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作言（上海）

一个人的社会活动，如同一滴水可以折射时代的大海。从鲁迅先生与中共组织以及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交往，则可以窥见鲁迅生活的时代具有的复杂性，并见证鲁迅先生与共产党人并肩作战的深厚情谊。

鲁迅称自己的作品是“遵命文学”，自己是“听将令”而前行呐喊的战士。而陈独秀就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在《新青年》编辑部里，陈独秀和鲁迅交往较多。1933年3月5日，在陈独秀身陷囹圄之时，鲁迅还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谈到，编辑者“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陈独秀对鲁迅评价很高，在给周作人的信中说：“鲁迅兄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地）佩服。”鲁迅看人很独特，最惹他注意的就是陈独秀和胡适之。他说，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而胡适，则让他“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其实，这正是鲁迅在称赞陈独秀为人的爽直坦诚、胸无城府。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当年《新青年》的集会上，李大钊给鲁迅的印象是“诚实，谦和，不多说话”。在李大钊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上，鲁迅发表了小说《药》和4篇《随感录》，通过文学回应了“将令”。李大钊高度评价鲁迅的小说《长明灯》。在李大钊就义后，鲁迅不顾危难，为昔日的战友葬仪捐款，并为其遗作《守常全集》撰写了题记。

中共早期领袖瞿秋白和鲁迅之间的情谊更是一段佳话。他们是“没有见面就是这样亲密的人”，在现存的鲁迅1700多封信中，称对方为“同志”的，仅有一封鲁迅称呼瞿秋白为“敬爱的J·K同志”。

1932到1933年间，鲁迅曾先后4次接纳瞿秋白夫妇避难。1933年9月的一天深夜，瞿秋白接到警报，与夫人分乘两辆黄包车到鲁迅家避难。当瞿秋白正在为深夜惊扰鲁迅先生而不安时，鲁迅夫人许广平已端出热气腾腾的夜宵，鲁迅在一旁嘘寒问暖，这一场景让瞿秋白夫妇非常感动。

后来，瞿秋白征得鲁迅同意，编辑了《鲁迅杂感选集》。在他撰写的长达1.7万字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全面评价鲁迅在新文化运动、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历史作用。这篇《序言》见解精辟，鲁迅阅稿时，连指间烟蒂烧到指头也浑然不觉，认为此评论是“用心”之作，特地录写条幅“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清代何瓦琴句）赠送瞿秋白。1933年3月初，瞿秋白夫妇搬到北四川路的东照里，瞿秋白就把这张条幅挂在“俨然家庭模样”（许广平语）的新居里，以示心心相印、共表敬重之情。后来瞿秋白接通知要去苏区，临行前去看望鲁迅。鲁迅让出双人床给瞿秋白，自己则睡在地板上，两位战友彻夜长谈。未曾想这天明一别竟成永诀。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

徐悲鸿画作《鲁迅与瞿秋白》

闻听噩耗，已是大病垂危的鲁迅，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搜集了亡友60多万字的译文遗文，编辑成《海上述林》上下卷。他在1935年6月的信中深情地写道，瞿秋白是“中文俄文都好，像他那样的，我看中国现在少有”。《海上述林》上卷出版后，未等到下卷出版，鲁迅就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

除了和文人交往外，鲁迅还和革命将领有缘。一次上海疗伤，成就了红军将领陈赓和文化巨人鲁迅的精彩对话。1932年2月底，曾经担任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师长、红四方面军参谋长的陈赓，从鄂豫皖根据地来到上海治疗腿伤。当他和人谈到红军战斗的剧烈、艰苦和英勇时，听者都觉得如果写成书一定会超过苏联《铁流》，便想到了请鲁迅来写点东西。看到油印材料后，鲁迅没有拒绝，他让冯雪峰邀请陈赓会面详谈，以加深对苏区的了解。他们谈了整整一个下午，鲁迅大部分时间都在静静地听着，陈赓还手绘了一张《红军作战图》。

此后，鲁迅酝酿过一个时期，说“写一个中篇，可以”，但最终没有写成。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这份油印材料和陈赓在谈话时随手画的作战图，被鲁迅一直珍藏，现在被陈列在鲁迅博物馆里。

那个时期，鲁迅在广大共产党人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威望。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中共早期领导人方志敏在狱中所写的《清贫》《可爱的中国》，这些手稿就是通过鲁迅的手转交给党中央的。方志敏和鲁迅素不相识，却可以生死相托，从中可以看出鲁迅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真诚关系和一个革命者对鲁迅先生的至诚信任！

1935年上半年的一天，被捕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托人通过内山书店送几张白纸给鲁迅。面对一个并不认识的共产党人以这样奇特的方式传递信息，鲁迅十分重视。经碘酒拭擦，纸上文字显现，内容是方志敏在狱中写给鲁迅请求发动营救运动的信和请托鲁迅转给党中央的报告。鲁迅转告方志敏，发动营救运动对他不利，“应当让他利用蒋介石企图软化他的时间，在狱中赶快为后人写下一些东西”。于是方志敏奋笔疾书，在6个月内写了包括《我从事革命的略述》以及《清贫》等20余万字。1935年8月6日，方志敏被反动派杀害，时年36岁。

作为著名作家、进步作家，鲁迅的影响遍及党内外。在党的外围组织里，鲁迅愿意接受党的领导和努力去完成党所交办的任务。

1929年10月，冯雪峰按照中央文化委员会书记潘汉年的要求，去征询鲁迅对于成立“左联”的意见。党中央希望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以及在鲁迅影响下的人们联合起来，以这三方面人为基础，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拟定叫“中国左翼作家同盟”。鲁迅完全同意成立这样一个团体，同时说用“左翼”二字比较明确，旗帜可以更鲜明一些。“左联”成立后，鲁迅作为主席团成员，和党团书记关系较好，推动了《子夜》等小说的出版。

1931年4月冯雪峰一家与鲁迅一家在上海

在上海的党中央还希望鲁迅能做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发起人，鲁迅开始时不大同意这种方式，认为一成立就会马上被解散了，但他还是答应参加并成为发起人之一。在同盟成立之初，鲁迅与郑伯奇等人到几所大学去演讲。通过这种方式，鲁迅已公开向世人宣告：他已站在共产党的一边。

1930年5月，共产党人在上海召开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鲁迅很关心这次大会的召开，在会前、会后和大会期间参加了不少活动。共产党员左联成员柔石向鲁迅报告了大会情况，鲁迅很支持。1931年4月，柔石牺牲后，鲁迅在悼念文章《柔石小传》中说，他“以左联代表的资格，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毕后，作《一个伟大的印象》一篇”。

一直直面现实的鲁迅，不愿离开现实片刻，即使在大病垂危之时也不愿接受宋庆龄的建议去苏联治病，因为那会失去与始终变化着的中国社会的联系，用笔战斗是他一生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