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岚

摘 要：希腊文明中，城邦是希腊社会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城邦的发展对于个人而言，又有所影响。汤因比以“希腊精神”作为研究线索，认为城邦的发展对于当时的希腊人而言，既有发展又有束缚。

关键词：希腊；城邦；个人；汤因比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所著的《希腊精神——一部文明史》是了解希腊文明的著作，其以自身独特的全景式文明史叙述方式描写了希腊文明的兴衰。全书以“希腊精神”作为研究线索，作者认为希腊精神出现在公元前2000年，并一直延续至基督纪元的第七个世纪。

而其中，值得一提的就是汤因比关于城邦与个人的撰写，分别对应以书中第四章“城邦的个人”和第七章“从城邦解放的个人”。众所周知，城邦制度，是希腊文明一系列历史条件下演变的结果。[1]而城邦文明是希腊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希腊人生存的空间载体，其对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对于个人解放，汤因比认为其指的不仅是人身自由，它也包含人的德、智、体、美、思想发展等多方面的内容，是对人类身体和精神上的发展。应该说，城邦的发展，充实丰富了“希腊精神”，既发展个人，但同时也束缚了个人。

一、城邦对个人的发展

所谓城邦，就是一个城市连同其周围不大的一片乡村区域就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2] 一般说来，城邦是由城市、国家和公民公社（或公民集体）这三种相互关联的因素组成的，并具有自治性质和自给自足的倾向：它是由一个中心城市，加上邻近的乡村结合而成的一个国家，具有“小国寡民”的特征。[3]其形成于公元前8世纪，即古风时代时期。而在古典时代，伴随着奴隶制的发展，希腊城邦进入到极盛时期。即使在马其顿统治时代，城邦仍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继续存在。[4]可以说，城邦文明是表现古希腊文明特色的一个典型代表。

汤因比认为，在公元前6世纪结束前，即古风时代末期，希腊城邦制度已经形成之际，斯巴达所经历的“痛苦精神”是希腊城邦未来的一种征兆，同时也是希腊精神自身的未来征兆。希腊把自己的城邦当作神来膜拜，其对城邦的神圣化，不是将城邦单纯视为公共机构，而是像“宇宙之主”要求崇拜者所作的那样，让公民做出牺牲。这使得希腊城邦最终激起了膜拜者们的反对和背叛。但汤因比认为，总体而言，城邦的发展直到公元前431年，无论是在个体还是在集体层面，其赋予给公民的远多于其夺走的。至少在城邦形成的时期里，有三个世纪（结束于公元前431年），希腊城邦促进了人的发展。

这里人的发展主要指的是希腊城邦给个人提供了新的空间和激励。首先，城邦将个人从自然崇拜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他们提供个人空间。汤因比认为，这其中更为关键的是，城邦把个人从特殊家庭形式的自然崇拜的严格束缚中解放出来。家庭生活把人类束缚在人类之外的自然界。在家庭中，人不再拥有自己思想和意志的独立人格，而是家庭之树的一个分支。而城邦的公共空间如宗教场所、生活场所、运动场所等等以及法律则是将个人从家庭生活中解放出来，促进了人的发展，虽然后者也将个人带入了城邦的新束缚。其次，城邦也给个人带来了激励。城邦虽然将人从家庭中解放出来，但也没有使得他们对家庭产生厌烦。相反，人们更加注重家庭这个小共同体的团结，更加注重家庭纽带的关系。最后，由于希腊精神中含有的征服习性，在海外扩张时代（公元前8-公元前6世纪），城邦给个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和激励，个人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比如在文学领域，人们写作的主题开始转向拥有自我意识之人的个人体验，各类的诗歌也开始吟咏思考个人的存在价值；在哲学领域，哲学家们思考物质宇宙的本质；在技术领域，希腊人也通过思考实践，发明了许多东西。总的说来，因为城邦的发展，它为个人的天赋提供了无限自由的空间。而它对个人发展的最大影响就体现在促使希腊人思考认清自己，数学、哲学与诗歌成为希腊人最为擅长领域。

到了古典时代末期，尤其是在公元前431年至前338年那段时间里，汤因比认为城邦出现了道德上的堕落，这为城邦动荡埋下伏笔，不仅是心理上，也在人口上，同时也使城邦中最优秀的公民远离了城邦。城邦中出现的缺陷使得人们开始思考城邦，同时又进一步促进个人的发展。苏格拉底就从一种怀疑的原则出发，以更高的神的名义质疑城邦，他开始认为城邦不再值得被偶像化。他之后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在对此进行思考。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创造的一整套城邦制度的蓝图，以及他们其中的哲学思想，无疑是个人的进一步发展。汤因比认为他们思想不仅在当时，在整个希腊史进程中也是最伟大的希腊灵魂。不仅如此，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其作为一种强大而深入到人心的思想工具，延缓了希腊社会的瓦解，并且有力地影响了伊斯兰世界和西方的基督教世界。

即使在马其顿时期，城邦制度依然作为一个政治单位继续存在。但此时公民权已经变成了个人的一种负担，但马其顿人对城邦主权的抑制却是对个人的一种解放发展。希腊化时代，希腊精神依旧在延续，而腓力和亚历山大的革新，则为希腊生活提供了新的可能，使人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为人们获得了更多自由。首先，私人职业提高了声誉。在此之前，由于城邦传统而苛刻，使得私人职业默默无闻。但在希腊化时代，一个希腊移民不仅能在商业中谋生，也能通过自由职业和艺术谋生。人们可以成为工程师、医生、文人、学者等等。此时也出现了职业军人，职业军人能够始终以自由民的身份为国王服务。这使得人们对职业的选择变得丰富，而私人职业的丰富则能够促进人的进一步发展。

其次，妇女和奴隶的地位也显著提高。虽然妇女和奴隶的发展也只是较城邦兴盛之时而言，但这使得更多阶层的人可以自由发展，而不仅仅只是成年男性公民。比如在新的喜剧中，內容不再只是对城邦政治的关注，女性角色被喜剧作家领到了前台，并在各色人物组成的戏剧中扮演鲜活的角色。而对于奴隶而言，其已经被奴隶主承认为是人。原本他们只为主人的家庭服务，让奴隶参与一些有报酬的买卖，只是为其主人挣钱，而不是占用主人的开支。奴隶如果获得奴隶主的同意，可以从事买卖，并且可以获得商业上的报酬。汤因比在书中举了一个例子证明奴隶地位提高：在公元前431至前404年的战争期间，以为匿名的雅典观察家曾对雅典民主做出激烈批判。他在当时的雅典，人们无法从衣着或举止上区分奴隶与自由人；而伤害别人的奴隶是自找麻烦，因为一位受佣金雇佣的奴隶的身体受到伤害，对奴隶主而言是一笔巨大的经济损失。

二、城邦对个人的束缚

城邦的兴起发展虽然促进了个人的发展，但同时也严重束缚了个人。正如汤因比在书中所说，神圣化的城邦制度最终引发了厄运。在希腊城邦形成和极盛时期，汤因比认为，其存在缺陷。

首先，城邦的数量众多，而不是只有一个。存在大小不同，力量强弱都不一的城邦，势必会引发城邦之间的摩擦。因此，希腊史从一开始，每一个城邦都习惯于对周围高原居民发动战争。当高原居民被征服之后，每一个城邦都在自己的作战范围内同其他城邦开战，继续塑造自己作战的习性。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破坏了原本城邦为个人提供的和平空间，阻碍了个人的自由发展。

其次，在城邦初期，公民只能在共同体当中充分享有城邦提供的空间和激励的条件，即只有那些有时间花在市场所在地（公共商业和交易场所）以及共同谋生的区域和作坊的男性公民有条件。女人和奴隶是不能像他们一样享受到个人自由的发展的。而在这些缺陷上，希腊城邦只能借助框架之外的制度（这些制度或存在或产生于公元前8至前6世纪的希腊世界）来加以补偿。但即使是这样，也只是对这些阶层一种的心理补偿。可以说，城邦从一开始兴盛，就限制了某些群体的个人发展。

虽然在希腊化时代，女人和奴隶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个人发展也较之前有所进步，但是汤因比认为，城邦社会中至少还存在三个重要因素没有从（已经演变为一场噩梦的）奴隶主制度崩溃中获益。

首先，获得个人发展的奴隶仅仅只有家奴是获益者，但是农业和工业的奴隶却成了牺牲品。随着经济合作规模的扩大和技术的进步，希腊世界的工农业奴隶境况甚至比之前更糟，这使得他们同主人的关系变得更加疏远。

其次，亚历山大的政府，使得埃及和西南亚被一起并入了希腊社会，由此带来了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在法律上是自由人但事实上却是农奴。当初，希腊人为征服波斯领土的一个目的就在于建立一批新的希腊殖民城邦。对于希腊人而言，希腊对西南亚和埃及的殖民是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对于当地居民而言这是一场灾难。

再次，在新的分配下，过去希腊世界的自由农民被完全忽略。总之，在大规模扩张的希腊世界里，只有少数人能从古老城邦分配方式中得到自由发展。这些少数人是有发言权的群体。而受压迫的群体，则无法在这种城邦制度下得到发展。

三、结语

总而言之，汤因比笔下的“希腊精神”强调的是一种人类崇拜，是在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下对人类自身发展的一种追求。古希腊的德尔菲神谕“认识你自己”和普罗泰戈拉那句“人是万物的尺度”就是在揭示当时希腊人的“希腊精神”中的核心内涵。而城邦文明无疑是在这种精神指导下的发展。城邦制度之下的希腊人，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之中，人得到在此之前都前所未有的发展。文学、诗歌、哲学、数学等等都是在以城邦为载体下进行的，如若没有城邦的出现，那么希腊人个人的发展也许不会有今日我们所看到的成就。但也必须承认这种带有原始性的城邦制度依然存在缺陷，对人的发展也带有束缚性。

注释：

[1][2]顾准.希腊城邦制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8，4

[3]张广智.略说古希腊的城邦文明[J].湖北大学学报，1996，（02）：21-25.

[4]余晓芬.浅说古希腊的城邦文明[J].前沿，2007，（05）：198-200.

参考文献：

[1]顾准.希腊城邦制度[M].北京：中國社会科学出版，1982.

[2]张广智.略说古希腊的城邦文明[J].湖北大学学报，1996，（02）.

[3]余晓芬.浅说古希腊的城邦文明[J].前沿，2007，（05）.

[4][英]汤因比.希腊精神——部文明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作者单位：

上海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