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润

黑熊改变了她的人生走向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什么时候去的美国，在那里从事什么工作？

葛芮（以下简称葛）：我从小在北京长大，今年55岁。1984年我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就是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主修新闻和英语。毕业前后我曾在北京广播电台实习和在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工作。为了追求自己的新闻理想，后来我又到美国犹他大学攻读大众传媒专业并取得硕士学位。当时我想留在美国发展，于是就加入了盐湖城收视率最高的KSL-TV电视台，凭着自己的努力一直做到了资深新闻编导。几年后我在美国成了家，丈夫是美国人。国内外朋友都挺羡慕我的，说我拥有一份不错的职业，被人称作“无冕之王”，薪水也很高。那时，我父母退休后也移居到了美国，与我们相伴，一家人其乐融融。可以说，我在美国享受着安逸的生活。

记：听说是黑熊改变了您的人生方向，能具体说说吗？

葛：那是1996年冬天，我已经在美国生活了12年。受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IFAW）的邀请，我回国拍摄报道广东省林业厅和IFAW共同解救9头惨遭活体取胆的亚洲黑熊的行动，并为该基金会在广东番禺建立的黑熊养护中心开幕式拍摄纪录片。救助中心开张时，我去拍电视，真没想到，当时的情景让我怵目惊心，终生难忘！

笼门开了，被监禁了十几年的黑熊，如同被解放出来的黑奴。每只熊都伤痕累累，拨开它们的毛，皮肉上都是铁棍留下的伤痕。它们常年待在狭小的铁笼子里，没有活动空间，只是神经质地摇头，身体摇来晃去，长年累月，身上就被铁栏杆磨出一道道伤痕。每只熊肚子上都插根管子，天天抽胆汁，有的还戴着铁背心。在场的许多人眼睛都湿润了，我也止不住流泪。就在那一瞬间，我决定放弃在美国电视台酬劳优厚的工作，回国投身于动物保护工作！

记：家人支持您的这个决定吗？

葛：拍完这部片子回到美国，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一天，我对丈夫说：“我要改行回国，去做保护动物的公益活动，你能理解和支持我吗？”丈夫先是一愣，继而摇摇头，劝说我：“你不是三岁小孩，可不要一时冲动啊。这里有安逸的生活，舒适的条件，还能和你的父母团聚，难道你要一个人飞往中国去吃苦受累吗？”丈夫要我打消这个念头，我不听。为此，我们两人冷战了几天。父母听说我要回国，改行搞公益，虽然理解我，但很难接受。后来丈夫见我心意已决，只得叹息一声同意了。为了事业，我对丈夫和颜悦色地解释了一通，拜托他在美国多费心照顾我父母。

记：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是一个怎样的组织？您是什么时候回国的？

葛：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创立于1969年，总部设在美国。基金会创立之初，是为了制止加拿大东海岸对白袍琴海豹大规模残酷的商业性猎杀。在发展过程中，IFAW逐渐成为全球性动物福利组织，目前在全世界13个国家设立了办公室。其宗旨是通过减少对动物的商业剥削和貿易，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救助危难中的动物，从而提高野生动物和伴侣动物的福利。IFAW积极倡导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爱护动物理念，推广人与动物共同受益的动物福利和保护政策。1997年5月，我带着两名助手，回国加入IFAW在中国的工作，并在北京设立了办公室，由我担任基金会的中国代表。不久，总部又委派我出任基金会亚洲区总代表。由此，我走上了为各种动物奔走呼吁的公益之路。

成为IFAW亚洲区总代表

记：您作为IFAW亚洲区总代表，在中国开展的第一个项目是什么？

葛：建立北京猛禽救助中心，是我在中国实施的第一个项目。1998年初，基金会刚开始工作，海关没收了400多只将被走私到中东的猎隼。海关虽然没收了它们，但因缺乏救助知识，不知道如何安置它们，最终导致400多只猎隼无一存活。得知这个消息，我心里很不平静。除此之外我还了解到，有许多好心人在救助了动物以后，不懂得给它们医治就将它们放生。我参加过一次类似的放生，主办方请一些名人到嵩山去放生4只猛禽。当时那些猛禽已经奄奄一息，放生的人将它们往天上一扔，它们就一只只掉了下来，结果4只全部死亡，而且死得非常痛苦。看到这样的情景，我痛心不已！于是，我找到北京市野生动物保护区管理站、北京师范大学，与他们洽谈合作成立了北京猛禽救助中心。这也是中国首家科学救助野生猛禽的机构。

记：这个中心成立后，成效怎么样？

葛：我觉得中国非常需要一个猛禽救助中心，从而能够把国外动物救助的理念和技术引进来，真正起到救助动物的作用。北京猛禽救助中心为北京及周边地区受伤、生病、迷途以及在执法过程中罚没的猛禽提供专业的伤病治疗、护理与康复训练，并在适宜的野外栖息地及时放飞。此举获得国内众多动物保护专家的一致赞扬，也得到了IFAW总部的肯定。仅10年间，中心已经救助了3900只猛禽，其中60%回归自然。在我看来，猛禽等于天上的老虎，是食物链顶端的动物，所以通过保护猛禽也能充分体验这个地区是否存在生物多样性。随着中心知名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动物保护项目找上门来。

记：1998年长江发大水，您赶去现场救动物，能具体说说这件事吗？

葛：1998年夏，长江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水灾，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洪水中有没有动物，如有动物受到伤害该怎么救助。我接二连三打电话了解湖北的情况，从一个志愿者那里得知，湖北石首有一个麋鹿自然保护区，处于危急状态。我迅速把这个情况反映给IFAW总部，即刻收到了总部意见：“我们愿意去救助它们，你们带着钱尽管去好了。”就这样，我带着4万元现金，和基金会另一位同伴匆匆直飞石首。我们赶到的时候，正好是洪水水位最高的一天，保护区的人说那边很危险，阻止我们过去。天快黑了，我急着想要看到那些鹿，根本顾不得什么危险。于是，我从老乡那儿租了3只小木船，把它们绑在一起，终于上到长江大堤。

现场的情景令人感动：一群武警为保护麋鹿，正冒雨加固大堤；保护区至少有二三十个工作人员没撤，和麋鹿住在一起。保护区原先有围栏，自然状况好，水草丰盛。可当时草都被水淹没，麋鹿吃不到草，一些就游到江里头，甚至是游到江对岸，与鹿群失散了。我急忙出钱请民工到水下割草，然后拌上精饲料，搁在大堤不同的地方，让麋鹿吃。经过两天两夜努力，我们终于把在洪水中逃散的132头麋鹿找了回来。由于我们的救助行动，石首的麋鹿自然保护区格外地受到国际、国内媒体的关注，国家环保总局和湖北省政府也拨出200万元专款，用于灾后保护区的围栏重建工程。

记：藏羚羊是我国特有的珍稀物种，为保护中国藏羚羊，您和基金会采取了哪些措施？

葛：除了救助黑熊、麋鹿之外，保护藏羚羊也是我和基金会的“重头戏”。藏羚羊是中国青藏高原上特有的物种，遗憾的是，它们也是人类对动物大规模商业剥削的典型牺牲品，5～7头藏羚羊的生命才能换来一条“沙图什”披肩。高档“沙图什”披肩在欧美市场上是抢手货。盗猎者以每年两万只的速度捕杀藏羚羊，形势相当严峻。为保护藏羚羊，我和基金会工作人员不顾路途遥远与劳累，每年都要几次亲赴青海可可西里保护区，捐赠反盗猎设备和器材，帮助执法人员提高打击盗猎能力。一次，我去藏区做宣讲活动，由于高原缺氧昏倒在地，随行同事吓了一跳，连忙将我送往医院救治……在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CITES）缔约国2001年内罗毕大会上，我帮助中国代表团起草的关于藏羚羊保护的决议草案获得一致通过，同时推动美国政府将藏羚羊列入美国的濒危物种保护名单，加强了打击走私贩卖“沙图什”披肩的执法力度。

将毕生精力贡献给公益事业

记：基金会中国办事处设在哪里？平常主要做些什么？

葛：IFAW中国办事处设在北京朝阳区的高斓大厦18楼，只有两间屋子，一间是我和三名助手的办公室；另一间则堆满了装有各种宣传资料的大箱子。我们的主要工作一个是宣传，将大量的保护动物资料分发给省市林业部门、野生动物园及全国相关保护野生动物的机构，也奔赴全国大专院校讲课。第二个是实施保护野生动物的一些项目。第三个是充当保护动物的“急先锋”。如2001年，我接到举报，北京的一家娱乐园以鸡、鸽子或小兔、小羊等活体小动物做靶子，进行残忍的弓箭射杀活动，便立即带上一名工作人员赶到现场阻止，还动员数家新闻媒体参与。迫于舆论压力，那些娱乐园先后停止、取消了用活体小动物做靶子的游乐项目。还有一次，我了解到广西桂林的一家动物园，以小活牛喂食老虎的方式来招徕游客，我又连忙飞到桂林，并上书政府有关部门，协同制止了这一野蛮商业活动。

记：在保护动物的过程中，您遇到过干扰或反对吗？

葛：当然有。2003年6月一天，有人给我打电话报信，说有些野生动物园打着野化训练的名义，搞起了“斗兽场”。我们赶去后，拍到这样的录像：1只牛被3只老虎抓打撕咬得血淋淋的，熬了半个多小时还没死。没法儿，人们只好把老虎赶走。那头牛惨不忍睹地躺在地上，人们还不满足，又开着拖拉机进来在牛身上碾来碾去，可那头牛还不死……游人花钱观看这样的血腥场面，有孩子，有老人。我看了很是痛心，出示证件，当场严厉制止这样的表演。可对方不仅不听，还呵斥我“多管闲事”。最后我打电话搬来执法人员，动物园才认错。给孩子看这么血腥的表演，名义上是要动物野化，这能野化吗？动物，只有在野生环境下才有野性。提起这事，我至今仍耿耿于怀，我认为这纯粹是人为的商业炒作。

记：目前，世界各地的大象正面临众多危机，您认为应采取哪些措施对大象予以保护？

葛：中国亚洲象只剩不足350头。象牙是受濒危物种国际公约保护、严禁国际贸易的，然而历年来象牙走私现象却愈演愈烈。目前，大象遇到了很多危机。在非洲，每15分钟就有一头大象被猎杀，很多盗猎者在大象还活着的时候，就把它的脸锯开，把象牙取出来，而这种血腥猎杀的背后，是巨大的商業利益。在亚洲，象牙贸易很猖獗，而我们中国则是世界上最大的象牙消费国。2014年11月19日，我策划在北京举办了“拯救大象罗拉，对象牙制品说不”全球减少象牙消费活动。在启动仪式上，我联手王石、王珞丹、李宇春、张越、翟建中等11位大象保护代言人亮相。保护大象基金会的工作要“三管齐下”：第一，在大象的分布国里保护它的栖息地，对反盗猎队伍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反盗猎能力。第二，在象牙中转国，为执法人员提供培训，提高他们打击走私的能力。第三，在象牙消费国，例如中国，减少消费，减少贸易。野生动物贸易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从盗猎到走私再到消费，都充满鲜血和生命，所以每一个环节我们都不能忽视。

记：听说您经常奔走于政府相关部门，为完善保护动物政策法规而努力？

葛：IFAW开展工作，离不开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支持与配合，尤其要推动国家对完善动物保护的政策与立法，这也是我经常出入政府相关部门的原因。有人说在我的奔波下，2011年12月，国家林业局发布了一个禁令，取消虎骨、犀角和象牙的拍卖。基金会做了一项调查，2012年中国大陆所有的相关拍卖，总成交额减少了40%。我倍感欣慰。经全国人大2016年7月2日第二次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于2017年1月1日起施行。2017年12月，世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第十七届缔约方大会在南非召开，我作为中国代表在大会上发言：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通知，中国将于2017年12月31日前全面停止加工销售象牙及其制品活动。这是给地球上仅存的40多万头大象最好的新年礼物！作为对大象保护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中国态度坚决地关闭国内象牙市场，为大象保护创造了新的历史，并推进缔约方关闭各国国内象牙市场。

记：您在中国从事公益活动，和丈夫两地分居，他有意见吗？

葛：因为我是IFAW亚洲区总代表，工作十分繁忙，虽大部分时间在中国，但有时也要飞赴其他国家了解情况，所以一年中我几乎很难回一趟美国，同事说我是“拼命三娘”。丈夫对我的工作由最初的不理解，渐渐变成了理解和支持，主要是他看到了我工作的成效，以及我被IFAW总部的认可和中国同行、保护动物专家对我的赞喻。我丈夫也是个文化人，他深知IFAW工作的重要性和保护野生动物的必要性，所以最终也站在了我的一边。他每年都会来中国两三次，关心了解我的工作情况。一次他来北京，正好遇到我临时出差，同事接待了他。听到同事们对我赞不绝口，丈夫特别开心。

记：保护动物这条路您已经走了21年，有哪些深刻体会呢？

葛：我钦佩基金会的工作，这是救命的、传播爱的事业，通过救助动物来改变人的态度和行为。动物得到了再生，人的灵魂也可能得以挽救。在我和同事及志愿者的努力下，IFAW中国办公室同政府有关部门紧密合作，开展各种动物保护工作，完善动物保护政策，提高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合作，加强对野生动物保护立法和执法。作为一家非营利机构，IFAW在中国的动物保护方面的投入已经高达数百万美元。总部官员称赞我的工作卓有成效。然而，我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如保护藏羚羊，我还挺悲哀。目前藏羚羊仅剩不足7.5万只，这个物种能否保住，到今天我也不敢保证，我们必须花费更大的力气。

我多次说，保护动物，不一定要冲在最前线，与我们的反盗猎战士一起，在丛林中与盗猎分子战斗。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就可以帮助到动物。比如，少用一次性筷子，少用塑料袋，帮助保护动物的生存家园。不消费象牙、虎骨、犀角等野生动物制品，因为只有拒绝购买才能停止杀戮。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与我们一起救助我们的动物朋友，保护我们共有的地球家园。

〔编辑：潘金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