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雪婷

摘 要：以往对于乌镇在内的古镇研究总是聚焦于如何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现代化的开发，尝试从另一种视角来理解人们对乌镇的空间的改造，借助空间研究展现出古镇开发中所呈现的多元化的现代性。探讨不同群体是如何在互动中将乌镇推向一个不同于自我文化的“他者空间”，以及这样一个被建构起来的异域空间又是如何影响人们的身份和行为的，建立在文化想象上“异托邦”的乌镇呈现的是地方本土化的现代性。在如今多元的文化背景下，现代性可以有更为多元的呈现方式。

关键词：乌镇；异托邦；社会空间；文化想象；现代性

一、研究意义与方法

以往对于乌镇在内的古镇研究总是聚焦于如何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重新规划开发，发展商业和旅游业，研究目标大多是围绕着如何进一步开发乌镇的商业价值，或如何保护乌镇的传统文化而对过度商业化进行批判。无论持何种观点，这些研究都将乌镇的空间本身作为一种消费品，无论是持续开发或是进行保护，这些诉求更多反映的是外来游客的需求，在有关乌镇改建的建议中，原住民的声音往往是被忽视的。现代文明在乌镇改造中占据了中心话语权，并利用话语权将乌镇改造成为一个充满异域情调的、既非现代又非传统的空间，这一空间是现代化的产物，但是人们又通过不断强调“保护传统”将其与现代对立，因为乌镇建立在想象基础上的传统江南水乡的形象是吸引游客的重要策略。

本文引入了福柯“异托邦”的概念，来分析乌镇独特的现代性，希望通过研究乌镇的社会空间来重新理解现代化的多元性。本文将乌镇作为一个社会空间进行研究，不仅关注其物质空间改造，也探讨不同群体在进入这一异质空间后的不同体验，以及在乌镇空间改造前后空间内部群体身份和行动的变化。最后，本文将证明这一异质空间并不只是一个想象的产物，而是一种特殊的现代性的呈现。

二、“异托邦”与社会空间的概念

“异托邦”概念的使用肇始于米歇尔·福柯，他在《词与物》（1966年）中借用了这一术语，次年又发表了一篇题为“他者空间”（又译“异质空间”）的演讲，详细阐释了异托邦特点。但是福柯并没有直接对“异托邦”进行定义，要理解“异托邦”的概念，必须与“乌托邦”的概念进行对比。“乌托邦”可以解释为“理想国”，即指现实社会中不存在的完美的理想社会，而“异托邦”则是现实存在的，但是是不同于自我文化的“他者空间”，是在文化想象的基础上建立的，通过文化感知的，它具有想象与现实的双重性。笔者借助“异托邦”的概念来探讨乌镇社会空间的复杂性，这个空间打破了传统与现代的界限，两者既是隔离又是互相渗透的。

本文将乌镇作为一个社会空间进行研究，主要的关注点不局限于其物理空間的改造，如建筑、街道和排水系统等的规划，而是关注物质空间的变化是如何影响空间内部的人的行动及其关系的，并且人的行动与关系又如何反作用于这一空间的。处于乌镇这一异质空间中的人，通过与所处空间的相互作用，建立了组织与规则，而这一新的体系，反映了一种特殊的现代性，即现代化的过程不是与传统和乡土割裂的过程，现代与传统、城市与乡村并不完全是对立的，在人们以往的观念中它们是隔离的，但在现实中却是相互渗透的。

三、“异托邦化”的乌镇

乌镇的改造与许多地方不同，乡镇和城市的现代化的多是通过建立大楼、拓宽街道等具有现代化代表意义的建筑表现出来，而乌镇的再建，却沿袭古籍记载，意图将其复原成为传统的面貌，并且声称这一工程为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但事实上，乌镇的改造也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这种改造建构了一个异质化的空间，使乌镇成为城乡之间的飞地，它既非现代城市，又非传统的乡村；是现代化的产物，却被视为传统的代表。

（一）想象与现实

在现实中，乌镇的空间从其改造开始到结束，都与现代保持联系，但是人们却始终在语境上坚持乌镇是以一个传统的、与现代对立的形象出现的。基于这种文化想象，人们将乌镇改造成为一个“异托邦化”的空间。在人们的文化想象中，乌镇是以传统江南水乡的形象出现的，但在现实中这一空间无论在规划改建、交通运输，还是内部进行的商业活动都与现代相联系。在人们的文化想象中，乌镇中生活的人是乡村原住民，但事实上他们大多是由旅游公司认证的、靠工资生存的工商业者。

（二）异质空间的建构

这些文化想象并非是由现代文明单方面建构起来的，当地人以及当地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自发维护起这些文化想象。所以，乌镇这一异质空间，是由当地人、外来游客、投资者与政府在互动中共同建构的。当地人出于改善生活的需求，积极融入现代化，当地政府为了提升政绩，努力吸引外来投资者对此地进行开发，乌镇一开始的开发沿袭了以往乡镇的改造过程，如建立高层的百货大楼，铺水泥路等等。但是，进入此地的投资者在开发过程中，发现这里保留了一些具有江南特色的历史建筑，这为重建一个传统江南水乡提供了依据，并且20世纪末兴起的大众消费带来了文化旅游的新需求，人们更愿意在休闲娱乐方面进行消费，所以，投资者决定将其作为一个旅游景点进行开发，拆除新建的现代建筑，依据古籍试图复原其历史面貌，将乌镇改造成为一个具有异域情调的空间，作为吸引游客的策略。

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不同群体自发地共同维护这种文化想象，各级政府将乌镇开发视为一项保护历史遗产的重要工程，当地人通过各种策略让外来者认为乌镇是一个原汁原味的、继承了历史脉络的“古镇”。而外来游客在进入乌镇之前，就对其有一个基本的想象——即传统江南水乡的形象，当外来者进入这一空间时，会发现无论是其外在建筑，还是空间内的人的互动，都符合他们原先的想象。于是，乌镇的“古镇”想象在不同群体的互动中不断强化。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乌镇是现代化的产物，但与这一空间相联系的群体，共同维护着一种文化想象，通过不断强调其与自我文明的异质性，将乌镇推向一个他者的、异质的空间，即所谓的“传统古镇”，对于当地人而言，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改造积极融入现代生活，但这种改造却又将他们推向“他者”的身份。

四、空间、身份与行动

（一）空间规划与功能改变

旅游开发前，乌镇面貌是极其复杂的历史混合体，有五层百货大楼，也有还在使用马桶的沿河土屋。但这些杂乱的历史不是游客希望看到的，为了建立一个统一的、沿袭历史的水乡老镇，改造先从拆起景区旁五层楼高的百货大楼开始的。这一改造过程是一个“去现代化”过程：拆掉新房子，保留老房子；挖开水泥路，铺上石板路；各种电线管道纷纷埋入地下，所有带有现代化标志的事物不是被被拆毁，就是被掩藏。这种“去现代化”的改造运用的是现代技术与现代规划理念，并且在改造过程中所迎合的是一种现代审美，比如原先乌镇的桥都是石板桥，但开发者觉得平板桥不够美观，不符合江南水乡的情调，就将一些具有百年历史的石板桥拆除，以石拱桥代替，这种“去现代化”的改造实质满足的是现代品味。所以说，乌镇的空间改造是在掩去现代符号的基础上迎合现代审美。

乌镇在历史上由于地处运河沿岸的地理环境的缘故，曾是一个商品集散地，解放后，运河运输功能下降，这里成为靠养蚕植桑业发展经济的乡镇，到如今，经过“去现代化”改造后，成为一个靠旅游业发展经济的“古镇”。乌镇在历史上本身就是一个进行商业活动的区域，人们在这个空间内进行商业活动，而如今乌镇的空间功能发生巨大改变，来到此地的人们关注的是在乌镇空间给他们带来的体验，这个空间满足了游客的文化想象，所以他们愿意在空间中进行消费，来体验一种复古的、文艺的情调。游客来到乌镇旅游的实质是一种符号消费行为，乌镇变为现代的休闲娱乐场所。乌镇每年所接纳的外来游客量就有500到600万人次，这里所创造的经济收益也远超一般的乡镇，所以，乌镇似乎不能被包含在乡土的范畴内，但它与现代城市也截然不同，其所处的地理位置被乡镇包围，并且空间内的现代符号被刻意掩盖了，但根据这一空间所发挥的实际功能，它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允许进入，并且满足了人们的休闲娱乐需求，像是现代城市的公共空间的延伸。所以，乌镇成为城乡之间的“飞地”，打破了原来城乡二元对立的格局。

（二）身份与行动的变化

1.空间对行为和身份的影响

如上述所言，改造前的乌镇是一个集市，人们在此进行商品和货物的交换，改造后的乌镇虽然也以商铺发展经济，但这里的商铺所出售的大多非生活必需品，而是以茶馆、工艺品店、特色小吃店等为主，人们在此进行商业活动所在意的不是所交换商品的经济价值，而在意的是商品交换过程中的体验。比如人们在茶馆喝茶并不是因为口渴，而是为了在茶馆内体验一种文化气氛；人们在沿街商铺购买工艺品时，所看中的不是工艺品的实用功能，而是通过购买工艺品这一行为使其显得非常有品味；购买小吃时，人们更重视的是他们品尝了当地的“特色”，而这种“特色”是由空间符号的象征意义所赋予的，所以人们在此消费，所在意的不是其所消费的物品本身，而是進行一场符号消费，这一符号是由建构乌镇这一异质空间的文化想象带来的。来到乌镇旅游本身被视做一种有情调的文化体验，来到此地的游客很多会被称为“文艺青年”或艺术家，这为他们带来了一种有品味的身份。所以，“去现代化”改造后的乌镇，被建构成为一个具有异域情调的空间，来到乌镇的游客需要的是空间符号带来的体验，人们在此地进行的商业活动由纯粹的商品交换变为一种符号消费行为。

对于乌镇原住民来说，空间改造对他们的行为会带来一定的限制。在改造过程中，所有原住民被强制驱逐出这一空间，在改造结束后，经过挑选，有助于建构江南水乡形象的原住民被允许再次进入。他们在内部开设的商铺必须经过营业执照管理委员会的审核，所经营的商铺的产品不得重复；车辆不允许进入东大街和西大街的景点，这对周边当地居民的出行带来很大不便；景点内和周边的住宅也有许多要求。这些都给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更大的不便，他们对此的反映是不断的抱怨，但是考虑到自身的经济利益，他们还是会遵从管理局的要求，忍受生活上的不便。因为他们知道，只有维护了“古镇”的形象，这里才能有更多的经济收益。乌镇的空间改造还带来了生产活动的变化，原来的家庭手工业和农业种植业被解体，他们被纳入了现代市场经济中，开始通过开商铺、开餐馆、开民宿或以工艺表演等手段来谋生。乌镇的空间改造使当地人的身份由居民变成商人，当地人在这一空间从主体到客体的身份转变，反映了空间内的权力置换，现代文明取代了原住民的主体性。

2.可塑的空间

虽然乌镇的空间改造为进入空间的人们或当地人的行为造成很大影响，但并非所有的行动都是受空间的制约，人们也会通过行动来重塑这一空间。

最初吸引游客的是乌镇传统江南水乡的文化想象，通过他者性、异质性的空间来吸引游客进行一种不同的文化体验。但是为了避免体验过程中出现文化休克反应，一些游客不自觉寻找自己所熟悉的环境，所以在古色古香的茶楼和客栈中，咖啡店和西餐厅的出现意外地受到了游客的欢迎。所以，游客消费需求使这一空间引入了许多现代元素，经过包装后，嵌入原有的“古镇”中去，丰富了这一空间所包含的符号元素。重塑后的乌镇不仅是文化古迹，也是一个休闲空间，让游客在熟悉的环境内，体验他者文化。

当地人也会自行开发旅游项目，他们对游客说：“景点内的乌镇都是被商业化了的，如果要游览原汁原味的老街，应该去周边没开发的老街道。”当地人知道游客来乌镇是为了体验他者文化，也知道这一所谓的他者文化实质是现代化的产物。所以他们一边在公开场合维护乌镇这一异质空间的文化想象，借助其影响力吸引游客，一边又在私下里告诉游客乌镇景区是经过商业开发的，与他们原先的想象不同，通过这种方式招揽游客，为自身谋利。这种行为上的差异反映了传统与现代之间模糊的边界，这种模糊的界限使得空间具有可塑性，人们可以对这一异质空间进行挪用，将各种符号元素融入空间，但却在人们的观念中保持了一种纯粹性——即乌镇是与现代文明割裂的空间，是一个他者的领域。

五、“异托邦”空间中的现代性

福柯在解释“异托邦”的特征时曾提到：“异托邦是空间的两极，一方面它创造出一个虚幻的空间，但另一方面，这个最虚幻的空间却揭示出真实的空间。”也就是说，“异托邦”的想象空间是对原有空间的增补。那么乌镇作为一个“异托邦”，这一异质空间所反映的真实到底是什么？笔者认为，它所反映的是一种特殊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打破了以往普遍认同的一种观念，即现代化进程就是与乡村和传统割裂的过程。

现代文明通过建构“他者”来确定“自我”，对于中国的其他现代化城市而言，乌镇是一个“异托邦”，而对于美国或者其他欧洲国家来说，中国也是一个“异托邦”。虽然它们都是现代化的，但是通过文化想象将这些空间与现代割裂，而与现代文明对立的就是传统的、落后的，中心文明通过这种方式掌握话语权，根据自身的需求，合法地对他者空间进行改造和重塑。

所以，乌镇的空间改造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许多边缘地区面临的普遍困境，虽然当地人积极融入现代化，但是他们在官方话语中的他者形象与现实是不一致的。在定义霸权下，这种现代性只能被掩藏在想象的空间中，虽然人们都能感知到这种特殊的现代性，但进入这一空间的群体还是会通过互动来维护他们的文化想象，这种现代性偶尔在私下里会被揭示出来，但没有人会公开说。在如今多元的文化背景下，现代化没有既定模式，这种特殊的现代性也不是某一空间成为他者的标志，而是一种现代性的地方本土化的呈现。

参考文献：

[1]尚杰.空间的哲学：福柯的“异托邦”概念[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3）.

[2]王愷.浙江乌镇：一个改造中的古镇标本[I]. 三联生活周刊，2006-11-30.

[3]王勇.福柯的空间哲学异托邦特质思想分析[J].北方论丛，2014，（05）：111-115 .

[4]米歇尔·福柯.词与物[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5]阎云翔.汉堡包和社会空间：北京的麦当劳消费[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6]张莉.Contesting Spatial Modernity in Late-Socialist China [J]. Current Anthropology，2006，（03）：461-484.

[7]张莉. Migration and privatization of space and power in late socialist

[8]American Ethnologist，2001，（01）：179-205 .

[9]萧凤霞.Grounding displacement： uncivil urban spaces in postreform south China [J].American Ethnologist，2007，（02）：329-350.

作者单位：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