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前芝

“长江风平浪静.我军万船齐放，直取对岸，不到二十四小时，三十万人民解放军即已突破敌阵。占领南岸广大地区……”这是毛泽东亲自撰写的关于渡江战役新闻稿中的语句。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分东、中、西三个作战集团，在东起张黄港、西至湖口的长达八百余公里的战线上同时起渡.杀奔江南。然而，谁能想到，战役发起前，解放军曾一度面临无船可用的困境。

制定渡江计划

1948年12月17日，在淮海战役基本结束后，由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和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在淮海战役期间组成的总前委，在安徽萧县东南的蔡凹召开了总前委会议，研究了渡江作战的部署和部队整编方案。会议决定，由刘伯承、陈毅带着整编方案和渡江计划北上，向党中央汇报。

不久，作为对总前委计划的回应，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出决定，总前委五位同志继续行使统一指挥渡江作战的职责，统一领导8个兵团、25个军的渡江作战。其中，邓小平任总前委书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电文中特别强调：“此次我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希望二野、三野全军将士，同心同德，在总前委及二野、三野两前委领导下，完成伟大任务。”

根据这一指示，1949年2月9日，总前委在河南商丘再次召开会议，讨论渡江作战部署和相关准备工作。20日，第三野战军向所属各部队发布《京沪杭战役预备命令》，第二野战军下达了《关于渡江战役注意事项的指示》。随即渡江部队纷纷南下，奔赴各自指定位置。

3月26日、27日，总前委在蚌埠市南郊的孫家圩村召开有第二、第三野战军高级干部参加的会议，讨论渡江作战方针原则和部署，最终形成《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并上报中央军委。

4月3日，毛泽东回电：“同意《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至此，渡江作战的计划尘埃落定。

渡船是个问题

渡江作战，船是不可缺少的工具。在当时条件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船只准备上主要面临三个困难。

一是国民党军队的破坏。国民党军队在溃逃江南前，为防止解放军渡江，强迫江北的许多船户把他们的船只开往江南，或者将船只凿沉。沿江船户为了躲避此类迫害，保住船只，纷纷将自己的船只开出长江，躲避到偏僻的湖泊里，装上泥土沉入水下，人则外出逃难。经此一闹，江北船只所剩无几。

二是船民“恐赤”心理严重。除了在物质上防止解放军过江外，国民党军在精神毒害上也下了不少功夫。江北地区虽然也曾是解放军的根据地，但因为撤出该地区的时间较长，党组织被严重破坏。国民党军队在南撤前，在船民中大肆进行反面宣传，妖魔化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比如，他们污蔑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造谣说解放军将用江北的老百姓来填平长江以下江南等等。这些反动宣传在江北百姓中间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一些船户害怕解放军收集船只，或者把船卖掉，或者把船藏起来，有的甚至把船沉入江底，从而给党和军队的工作带来极大困难。

三是封建行会的阻挠。当时在长江和内河航行的船只，都是以帮口为单位组织起来的。各帮口内部或帮口之间，用封建行会的形式，将外江和内河的船只组织起来。行会对民船拥有很大的权威性和控制力量，行会的首脑往往就是大船户，拥有一定数量的船只。由于受国民党统治时间较长，这些行会首脑与中国共产党的隔阂较深。

诸多的消极因素，给解放军船只的征集带来困难。

广泛征集船只

尽管面临诸多难题，但经历了战场生死的解放军显然不会被这点困难吓倒。更何况，深入民众开展思想工作，本就是解放军的强项。

1949年2月总前委第二次会议决定，由各野战军派出以军政治部主任负责和团一级干部为主的先遣工作人员，进抵江北，组织由军队、地方党政机关和船舶行会三方面力量参加的船舶征集指挥部。第二、第三野战军到达江北后，各团一级战斗单位联合成立了船舶管理委员会，并设立船只维修和统一调度指挥机构，从而在组织上为征集船只提供有力的保证。

在成立和完善组织机构之后，船只征集工作正式开始。主要分以下几个步骤。

一是调查船户情况。先遣队在进驻江北之后，分派许多工作队，在地方党政机关密切配合下，深入四乡邻里和江湖港汉的各个民船行会组织，一边宣传党的政策和人民解放军渡江的目的，减少或消除船民思想上的顾虑和不安，一边进行船只的调查和登记工作。调查内容包括船只的数量、每只船只的吨位和新旧程度，损坏情况和损坏的具体部位；每只船上有多少船工，船工现人在何处，技术是否熟练；船只属于哪个帮口，帮头是谁，帮头的政治身份和政治态度等等，事无巨细，一一了解清楚，为随后的船只征集和船工的集训，创造了良好条件。

二是做好船民的思想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支援的积极因素，这是当时解放军在征集船只过程中强调的最基本的方针。在江北船户中，当时普遍存在着船工与船主，船工、船主与反动派之间两个矛盾。这两个矛盾中，船主起着关键作用。因此，船主成为重点工作对象。对船主所采取的策略是团结和斗争相结合。由于大多数船主都是靠水上船运和跑单帮过日子，沿江港口关卡林立，航道上的水警和一些国民党政府官吏经常对他们进行盘剥和敲诈，稍不满足就取消他们水上航行权利，更有的船主因为交不起税收，还遭受毒打，被关押。基于这一点，人民解放军展开强大而深入的宣传，强调人民军队与广大船主、船工利益的一致性。还有的船主戒备心理比较强，解放军就利用他们重江湖讲义气、爱办光彩事的心理特点，由军或军以上级别的首长同他们谈话，鼓励他们积极支持解放军渡江。

这样的工作效果立竿见影。不少船主打消了思想顾虑，踊跃将之前藏起来的船只献出来，有的还积极协助解放军打捞沉入湖中和江中的船只。比如，第15军就在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下，不到20天就征集到大小船只748条；第16军通过认真细致的做工作，也在很短时间内征集到大小船只331条；第3兵团在10天内就征集到船只300多条。

除了通过做工作，鼓励船民自觉捐献船只外，对一些船民觉悟比较低，征集比较困难的地区，主要是采取政府法令与政治动员相结合的办法，讲清楚奖惩条例，限定报到日期。同时，适当惩罚一些逃跑的船主，以这种形式来集中船工和船只，在当时是必要的，使得船只征集工作得以迅速开展。

三是解决后顾之忧。船是船民最主要的生产资料，也是他们主要生活来源。而在渡江作战过程中，极有可能造成船只的损毁，甚至船工的生命安全都有危险。另一方面，船只在被征用期间，船工家属的生活如何维持也是船民们所顾虑的问题。为让船工安心，各支渡江部队和江北地方政府想了不少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比如，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明确宣布：船工及其家庭的生活，由部队按制度供给，船工每天发粮1千克，家属大人1.5千克，6岁以下小孩6两；伤者给予治疗，工资照发；残废者跟部队人员一样，发给荣军证；牺牲者，给予抚恤，安置其家属；船打坏了，坏多少赔多少。上船民工还每人发给一套衣帽和毛巾、肥皂等日用品。苏北支前委员会对所征集的船只进行登记编组，发放执照，规定参与渡江作战的船只均按运粮船只工资供给，并要求船上的妇女小孩由各分区“妥为安插”。

通过军地各级人员的努力工作，至渡江战役发起前，渡江所需船只基本征集齐备。全军共征集各类船只2万余只，其中能用于渡江作战的船只9400余只，平均每个军拥有大小船只500余只，一次可运送1万余人，基本上满足了作战所需。

为加强对所征船只的管理，各省对这些船只进行了分组和编队。以安徽省为例，安徽省将参战船只分为运输船、渡运船、训练船、架浮桥船和战船5种，并对参战船只进行了编队：5船为一组，4组为一排，4排为一连，4连為一营，2营为一团。各船舶管理站都建立了船舶管理制度：船只离港1天的，要经过分站批准，两天以上的要经过大站批准，1星期以上的要经过管理处批准。

船队的组织形式，按照载重吨位大小，分为3个梯队，载重10～25吨为第一梯队，这类船一是快，二是目标小。载重25～35吨为第二梯队，载重35吨以上的为第三梯队，各梯队都有队长领导，船上的生活供应，均由地方政府供给，每只船配备船工2～4人，每船有3套人员，1套上船，两套留岸备用。渡江前夕，船工全部按部队规定佩戴符号，一般不准随便离开，每个渡江战船船头订小牌，标明可载人数。经此编排，这支庞大的船队显得有条不紊，紧张有序。

发动船工驾船

有了船，就必须要有开船的人。战士中间会驾船的毕竟少数，大量船只必须而且只能由熟悉长江水情的沿江船工来驾驶。这是动员船工参战的直接原因。

为满足作战所需的船工人数，各地政府积极开展宣传，把动员船工的任务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各地干部深入船主、帮头和会长中间，把党的方针、政策以及一些具体规定传达给他们，然后再通过他们在船工中进行普及，进行动员船工的工作。通过这样的途径，船工对党的方针政策有了基本认识，表示愿意服从党的领导，党在船工中的威信逐步树立起来，前来报名表示愿意当船工的人数也多了起来。

因为参加渡江作战的船只成千上万，船工人数也数以万计，要保证如此众多的老百姓在作战中做到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就必须对他们进行战斗任务教育。这在当时来说，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人民解放军中的各级政治干部、水手以及进步船工纷纷深入到船工中间，一起劳动，一起生活，从各个方面同船工接近，与船工建立了密切的感情，增强了船工对解放军的亲密感和信任感。同时，针对过去国民党在沿江对船民们所施暴行，组织一些觉悟高、苦大仇深的老船工，召开诉苦大会，以此引起船工们情感上的共鸣，使他们把仇恨集中到反动派身上，从而对“打过长江去，翻身得解放”这一道理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除了思想上深入发动外，还对船工进行了一些必要的军事技术教育，以消减船工们的恐惧心理，减少渡江时可能产生的伤亡。比如，教会船工熟悉我军的战术打法，懂得靠飞弹的声音去辨别子弹的高低、远近，以提高战斗胆量；告知他们我军登陆点和战斗动作，以便准确掌握登陆方向；组织船工观看军事演习增加他们对战斗的感性认识，或组织有渡江战斗经验的老船工现身说法，说明飞机和大炮并不可怕等。此外，为调动船工们渡江作战的的积极性，有的部队还专门印发了《渡江船工光荣证》《船工立功证》等，以此来增强船工们的荣誉意识。

通过积极、广泛的教育和动员，广大船工打消了各种顾虑，认识了渡江作战对他们自身获得解放的重大意义。船工们纷纷表示：“誓把大军送过江去”，“有船在，就有我人在，有我人在，就保证送你们过江”。

4月20日黄昏，渡江战役打响。百里长江江面，各类大小船只，奋勇向前。面对敌人密集的炮火，船工们没有退缩。即使船被打漏了、打翻了，他们依旧沉着冷静，想方设法前进。许多船只来回往返多次，为渡江战役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靖江特等功臣严声甫，在七里洞江面一夜运送八趟大军过江，创造了该区最高记录；扬州特等功臣郭德胜，在三里宽的江面一夜送了十三次，最后船被击沉，他自己下水推船，最终脱离危险。

如今，长江水依旧奔流不息，当年江面的枪炮声厮杀声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不过，透过陈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内的“渡江第一船”，依稀还可想见曾经的战火硝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