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健赛

摘 要：上海志丹苑元代水闸是任仁发于泰定二年所建赵浦闸，从史料记载来看，此次工程进展十分顺利。然而，此次工程顺利开展的背后是任仁发33年的坚持与努力。文章旨在展示任仁发为置闸所做的种种斗争，使世人更加了解上海志丹苑元代水闸的建设背景。

关键词：任仁发；志丹苑水闸；建设背景

2001年5月，在一次建筑施工中，位于上海志丹路与延长西路交接处的志丹苑元代水闸遗址终被发现。经过学界研究，此处遗址确定为元代水利专家任仁发于泰定二年（1325）所建赵浦闸。由于此前研究多围绕遗址的身份论证、工程技术、建设与废弃的原因展开，而对其建设背景关注颇少[1]。因此，本文以探讨元代志丹苑水闸的建设背景为主。

宋末元初，浙西是国家的粮仓，“浙西产米之地，甲于天下。……今朝廷每岁运三百万石。又有里河客旅兴贩船只，尾尾相接，不绝粮道。京师郡县，官吏军民，家家食用江南老米”[2]。水利又是农业的命脉，水利于浙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元廷对浙西水利，或漫不经心，或不得其人，或中道而废。泰定二年，任仁发能够成功于赵浦、潘家浜与乌泥泾置闸，实是得益于此前33年[3]的努力。

任仁发（1254—1327），又名霆发，字子明，号月山道人，元代松江府上海县青龙镇人[4]。松江府位于太湖流域下游，常受水害影响。在这里长大的任仁发，自幼对水学有一种天然的兴趣。成人后，又系统地学习了前贤的水利学说。读书之余，与士大夫交游，也是“凡治水之良策，行水之要法，无不参请而讲明之”[5]。宋元鼎革，科举不兴，为谋生路，任仁发主动求见浙西道宣慰使游显[6]，获得了一份整理文书档案的工作。后来又凭借对家乡水路的了解，成为了青龙水路警官，此后仕途基本都与此相关。到至元二十八年（1291），任仁发已经全面了解了浙西的地形、水系和水情，甚至亲身实践，自费修浚水道[7]。

大德年间，任仁发在浙西建设过四座水闸。大德七年（1303），“春夏之交，霖雨频作，平江、松江痛被水灾，沟壑满盈，积而不洩，所在田围，多致损坏”[8]。见此情形，元廷决心治理吴淞江，并为此在浙西成立了江南行都水监（下文简称行监），明确规定由行监与任仁发一同负责吴淞江工程。任仁发治水的核心思想是：浚河、筑围、置闸[9]。大德八年（1304）至十年（1306），任仁发组织了两次施工，基本完成了浚河与筑围，却因反对势力的阻拦，未能按计划置闸。据《水利集》载，置闸是受到朝廷与地方、朝廷内部间各种利益纠纷的影响才会失败的。任仁发第一次置闸是在新华浦，置闸之前，各种谣言便四起，置闸之后，各种质疑依旧没有消停。幸而开坝启闸后，江水湍流东下，势若建瓴，谣言才不攻自破。第一次成功安置了木、石两闸。第二次置闸则没那么幸运。大德十年，任仁发原准备在新泾下口置石闸两座，但由于前去都省报告治河进展，搁置了工程。返回浙西的时候又恰逢五月梅雨季，霪雨大作。为解燃眉之急，他只能先在樊浦至西浜一带置木闸二座，最后也确实保住了该年大量的秋收。但在水灾中，两座木闸中的内北木闸被冲倒了。而新泾置闸则未能实现。至此，任仁发共置闸四座，但能使用的只剩三座。在大德十年的水灾中，这些闸座也证明了自身的价值。

由于在水灾中，闸座对调节水势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灾后，任仁发与行监多次向行省提议广置闸座，但都被拒绝。据《水利集》载，由于行监是中央都水监的派出机构，不归行省统辖，同时行监又有监察地方有司的权利，而行省要保护其下的官员，因此两个机构关系疏远。大德十年，原本全力支持浙西治水的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彻里被调往中书省，主事的另一位平章政事阿老瓦丁则并不支持治水。对于行监置闸的提议，他一再拖延，一直到大德十一年（1307）才给回复，“该前项合修闸坝，即系干碍已开河道急务，欲便准拟，却缘当职不曾亲临相视，已拟安闸地形是否坚牢便益”[10]，要求另外派人前去校勘。为了消弭阿老瓦丁的疑虑，行监组织了一次实地勘察，结果与之前的调查结果一样，“所拟置闸地形，委是坚牢便益”[11]，并将结果呈奉阿老瓦丁。但阿老瓦丁收到报告之后，仍旧没有批准此事。事后，任仁发指出阿老瓦丁此举的真实原因是“今春官司为数十家上户当夫生受，推古息之小恩，遽停工役[12]”。他对此十分愤慨，却又无可奈何。之后，置闸的事情一直拖延至行监革罢都没有落实。

大德治水中道而废，任仁发的治水理念受到了世人的质疑，其所属的行都水监也含冤退场。对此，任仁发深感痛心，转而撰述《水利问答》，向世人解释他的治水理念，争取支持。《水利问答》当中记载了许多时人对置闸的看法，有人认为置闸不能帮助吴淞江泄去洪水，有人指出吴淞江自古无闸，不该在江上置闸，还有人提出既然浚河、修围已经完成，就无需再置闸。针对这些疑问，任仁发一一作答。之后，任仁发更加积极投入治水。至大元年，任仁发修好了通惠河的闸门，疏通了会通河的河道，至治三年，又领导了镇江运河及练湖的工程，且颇有成效。泰定元年（1324），任仁发成为钦定治水大臣，治理浙西水利。

综上所述，元廷能够在泰定二年同意任仁发的置闸计划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大德十年的浙西水灾堪称入元以来最大，然而在减水河道和闸座的配合下，水灾造成的损失只有大德七年的三分，充分证明了闸座在挡沙阻水上的功效；二、任仁发所撰《水利问答》传播甚广，让世人了解了他的治水方法，树立了对水闸的信心；三、大德治水受阻之后，任仁发非但没有消极避世，反而更加努力，先后参与的几次治水工程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效。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泰定年间再度获得治理浙西水利的机会。

如果将泰定年间任仁发的置闸活动与此前他所做的种种努力割裂開来，仅凭后世史料的寥寥数语，我们就无法全面了解泰定置闸的背景，更无法充分认识元代浙西治水背后的种种斗争，因而对上海志丹苑元代水闸建设背景进行探析是十分有必要的。

注释：

[1]傅林祥.上海志丹苑水闸遗址考略[J].学术月刊，2005，（04）.

[2]中国水利史典编委会编.中国水利史典·太湖及东南卷1[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5：579.

[3]任仁发从至元二十八年开始正式涉足浙西水利，至泰定二年，为33年。（元）任仁发纂、卢康华点校：《浙西水利集》卷5，《至元二十八年任武略言八项事内一项开浚吴松江事》，第582页下。

[4]任仁发在《浙西水利集》中自称华亭人，概因松江府的前名即华亭府。至元十五年（1278），华亭府改为松江府。任仁发纂、卢康华点校：《浙西水利集》卷5，《大德十一年六月初三日为开河置闸等事牒行监呈省》，第613页下。

[5]任仁发纂，卢康华点校：《浙西水利集》卷5，《大德十一年六月初三日为开河置闸等事牒行监呈省》，第613页下。

[6]何绍忞.新元史·卷194·任仁发传[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3005.

[7]任仁发纂，卢康华点校：《浙西水利集》卷5，《大德十一年六月初三日为开河置闸等事牒行监呈省》，第613页下。

[8]任仁发纂，卢康华点校：《浙西水利集》卷4，《大德八年江浙行省咨都省开吴松江》，第602页。

[9]任仁发纂，卢康华点校：《浙西水利集》卷2，《水利问答》，第573页上。

[10][11]任仁发纂、卢康华点校：《浙西水利集》卷5卷首篇，第611页下。

[12]任仁发纂、卢康华点校：《浙西水利集》卷5《大德十一年六月初三日为开河置闸等事牒行监呈省》，第614页上。

参考文献：

[1]中国水利史典编委会编.中国水利史典·太湖及东南卷 1[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15，563-682.

[2]柯劭忞.新元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3005-3006.

[3]傅林祥.上海志丹苑水闸遗址考略[J].学术月刊，2005，（04）：98-103.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