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庆宇(河南工程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郑州 451191)

一、导语：既有的中国哲学研究未给予河洛哲学应有的地位

学界既有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往往从周朝开始、从孔子开始进行介绍。之所以如此，往往是基于如下认识：“周之文化(即所谓文)、周之典章制度(即所谓礼)虽有可观，然自孔子以前，尚无有私人著述之事”[1](P17)；“在中国，有系统的思想的产生，以孔子为最早，因而，中国思想史应该从孔子着笔”[2](P2)。日本学者武内义雄认为，中国哲学史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孔子诞生开始。上述这种对中国哲学史的认识和撰写方式是极端错误的，因为这种认识和撰写方式不仅将中国哲学史的发端大大延后，而且忽略了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的甚至可以说主要的内容。形象地说，这种从孔子开始讲中国哲学的方法“砍掉了中国哲学史的头颅”。

哲学，是对宇宙和世界的根本问题、重大问题的思考的结晶，是理论化和系统化的世界观，哲学以所有其它所有的具体学科为基础，科学的哲学可以对具体的科学研究加以指导，但其原意并不在解决具体、微观问题。孔子乃至汉代以前的儒家学术，提出了针对社会现实的政治、伦理主张以及关于为人、修身、治学的主张，却没有对宇宙、世界的形成、演变等根本问题进行探讨——至少是没有提出独特的见解。直到汉代，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将易学思想与儒家的政治主张相结合之后，儒家才拥有了对宇宙、世界的根本问题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