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竞辉

“笺”是中华文化发展中一道亮丽的景致。古时，笺字意为竹简，后来发展、引申出注释、文体、书信、纸张等意，最终定义为一种质量较好的小幅纸张，供题诗、写信之用。在此定义的基础上，笺纸又向着精致华美的方向发展，出现了花笺、彩笺、锦笺等，使题诗、写信之事俞发风雅文艺。笺纸的出现与发展既折射了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发展所取得的成就，突出展现了中国古人在造纸、印刷、书法、绘画、雕刻等领域的卓越才能，也从侧面体现了文人墨客收藏、鉴赏、游历、交流的一番别样才情与高雅的文化艺术追求。

笺纸的发展轨迹

纸张的发明和使用，使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得以大幅提升。当众多风雅之士为书法与绘画趋之若鹜时，他们对纸张的要求就并不仅仅局限于其精良的质地，而更多地倾向于纸张表面的精致典雅，以增加人们书写或绘画时的情趣。笺纸正是在文人对纸张外表的美观程度越来越高的追求下应运而生的。纸张由最初单调的一种颜色，转变成五彩缤纷的色彩，设计多种图案，洒以金银细粉等手法增加其多样性，相应地研制出许多新品种。出于对不同颜色的偏爱，文人开始使用单色漂染过的纸张作为信笺、诗笺。某种程度上，单色笺的发明源于名人对笺纸的个性化设计和推广。例如，魏晋时期文人提倡风度，写信讲究“书仪”，也就是要求书写令人赏心悦目。被后世称作“二王”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信札被奉为至宝，甚至刻入法帖，其选用的便是上乘麻纸，“薄如金叶，沙沙有声”。

图1 清代色笺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2 双龙纹笺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3 古人书写的信笺 私人收藏

图4 古人书写的信笺 私人收藏

图5 古人书写的信笺 私人收藏

图6 陈鸿寿书诗蓝色笺扇面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7 董其昌书诗洒金笺扇面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唐代盛行色笺，染色方法各有不同，有的是在纸浆中加入颜料，有的是在纸张制作完成后再染色。唐代以后，各类笺纸名目繁多，如“松花”“金沙”“流沙”“彩霞”“金粉”“龙凤”（红与金）和“桃红酒金”等，尤以彩色蜀笺最为著名。蜀地自古物产丰饶，造纸业发达，多产佳纸，在唐以前，就有绿、青、红等色的桃花笺，相传为桓玄所作；著名的“薛涛笺”，正是彩色蜀笺中的翘楚。唐代女诗人薛涛（768～831年），字洪度，长安人，随父入蜀，居于成都东南郊岷江支流浣花溪，长于制作笺纸与赋诗。著有《洪度集》。常与杜牧、白居易、元稹等人来往唱和，多采用自己特制的笺纸书写，寄赠友人，其用纸被称为“薛涛笺”，也称浣花笺，因为薛涛居住在成都的浣花溪旁，以溪水制笺，主要选用荷花和鸡冠花的花瓣加一些胶汁调匀，所以制成的笺纸底色多为淡红或深红色。薛涛曾作“十离诗”，其中的《笔离手》就提到自己制作的笺纸：“越管宣毫始称情，红笺纸上撒花琼。都缘用久锋头尽，不得羲之手里擎。”薛涛笺是同时代的文人墨客梦寐以求的。曾有诗句专门描述当时人们为索求这种笺纸四处奔走的情形：“浣花溪上如花客，绿红藏人不识。留得溪头瑟瑟波，泼成纸上猩猩色……也知价重连城璧，一纸万金犹不惜。薛涛昨夜梦中来，殷勤劝向君边觅。”大诗人李商隐也曾赋诗赞道：“浣花溪纸桃花色，好好题诗挂玉钩。”清代乾隆时期钱泳所作的《履园丛话》中也记载：“书笺花样多端，大约起于唐宋，所谓衍波笺、浣花笺，今皆不传。”

笺纸除了彩色之外，添加图案也是重要的制作手法，可细分为两种，一种为纸面上印有颜色的纹饰，比如蜀地的鱼子笺(或称“罗笺”)便极具特色，早期称“暗花纸”“云石纹纸”或“水纹纸”，纸质坚挺，隐约可见纸中花纹。各种水纹纸的花纹形状各异，有虎皮纸、槟榔纸等数种。宋代苏易简在《文房四谱》里记载：唐代段成式曾收到诗人温庭筠来信索要彩笺，段在《寄温飞卿笺纸并序》中说自己“在九江造云蓝纸”。这种云蓝色笺推测是用旋转式荡帘，任染液在纸面上按照一定的构思流动而成，干后纸面色调变幻，很是美妙。另一种为砑花，就是在笺纸表面砑出隐约的花木草虫等纹饰。据记载，五代时便出现了五色笺，“光紧精华，砑纸版乃沉香，刻山水、林木、折纸、花果、狮凤、虫鱼、寿星、八仙、钟鼎文，幅幅不同，纹缕奇细，号‘砑光小本’”。所谓砑光，就是以凹凸版压印而成的浮雕图案，称为“拱版”或“挠花”，流传的实物有故宫博物院藏宋代米芾的《韩马帖》，纸面有云中楼阁图案。但砑光和明代拱花在工艺上是不同的。

图8 十竹斋花卉奇石笺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9 十竹斋人物笺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10 许氏虚白斋仿古笺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宋元继承了唐五代的纸张加工技术，继而生产了许多精美、优良的笺纸。今故宫博物院所藏南宋张孝祥、范成大等人的书信就多用红笺。与此同时，宋代在唐代笺纸的基础上又进一步丰富了色彩。与薛涛笺齐名的谢公笺便是明证，此笺传由谢景初(师厚)创制，又称“十色笺”，分深红、粉红、杏红、明黄、深青、浅青、深绿、浅绿、铜绿、浅云十种颜色。谢为浙江富阳人，博学，工诗文，宋庆历年间中进士。先做余姚县令，后赴湖北、四川任职。谢公笺应该是其四川任内所制，很可能是受当地薛涛笺色调过于单一而受到的启发。另外，在制作工艺上，宋代比唐代也更进一步，主要体现在纸上加蜡、涂粉、染黄檗等的技术获得了长足发展，既满足了人们对于美观的追求，又同时达到了防虫的实用目的。这类笺纸主要用于印刷书籍、抄写经书、制作书画手卷引首等。著名的金粟笺就是质地厚实的黄色蜡笺，纸张内外加蜡，质地坚韧且富有光泽，是对唐代硬黄纸的继承与发展。因其发现于浙江海盐金粟寺，为抄写佛经而专门制作，每张纸上都有朱印“金粟山藏经纸”。

明清在加工纸方面可谓集历代之大成者。加工纸的品种推陈出新，仿古纸也层出不穷。笺纸的加工用纸主要来源是当时产地优良的宣纸，如宣德纸、泾县宣纸，当然也包括浙江桑皮纸，福建、陕南地区的竹纸等。明代最著名的宣德纸，是一系列贡纸的总称，以宣德纸为原料的加工纸主要是白笺（即素笺）、洒金笺、五色粉笺、金花五色笺、五色大帘纸、洒金五色粉笺、瓷青纸等十余个品种。使用洒金、染色、砑光、涂布等工艺，既增添了笺纸的艺术欣赏价值，也体现了明代造纸技艺的最高成就。宣德洒金纸、五色粉笺等笺纸主要用于书写经书、创作字画作品等，而非信笺专用。明代的色笺首推瓷青纸，这种用靛蓝染料染色的皮纸，色泽如青花，常用于书写佛经，以泥金创作。在宣德瓷青纸上，用窖藏已久的羊脑和顶烟黑涂布，再经砑光成笺，黑如漆、明如镜。用泥金书写佛经的题签，虫不能蠹也。

而笺纸真正的黄金时期是明中后期。文人意趣盎然，对笺纸的要求日益提高，鉴赏书画作品的同时也会对笺纸的质地与制作工艺品头论足一番。邓之诚在《骨董琐记》中概括笺纸：“明大内各笺，洒金五色粉笺、印金花五色笺、青纸，俱不如宣纸。有楮皮者，茸细而白，有宣德五年造素馨纸印。元有绍兴蜡笺、黄笺、花笺、罗纹笺、汀西白观音、清汀等纸。宋有藏经纸、匹纸、碧云春树、龙凤团花、金花等笺，藤白、鹄白、蚕茧等纸。蒲圻纸，蜀中贡余。唐有浆捶六合漫麻经纸，入水不濡，硬黄纸以黄檗染，可辟蠹。”前代的笺纸多在纸张质地、整张纸的色彩统一制作上下功夫，纸面花纹装饰方面仍是短板。而明中期以后，在文人的悉心指导下，造纸、雕版、印刷领域的行家里手日益增多，纸张精美、雕刻精细、印刷精致的笺纸便层出不穷，显著特点是与刻版、绘画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尤其是万历年间，木板水印笺纸开始流行，可谓精致至极，美轮美奂。笺纸艺术盛行于明万历、崇祯之间。鲁迅曾说，“明代木刻文采绚烂，夺人目睛”。

清代的色笺更为品种繁多，琳琅满目。多种加工方法融为一体，制作品质上乘的笺纸。主要取泾县宣纸为原料制作加工纸，康熙乾隆时期最为盛名。著名纸品如康熙年间以粉蜡笺为底纸，用泥金或泥银绘以冰梅图案的梅花玉版笺；纸浆中加入长纤维，形成发状纹案的发笺玉版宣纸；染以缤纷色彩的虎皮宣纸等（图1、图2）。明清以来遗留下的信札、书法扇面等遗迹较多（图3～图7），可以为后人了解和欣赏笺纸的多样性提供更多实物证据。而且，笺纸的用途也在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扩展，从最初的信笺、诗笺，发展到后来的便笺。从最初的在欣赏的同时所具有的实用价值，到后来扩展到馈赠、收藏与把玩的精美收藏品，继而出现了一批将单张笺纸设计、编订为集子的笺谱。清代的笺谱印制技术进一步提高，因而制笺业也得到了蓬勃发展。康熙十年即1671年，李渔在《闲情偶寄》中道：“已经制就者，有韵事笺八种，织锦笺十种。”而且其对当时书坊存在的盗版和抄袭行径大为不齿，“誓当决一死战”，由上面的描述可见当时笺纸市场的一派繁荣景象。虽然到嘉庆、道光后，笺纸艺术逐渐衰落，但文人自制笺纸仍甚嚣尘上，如翁方纲、王文治、吴大、陈介祺、赵之谦等，他们依据自己的喜好订制笺纸，常以金石、古玩、书法作为笺纸图案，形成“金石书笺流派”。道光、咸丰以后，上海和苏杭等地的南纸店里还出现了著名画家画作的笺纸图案，较常见的有任伯年、虚谷、吴昌硕等人的作品。不过，至清末，光绪末年，北京画师李钟豫、刘锡玲、朱良才等所作笺纸流于世俗、匠气十足。而到了宣统时期，林纾（林琴南）以古人词意绘制成的山水题材的笺纸，又给人一种高雅大气、清新脱俗的气质，也由此开启了文人画笺的先河。

图11 清秘阁造笺 1931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笺纸艺术发展的最后一个高峰是民国时期（图8～图11），这似乎与文人画的兴起相辅相成。当时，姚茫父、陈师曾等名噪一时，成为民国初年的画坛领袖，参与笺纸的绘制，之后又出现了张大千、齐白石、溥心、王梦白、虚谷、王雪涛、傅抱石、吴待秋、陈半丁等诸多画家均涉足笺纸，引为一时佳话。当时印制笺纸的店铺，均选用上好宣纸，采用木板水印的印刷技术，北方有位于北京琉璃厂的荣宝斋、清秘阁、松寿堂、松古堂、淳菁阁、懿文斋等；南方有十竹斋、蕴玉堂、翠文阁、聚宝楼等。随着现代西方书写技术，主要是钢笔传入中国，笺纸逐渐失去了当初的书写功能，转而成为文人雅士争相收藏的具有中国古老文化特色的艺术品。收集笺纸装裱成册形成笺谱，既可以像古董一样供人欣赏把玩，也可以把它作为艺术研究的珍贵资料。

明代以来的四大笺谱

1．《萝轩变古笺谱》

明天启年间吴发祥所制，堪称我国古代拱花木刻印谱之首，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笺谱。该谱刊版于明天启六年（1626年），距今已有360余年的历史。全谱一函两册，封面有“清猗斋收藏”题签，系浙江海盐人张宗松家旧藏。卷首《小引》为“天启丙寅嘉平月丹霞友弟颜继祖撰并书”，经考证“萝轩”系吴发祥，此笺谱为1626年的明代刊本，每面版心，框高21、宽14.5厘米。白口，四周单栏。每版一叶为二面。上册共98面，小引、目录外，有画诗20幅、筠篮12幅、飞白8幅、博物8幅、折赠12幅、雕玉12幅、斗草16幅、杂稿2幅；下册共90面，目录外，有选石12幅、遗赠8幅、仙灵8幅、代步8幅、搜奇24幅、龙种9幅、择栖11幅、杂稿8幅。画面多用白描线条，雕刻精致细腻，设色沉穆古雅，犹如精美的版画。该笺谱作为木刻彩色套印本，是现存最先创用拱花之术获得成功的画笺出版物。该谱为孤本，全世界仅此一件珍宝，具有无可估量的艺术价值、文物价值和文献价值。现藏上海博物馆。

图12 十竹斋笺谱 1934年重刻本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13 十竹斋笺谱 1934年重刻本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14 百花诗笺谱 宣统三年文美斋套印刻本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2．《十竹斋笺谱》（图12、图13）

《十竹斋笺谱》的序言有云：“昭代自嘉隆以前，笺制朴拙，至万历中季，稍尚鲜华，然未盛也；至中晚而称盛矣，历天崇而愈盛矣。”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胡正言刻制《十竹斋笺谱》，郑振铎对其评价颇高，“精工富丽，备具众美，中国雕版彩画，至是叹为观止”。因其采用了版、拱花等多种难度较高的印刷技术，可谓明代木刻水印笺纸艺术登峰造极之作。该谱刊行于崇祯甲申年（1644年），比《萝轩变古笺谱》晚了19年，其刊印技法也都运用了版与拱花。其流传至今已经凤毛麟角，郑振铎在《劫中得书记》中记载：王孝慈藏有一部，后归北平图书馆；陶湘藏有一部，后售于日本文求堂；另闻上海狄氏藏有一部，但未得一见；郑氏本身经由传新书店徐绍樵介绍购得一部。郑振铎曾历时7年于1941年重刻此书。此书共4卷283幅图。卷1包含清供8种、华石8种、博古8种、画诗8种、奇石10种、隐逸10种、写生10种。卷2包含龙种9种、胜览8种、入林10种、无华8种、凤子8种、折赠8种、墨友10种、雅玩8种、如兰8种。卷3包含孺慕8种、棣华8种、应求8种、闺则8种、敏学8种、极修8种、尚志8种、伟度8种、高标8种。卷4包含建义8种、寿征8种、灵瑞8种、香雪8种、韵叟8种、宝素8种、文佩8种、杂稿16种。其中卷2无华、卷4宝素共16幅为拱花版，只有凹凸线条，无任何设色；另外拱花短版并用者计59幅，其较《萝轩变古笺谱》更胜者是拱花图案共计75幅，略胜《萝轩》之67幅，而且多数拱花之上有深浅敷色，使画面看起来更显丰富。就笺谱制作风格而言，两种笺谱差异性不大，图案都充分显示文人风格，仅占纸幅一小部分，典雅清新，确实让人爱不释手。

3．《百花诗笺谱》（图14、图15）

据记载，天津文美斋南纸局主人焦书卿(1842～?)于光绪中叶，在该局增售书籍，兼营印刷，《百花诗笺谱》就是光绪壬辰(1892年)，请津门著名画家张兆祥(1852～1908年)绘画和铁道人凌汉题诗而印制的。外有函套，笺纸采用加料宣纸，长23．2、宽12．1厘米，八行，行格为暗细线，每幅绘有各种花卉，其布局同中有异：如花卉总是在上端由右向左延伸，多画一枝，也有加画二枝三枝为衬者；每幅下端为配画诗，用赵体行楷书写，此其共同处。但每幅的具体布局又有变化，如那幅“迎春花”，从右顶端延伸到左下角，配画诗写在右下端，且被花覆盖，左上端为绘画者“张兆祥”签名，名下偏左钤“和庵画”阴文印(和庵为兆祥字)；而另一幅“波斯菊”，花只占全幅三分之二的上端部位，下端的三分之二用来题诗，空出下端的三分之一，只在右下角署“和庵”，名左下钤“和庵”阳文印。

图15 百花诗笺谱 宣统三年文美斋套印刻本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16 北平笺谱 1933年初版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17 北平笺谱 1933年初版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百花诗笺谱》用砖红色套印，花卉采写实手法，可作画谱用。配画诗亦流畅自然而切题，如那幅“迎春花”的题诗为：“春有脚，来宜早，年年岁暮便迎春，今至正元春信渺。去日多，来日少，春若迟迟人将老。迎春花正开，送春花事了。时壬辰新正文美主人属题铁道人凌汉”；另一幅“波斯菊”的题诗为：“恬淡东篱，花以人显。芳名既传，有朋自远；菊来波斯，相见恨晚。文美主人属题铁道人凌汉。”题诗的字体也相当漂亮。可以说绘画、配诗、字体、色彩、用纸等方面都具有特色，雍容、丰润、富有生机而又无市井气。

4．《北平笺谱》（图16、图17）

鲁迅、西谛(郑振铎)选编。1933年12月印造100部。由10家位于琉璃厂的南纸铺荣宝斋、荣堂、淳菁阁、松华斋、静文斋、懿文斋、清秘阁、成兴斋、宝晋斋、松古斋使用各自珍藏底版共同刷印。12开本，上等宣纸、彩色套印。线装包角，磁青纸封面，书名“北平笺谱”，由沈兼士题签。扉页上“鲁迅西谛编 北平笺谱”，由沈尹默题名。画师刻工，两俱列名。为防盗版，每部书均有鲁迅和郑振铎两位先生毛笔签名，鲁迅编号。书幅阔大，彩色绚丽，实为极可宝贵之文籍。全书共6册，实际收录人物、山水、花鸟画332幅。第1册48幅，第2册59幅，第3册61幅，第4册50幅，第5册55幅，第6册59幅。前有鲁迅作《北平笺谱·序》。序文概述了我国古代木刻艺术兴衰的历史，着重介绍了笺纸艺术的成就和特色。郑振铎作《北平笺谱·序》：“自9月始工，迄12月竣事，其间商榷体例，访求笺样，亦颇费辛苦，入选者凡340幅，区为6册。”两序分别由“天行山鬼书”(魏建功)和“吴县郭绍虞书”；序文末分别钤著者、书写者朱印印章。卷末有西谛作《访笺杂记》，略述当时与鲁迅远道磋商，书函往还，以及遍访各铺，商请锈印的经过。1934年又印造再版100部。但第一卷《博古笺》4幅，《花卉山水笺》2幅，初版诗画相配，再版时有画无诗。不少画的彩色，也无初版鲜艳。版权页上改印：“1933年9月匀工选材，印造100部。1934年再版100部，此为再版第X部。”编选者鲁迅、西谛，已非签名。

从古至今，“笺”从竹简演变到笺纸，再由笺纸升华为笺谱，几千年的文化几乎都浓缩在这一张轻薄的笺纸上。它所展现的不仅是中国人在造纸、印刷、书法、绘画、雕刻等领域所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更是各时代文人在收藏、鉴赏、游历、交游等方面展现的别样才情与高雅的文化艺术追求。在色彩上，从早期的单一色彩发展到“五色笺”“十色笺”；在装饰工艺上，从早期的印花、砑花发展到加蜡、涂粉、染黄檗、洒金、染色、涂布等技术的应用。在实用功能上，从早期的吟诗作赋发展到书信往来、收藏鉴赏。笺纸作为一种文化用纸在古往今来文人墨客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具有无可估量的艺术价值、文物价值和文献价值，时至今日，这一文化珍宝仍有待有识之士的发掘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