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雪，侯伟凤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070)

一、问题提出

中国正面临的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消费需求严重不足，近年来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大约仅为36%，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因此，如何有效刺激消费是中国目前面临的巨大挑战。此外，一些其他的问题，如发展不平衡、脱贫任务艰巨、就业、教育、养老等，都有待解决，这些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然而政府的干预是否能够有效刺激消费，依然是理论界关注的一大课题。

传统的凯恩斯理论认为，在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体中，政府增加支出会通过乘数作用带来国民收入的增加。根据绝对收入假说，本期实际收入水平的上升，可有效促进居民当期消费。但是，随着消费理论的深入发展，这一观点逐渐被否定。理性预期理论认为，政府支出增加时，人们预期到未来的税收会增加，进而预期到自己未来的可支配收入会减少，因此会减少当期的消费支出。而当期退税也不能改变居民对自己一生总可支配收入的预期，所以也无法增加当期消费。这就是著名的李嘉图等价理论，即，居民消费行为遵循李嘉图规则时，财政支出理论上对消费没有促进作用。然而，即便政府财政支出总体上对消费没有促进作用，也并不能否认其对部分人群的消费有促进作用。事实上，财政支出究竟会影响哪部分人的消费，是政府面临的实际问题，会影响政府财政支出的方向，因此值得深入研究。

二、相关研究

关于财政支出对消费的影响，随着现代消费理论的发展，研究结论趋于泾渭分明。莱文(Levin，1962)研究发现财政支出对私人消费增长具有负效应[1]。卡拉斯(Karras，1994)研究了多国的财政支出与消费的关系，发现财政支出的增加将提高家庭部门的消费水平[2]。阿玛诺(Amano，1997)研究发现随着财政支出的增加，家庭部门的消费会减少[3]。莫迪利亚尼(Modigliani，2004)通过构建消费方程发现，美国的政府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有负影响，家庭财富对居民消费有正影响[4]。艾哈迈德(Ahmed，1986)分析了英国的数据，使用跨期替代模型得出了财政支出对家庭消费增长有消极作用的结论[5]。布克兹(Bouakez，2007)构建真实经济周期模型来研究政府支出与消费的关系，结果显示消费随着政府支出结构的变动而增加[6]。亚历山德罗(D’Alessandro，2010)用误差修正模型来研究意大利的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结果显示财政支出能够促进居民的消费，但是消费增长速度与财政支出速度呈负相关关系[7]。班尼特(Bennett，1983)将财政支出分解为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两个部分，研究了它们对个人支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这两类公共支出对个人支出均无显著影响[8]。

在国内的学者中，胡永刚和郭新强(2012)建立了包含存量和流量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发现家庭消费与政府生产性支出呈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生产性支出能够通过增加家庭收入来增加家庭消费[9]。王宏利(2006)利用协整理论，研究了财政支出各要素对家庭部门消费的冲击，发现政府生产性支出对促进家庭部门消费具有正影响，经济建设支出对消费有轻微的负影响[10]。胡书东(2002)建立了积极财政政策与消费需求关系的一个理论框架，得出了积极财政政策可有效刺激居民消费的结论[11]。吕冰洋和毛捷(2014)则从政府财政支出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目前居民消费不足和投资过剩的原因，指出财政支出应多用于民生改善[12]。苑德宇等(2010)构建了家庭消费与财政支出的动态模型，研究发现科研、教育以及文化体育支出对消费具有积极作用，而政府消费性支出则会挤占家庭部门的消费[13]。郑尚植(2012)从财政支出的数额和结构两个方面，分析了财政支出与消费的关系，发现在数额方面财政支出的增加能够促进消费，在结构方面财政支出则对消费具有负向作用，这说明在财政支出中存在结构上的不合理性[14]。王青和张峁(2010)利用GMM方法，分析了财政分权对消费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显示，从全国角度来看，财政分权对家庭消费的增加有积极影响，从地区角度看，东部地区有小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有大的促进作用，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不显著[15]。

三、理论模型

(一)模型构建

根据已有的研究，可以假设：(1)经济中有若干寿命无限的1人家庭，且人口不增加；(2)家庭效用来源于消费和休闲，而家庭拥有的财富限制了他们对二者的选择；(3)效用函数考虑政府消费性支出因素。于是，家庭部门的效用最大化问题可设定为：

(1)

因为政府的生产性支出对厂商生产具有直接影响，所以将其加入厂商的生产函数。设生产函数有符合内生增长要求的AK形式，即：

(2)

其中，y表示人均产出，k表示人均资本，gp表示政府生产性支出提供的服务。这样的生产函数具有新古典生产函数要求的所有性质，厂商通过选择投入的生产要素数量来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

众所周知，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于税收，假设政府征税税基为上面生产函数中的y，税率为t，财政支出等于财政收入，则有下式成立：

g=gc+gp=yt

(3)

假设消费性支出的比例为η，则生产性支出的比例为1-η，即gc=gη，gp=g(1-η)。因此，可得经济中私人部门的资本积累方程为：

(4)

令私人部门资本积累为0，即约束条件为：

(5)

将最大化问题中的gc用g来表示，并进行化简，可得最大化问题的目标函数为：

(6)

综上所述，可得基于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型为：

(7)

这是一个动态最优化问题，所以需要构造下面的Hamiltonian方程来求解：

(8)

求解上述动态最优化问题的一阶条件为：

(9)

欧拉方程为：

(10)

由一阶条件和欧拉方程，可得人均消费增长为：

(11)

式(4)两边同除以k，可得人均资本增长率为：

(12)

根据式(2)和式(3)式以及gc=gη和gp=g(1-η)，可得：

(13)

代入式(11)和式(12)，可得：

(14)

(15)

(16)

由生产函数可知，在平衡增长路径上有下式成立：

(17)

(18)

其中，cg表示消费率增长率，等式右边的部分由影响经济中消费率增长率的主要因素组成。

(二)模型结论

式(18)中的N一般为正值，因此cg与M呈正相关，可以通过观察经济变量对M的影响来判断其对cg的影响。根据M的定义，有以下结论成立：

总之，政府生产性支出所占比例的提升，将会促进消费增加。宏观税率在一定范围的上升将会对消费率的增长起促进作用，到达某个峰值后，其继续上升则会导致消费率增长率的下降，即宏观税率与消费率增长率呈倒U型关系。

四、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由上面的理论分析可以得出财政支出和消费的关系，但实际情况是否符合上面的结论，需要进一步的实证检验。本文采用中国2006—2015年的31个省区(数据原因，不含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来实证检验政府生产性支出和宏观税率对消费率的增长率的影响。以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比和宏观税率以及宏观税率的平方项作为主要的解释变量，再加入其他一些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来进行检验。建立的计量模型为：

采用2006—2015年10年的经济数据，共310个样本。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以及各年的《统计年鉴》。

关于消费率增长率变量，利用支出法GDP中的居民消费项与名义GDP的比值得到每年的消费率，再据以计算每年的消费率增长率。

统计相关数据可以看出，部分省市的消费率增长率基本持平，如安徽、北京、广东、河北、浙江和重庆；大部分省区呈略微的上升趋势，比较明显的如甘肃、海南、黑龙江和山西等。但整体来说，消费率依然没有大幅度的上升。

关于政府生产性支出变量，根据前面的分析，政府支出包括生产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但哪些属于生产性支出哪些属于消费性支出，至今没有统一的标准。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将政府支出分为生产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因子分析结果为政府的生产性支出主要包括交通运输、科技、教育、国债还本以及国土资源等，其余的为消费性支出。结合理论模型和已有文献，选用的其他控制变量包括：

(1)宏观税率(tax)，用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由前面的理论推导可知，宏观税率与消费率的增长率之间呈倒U型关系，因此还在模型里加了宏观税率的二次方，以验证理论是否正确。

(2)可支配收入(inc)，这里的可支配收入是用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以总人口得到总的可支配收入，再用总的可支配收入除以名义GDP得出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由于2013年以前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为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人均纯收入，因此，对于2013年以前的数据，都是用城镇的总可支配收入加上农村的总可支配收入得出所有可支配收入，再除以总的GDP，得到可支配收入。

(3)消费结构(cs)，用家庭的人均住房支出占人均总支出的比重表示。由于2014年以前的人均总支出分为城镇人均现金支出和农村人均现金消费支出，因此，对于2014年以前的数据，将城镇与农村家庭的数据加总。消费结构的预期系数为负。

(4)宏观经济形势(gdp)，用以2006年为基期的GDP指数将名义GDP换算为实际GDP再取对数表示，此变量反映了目前的经济形势，用以反映经济环境对消费的影响。

(5)人口结构(ps)，即统计年鉴里的社会抚养比。人口结构可反映居民用于消费的收入的多少，若抚养比过高，则会占用其收入，从而减少消费；反之会增加消费。

(6)开放程度(op)，用经营单位所在地货物进出口总额除以GDP来表示。对外开放程度高可以优化消费环境，一般可以促进消费。开放程度的预期系数为正。

(二)估计方法

首先使用静态面板的估计方法对设定的不同模型进行估计，选定最终的模型，然后提取选定的静态面板模型回归系数。观察各个变量对消费率增长率的平均影响，作为分位数回归的对照。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分别估计20%、50%和80%分位点上各个变量对消费率增长率的影响。

采用分位数回归可以清楚地知道，对于贫富程度不同的省市自治区而言，政府生产性支出对消费率增长率的影响有什么不同。分位数回归(quantile regression，QR)是一种基于被解释变量的条件分布来拟合自变量的线性函数的回归方法，使用残差绝对值的加权平均作为最小化的目标函数。由于分位数回归未对随机误差项分布做出假设，因而不易受极端值的影响，其估计结果更加稳健。相比于一般的回归，它可以选取任一分位点进行参数估计，更重要的是，还能提供关于条件分布的全面信息[9]。本文使用软件Stata 11对面板数据进行分位数回归，并采用MCMC优化方法分析。

在处理面板数据时，都会面临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选择问题。而目前，面板分位数回归只适用于固定效应模型，因此，需要运用豪斯曼检验来验证模型是否为固定效应模型，进而确定能否进行面板分位数回归。

(三)估计结果

1.静态面板估计结果

先将所有的变量都放入模型中进行面板数据估计，然后逐渐删减变量，直至剩下主要的解释变量：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比(gpsp)、宏观税率(tax)以及宏观税率的平方(tax2)。表1为各个模型具体的估计情况。豪斯曼检验表明，这6个模型都为固定效应模型(FE)，因此它们均可以进行面板分位数回归估计，且所有模型的F检验都通过。根据R2的变化情况，考虑到A模型和B模型的R2没有超过一个百分点的本质性增长，最终选择模型C作为最终模型。

表1 面板模型检验结果

表1(续)

注：***、**、*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的数为系数的标准误。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所有模型中，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比(gpsp)均不显著，这说明在平均水平下，生产性支出占比对消费率增长率没有显著影响，因此需要进一步观察分位数回归的结果，考察生产性支出占比对不同收入人群消费的影响是否显著。宏观税率(tax)在每个模型中无论是一次项还是二次项均显著，且一次项系数为正，二次项系数为负，这很好地说明了宏观税率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呈倒U型关系。

2.分位数回归结果

采用分位数模型对面板数据进行估计。选择3个比较常见的分位点20%、50%、80%，并用以上静态面板回归结果(模型C)作为对照，相关结果见表2。

表2 面板分位数估计结果

注：***、**、*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的数为系数的标准误，抽样次数为1 000次。

首先考察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比这一主要解释变量对消费率增长率的影响，发现面板回归结果中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比的系数不显著。即，2006年以来，从平均水平上来看，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比的变化不会引起消费率增长率的变化，这意味着平均水平下政府生产性支出对促进消费没有积极影响。但是在20%分位点处，可以发现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比的系数在10%水平下显著，即2006年以来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比的变化对贫困家庭的消费率增长率的提高有积极影响，与前面的理论推导一致。且政府的生产性支出占比每增加1%。消费率增长率增加0.108 6%，这说明不能只从平均水平来看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比对消费的影响。而在50%分位点处，生产性支出占比的系数不显著，即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比变化对中等家庭的消费变化没有显著影响。在80%分位点处，可以看到，生产性支出占比的系数也是不显著，说明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比变化对富裕家庭的消费变化也没有影响。

其次是另一重要解释变量——宏观税率，无论是面板回归，还是各个分位点上的回归，宏观税率的一次项系数均为正，而二次项系数均为负，且都是显著的，这与前面的理论推导一致，即当宏观税率较低时，宏观税率的提高会推动消费率的增长率的上升，当宏观税率较高时，宏观税率的提高将会导致消费率的增长率的下降，二者之间呈倒U型关系。这表明宏观税率的调整对整个群体的消费都有影响。

最后是其他控制变量的情况：(1)可支配收入(inc)，无论在面板回归下还是在各个分位点处回归下，可支配收入系数都是显著的，且在平均水平上和50%和80%分位点上，可支配收入的系数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可支配收入变化对中等家庭和富有家庭的消费影响相当显著，而在20%分位点上，可支配收入系数在10%水平下显著，说明可支配收入变化对贫困家庭的消费的影响相对较弱，可能是因为贫困家庭对于多余的可支配收入，基本都会选择储蓄。 (2)消费结构(cs)，无论是在面板回归下还是各个分位点回归下消费结构的系数都是不显著的，这说明消费结构本身对居民消费不会产生影响，即住房支出占消费比例的变化无论在平均水平上还是对不同收入人群，都不会显著影响其消费，这可能与目前存在的房价过高的问题有关。(3)宏观经济形势(gdp)，宏观经济形势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在平均水平下，宏观经济形势对消费率增长率有积极影响，且影响很显著。在20%分位点和80%分位点处，宏观经济形势均对消费率增长率有显著正影响，即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对贫困家庭和富有家庭的消费都有较强的影响。在50%分位点处，宏观经济形势对消费率增长率的影响相对减弱，因此无论是从平均水平上看，还是从各个分位点上看，宏观经济形势都会对居民消费产生一定的影响，只是对中等家庭的消费的影响相对弱些，可能是因为中等家庭的消费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相对不敏感，而贫困家庭和富有家庭的利益都与宏观经济形势息息相关。

3.稳健性分析

为了进行对比，分别对西部地区(贫困家庭和地区)、中部地区(中等收入家庭)和东部地区(富裕家庭和地区)进行面板混合回归，与上面的20%、50%和80%分位点进行比较，以检验上述分位数回归的可信度，但由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划分与20%、50%和80%的分位点并不一定能准确一一对应，因此多少会存在一些误差。对各个地区的回归结果进行分析，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对比分析结果

表3(续)

注：***、**、*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的数为系数的标准误。

如表3所示，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比在10%水平下对西部地区的消费率增长率有显著正影响，而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消费率增长率的影响不显著，与上述分位数回归的结果一致，且显著性水平也与上述分位数回归的结果一致，更加印证了上面的结论。接下来看宏观税率，在西部地区的宏观税率的一次项系数为正，二次项系数为负，且都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与上面的分位数回归结果一致。中部地区的结果与50%分位点处的结果出现误差，可以初步认为这是因地区划分与分位数的确定不一致导致的差异，进一步的原因有待深究。东部地区的宏观税率也符合80%分位点的结论，只是宏观税率的二次项系数的显著性水平出现了误差，与分位数回归结果出现分歧，但是不影响总体结果。

上述稳健性分析表明，基于以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比和宏观税率为主要变量的面板模型做的面板分位数回归的结果基本可信，即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比对贫困地区的消费增长有促进作用，对中等收入家庭和富裕家庭的消费增长影响则不显著；宏观税率与消费增长呈倒U型关系无论是面板回归和还是分位数回归都明显存在，表现得非常稳定。

五、结论及政策意义

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进行研究，发现家庭部门消费率的增长率与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比呈正相关关系，与政府消费性支出占比呈负相关关系，宏观税率与消费率的增长率呈倒U型关系。实证检验结果与上述理论结论基本一致，主要结论如下：

(1)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比对贫困家庭的消费率的增长率有积极影响，政府的生产性支出占比每增加1%，消费率增长率将增加0.143%，而对中等家庭和富裕家庭的消费影响不显著。使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则会得到生产性支出占比对消费的影响不显著的结果，这和理论推导的结论不一致。这意味着，在处理参数对群体有敏感性的财政支出对消费影响问题时，面板分位数回归是非常必要的。据此，不但可以发现政府的财政支出对贫困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明显的结果，还可为政府生产性财政支出提供明确的方向。

(2)宏观税率在每次的回归中，一次项系数均为正，二次项系数均为负，即与居民消费率增长率呈倒U型关系。这与理论结论完全一致，即当宏观税率处于较低水平时，随着宏观税率的提高，消费率的增长率会上升；当宏观税率处于较高水平时，随着宏观税率的提高，消费率的增长率会下降。这个关系，无论在简单回归、面板回归还是在分位数回归中，表现得都很稳定，具有宏观上的普遍意义。

本文研究的政策意义是，政府生产性支出的占比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在不同贫富程度的地区和家庭间存在差异。因此，政府应该调整财政支出的方向，加大对贫困家庭和地区的财政投入，尤其是加大具有正效应的生产性财政支出，包括教育和科研投入等，带动西部地区的就业，增加贫困地区人民的收入，促进这些地区的消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的发展。为此，政府也许要适当减少对富裕地区的财政支出，以便平衡宏观税率对消费的总体影响。此外，政府还应时刻关注消费需求的变动，以构建适应当前消费模式的经济环境，促进服务消费的发展，加大对居民基本生活消费以及教育医疗住房的补助，间接促进居民消费性支出，从而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LEVIN B F.National income and the price level[M].New York：McGraw-Hill，1962.

[2]KARRAS G.Government spending and private consumption：some international evidence[J].Journal of Money Credit & Banking，1994，26(1)：9-22.

[3]AMANO R A.Intratemporal substitution and government spending[J].Review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1997，79(4)：605-609.

[4]MODIGLIANI F.The Chinese saving puzzle and the life-cycle hypothesis[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4，42(1)：145-170.

[5]AHMED S.Temporary and permanent government spending in an open economy：some evidence for the United Kingdom[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6，17(2)：197-224.

[6]BOUAKEZ H.Why does private consumption rise after a government spending shock?[J].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revue Canadienne Déconomique，2007，40(3)：954-979.

[7]D’ALESSANDRO A.How can government spending affect private consumption? A panel cointegration approach[J].European Journal of Economics，Finance & Administrative Sciences，2010(18)：40-57.

[8]BENNETT J T.The impact of the composition of government spending on private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some impirical evidence[J].Journal of Economics & Business，1983，35(2)：213-220.

[9]胡永刚，郭新强.内生增长、政府生产性支出与中国居民消费[J].经济研究，2012(9)：57-71.

[10]王宏利.中国政府支出调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J].世界经济，2006(10)：30-38.

[11]胡书东.中国财政支出和民间消费需求之间的关系[J].中国社会科学，2002(6)：26-32.

[12]吕冰洋，毛捷.高投资、低消费的财政基础[J].经济研究，2014(5)：4-18.

[13]苑德宇，张静静，韩俊霞.居民消费、财政支出与区域效应差异——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经验分析[J].统计研究，2010(2)：44-46.

[14]郑尚植.财政支出结构扭曲与居民消费——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产经评论，2012(2)：82-88.

[15]王青，张峁.分权后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关系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广义矩估计分析[J].经济经纬，2010(4)：122-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