄今为止，中国已同80多个国家和组织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政府间协议，一系列重大项目已经落地并初见成效；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继被联合国决议、安理会决议所采纳。

这些新思想、新理念、新举措不但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一种自我超越，也超越了长期以来占据国际社会主体地位的西方思想体系和发展模式。这一点不应被忽视。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具有客观需要

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大国凭借其经济、军事方面的实力，将自己的发展模式连同思想价值体系和政治制度一起向全球输出；而那些二战后获得独立的国家，也普遍存在“西方崇拜”情结，认为将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经验直接拿来使用就能取得成功，就能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但事实证明，简单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经验并不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民富国强”的现代化梦想，这方面成功的先例少之又少。近些年来，许多国家对于西方模式，尤其是其中的价值观捆绑战略产生质疑与反感；一些采用了西方模式的国家也因“水土不服”陷入失望或绝望中。与此同时，“中国经验”、“中国模式”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与重视。“中国经验”的特征恰恰在于：中国没有迷信西方模式（包括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而是从实际出发，找到了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现代化道路，进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理论和实践模式。这正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新兴市场国家）自主实现现代化进程所需要的。就连一向认为民主是经济发展动力的著名国际经济学家丹比萨·莫约（Dambisa Moyo）也注意到：“西方的政治和经济思想体系第一次迎来了真正的挑战——中国体系……这种中国体系正被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国家的人们接受并学习。因为他们越来越相信，这才是能够保证最好最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体系”①。

事实正是如此。曾经担任埃塞俄比亚领导人21年的梅莱斯·泽纳维2012年去世前就经常表示，希望本国效仿中国的经济战略；他指出自由市场的局限性，并就埃塞俄比亚基础设施和制造业建设谋求与中国的合作。事实上，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国家资源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埃塞俄比亚政府就以中国模式为样板，制定政府部门主导的经济发展计划，大举投资发展基础建设和制造业，被西方媒体称为“非洲版中国”。IMF数据显示，埃塞俄比亚2016年的GDP总额超过肯尼亚，成为东非第一大经济体。虽然这个“非洲版中国”目前仍然面临着很多挑战，包括整体经济基础薄弱，失业率高，种族矛盾时有发生等等，但是其政局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成效是显而易见的。②不久前英国《卫报》文章引述埃塞俄比亚一位官员的话说，“我们落后中国20年，我们要效仿他们，赶上他们。”文中表明，這样的国家不仅是埃塞俄比亚，其他如卢旺达、玻利维亚等国都希望学习中国的经验，实现本国经济的快速发展。③

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在制定本国相关政策时，也借鉴了中国的经验。例如2015年4月，中央对外联络部组织以学者为主要成员的交流小组对老挝、柬埔寨进行工作访问。其间交流小组成员围绕深化改革、治国理政的新理念等话题向老、柬政党干部做了专题介绍，老、柬政党干部则纷纷提问，迫切希望了解中国的治国、党建理念和具体做法，包括中国共产党在从严治党、依法治国方面的经验，党的基层组织的建设以及反腐败巡视、严查严打的做法等等。尤其是老挝，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老挝就学习中国经验，开始实行“革新开放”；老挝人民革命党借鉴中国纪检工作的做法，对其纪检系统进行了整改，建立了群众、舆论及党外监督一体化的机制。

事实证明，对于那些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的经验或模式要比西方模式更具普遍意义和示范效应。这既是一种客观需要，也是新时代中国对外传播的历史使命。

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抓手，细分受众，提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对外传播效果

落地涉及受众，受众需要细分。而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受众”有着明确的阐释：“……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贡献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随后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本身就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贡献。我们也要通过推动中国发展给世界创造更多的机遇，通过深化自身实践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同世界各国分享。”

由此可见，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对外传播中，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我们重要的受众群体。值得注意的是，向发展中国家传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单是指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思想、观念、主张进行普遍性的宣介，还要求传播主体具有国别意识和问题意识，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提出的相关问题和所存疑惑做出必要的回应，担负起释疑解惑的责任。

我们知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就是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建设则是其中的重要抓手。而“一带一路”沿线的65个国家，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

应当充分肯定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在出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时介绍这一倡议的理念、宗旨和目标，并与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达成合作共识。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举办，进一步扩大了“一带一路”倡议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国内主流媒体也投入其中，全力进行宣传报道。但是“一带一路”毕竟涉及不同地域的数十个国家，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状况、社会文化习俗、历史发展轨迹不同，对于“一带一路”共建的訴求也有所不同，误解、偏见与疑惑在所难免。我曾经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在“一带一路”对外传播中，中国对外传播主体的当解之“惑”包括四个方面：惯性思维、对接困惑、认知落差和现实忧虑。所谓惯性思维，是指人们基于以往的经历与感受，对当前事物产生的一种套路性认知和刻板印象。将“一带一路”与“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就是一例。所谓对接困惑，是指“一带一路”倡议应与沿线各国自身发展战略相契合，否则对方难免出现疑惑与排斥心理。所谓认知落差，是指中国的形象自塑并未在对象国受众那里获得相应的认可，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反差。所谓现实忧虑是指与中国有着利益纠葛并处于大国博弈角力场中的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表现出的复杂心理。显而易见的是，这些疑惑的存在将会影响“一带一路”共建的质量与进程，甚至直接影响它的落地效果。这就对包括主流媒体在内的对外传播主体提出了新的要求：树立“一国一策”意识，在充分了解沿线各国涉华舆情的基础上，进行对应性的、细致入微的沟通，该解释的解释，该澄清的澄清，防止因舆论畸变导致双方利益受损。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对外传播中，除了发展中国家之外，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众更是我们应当重视的受众群体。如前所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西方发达国家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并凭借其信息资源占有上的优势将这种看法传遍世界，影响着更多人对于中国的认知与判断。如果说，在对外传播中，我们面向发展中国家主要是释疑解惑的话，那么有的发达国家则主要不是“疑”与“惑”的问题，而是有意为之，其言行背后是意识形态偏见和利益博弈的考量。

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几十年间，来自西方国家的“中国威胁论”几乎没有中断过；最近一段时间，从政治领域到安全领域，从经济发展到科技进步，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又卷土重来。2017年12月18日，美国白宫发布了特朗普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这份报告中，特朗普政府重新界定了中美关系，将中国（和俄罗斯）列为战略“竞争者”（competitors）；而在特朗普的首个国情咨文演讲中（2018年1月31日），他则进一步将中国（和俄罗斯）定义为竞争“对手”（rivals）。其他国家也紧随美国发表指责中国的言论。例如英国针对中国提出“锐实力”（sharp power）的概念，《经济学人》杂志在封面文章《锐实力——中国影响力的新形态》中指出，中国试图对其他国家的政界、媒体和学术界进行渗透和分化；澳大利亚的一些媒体捕风捉影，刻意渲染中国对澳的所谓政治渗透；德国、法国、意大利联合起草了一份加强对外资并购审查和控制的法律草案，以遏制中资在欧洲的收购。

就其性质而言，新一轮“中国威胁论”是世界格局、大国力量对比变化之下的产物，它所针对的不再是那个积贫积弱的中国，而是综合实力快速增长、国际影响力不断上升的中国，因而具有更强的威慑与攻击力度，或可视为西方国家与中国（和俄罗斯）进行新的战略博弈的开场锣鼓。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舆论攻势，中国不能回避。不但不回避，还要尽快学会、掌握舆论战的策略、技巧，进行有效的应对，并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如果应对不力，西方国家的涉华舆论必然会在短时间内迅速聚合，广泛扩散，产生集群与极化效应，从而使中国在“缺席审判”的境况下被贴上更多的标签。这对中国的影响将是非常负面的。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进行舆论应对时，应当避免两种倾向：一是妄自尊大，二是妄自菲薄。具体来说，我们既没有必要以西方人的视角反观中国，人云亦云，人轻我轻，缺乏自尊自信，丧失国格人格；也没有必要自我膨胀，大言炎炎，睨一切，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在诡谲多变的国际局势面前丧失判断能力，以至腹背受敌，陷于被动。说到底，妄自尊大和妄自菲薄都是缺乏自信的表现。我们既要坚持原则，敢于发声，向世界表明自己的态度，又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讲究战略战术，以大国心态从容应对，以包容、和平、理性赢得尊重。这才是由世界大国向世界强国迈进的中国应有的姿态。

综上所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这一思想的传播又具有广泛的需要。既然如此，我们就应当坚信：当今中国的快速发展，是我国独立自主进行改革开放探索的必然结果，它充分印证了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仍然葆有生机与活力，并打破了西方模式具有唯一优越性的神话。由此出发，我们需要进行观念和心态上的调整，充分树立自信，进一步增强主体意识和引领意识，以中国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经验、理念、思想与世界分享。与此同时，包括媒体在内的对外传播主体还应具有问题意识，并由一般性的政策阐释转变为针对性传播、嵌入式传播和精准传播，及时回应不同国家对于中国的关切与质疑；进行必要的舆论引导与纠偏，避免这方面话语的主观性、概念性、空泛化与表面化。这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外传播的题中应有之意。

「注释」

①引自观察者网：《TED讨论中国是否是发展中国家的新模式 民主是否推动经济》，http：//www.guancha.cn/america/2013_11_22_187492.shtml，2013年11月22日。

②引自搜狐财经/非洲观察：《这个学中国模式的“非洲版中国”走了多远》，http：// www.sohu.com/a/196716647_778452，2017年10月7日。

③引自环球网：《美教授：中国特色发展的十大经验》，https：//wap.huanqiu.com/r/ MV8wXzExNDk4OTUwXzEyNTlfMTUxNTA5NjAwMA==，2018年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