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云宏

摘 要：东坡这样的个体生命，可能绝无仅有。苏轼有一颗爱民的心，他的所作所为总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进而游离于新党和旧党之外，正如儒家倡导的那样，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经历了人生的大悲大喜，大起大落的苏轼，也始终未泯灭治国安邦、“致君尧舜”、“尊 主”、“泽民”的政治理想。

关键词：儒家;佛道;苏轼

《品中国文人》这本书里介绍了诸多中国文坛顶级大文豪，旷达笃定的嵇康，举目悠远的陶渊明，豪气浪荡的李白，忧思纯美的杜甫，柔肠旖旎的李煜......千百年来，他们如同永远闪烁在天幕上的明星，只要我们抬头仰望，就可看见清澈的晖光。群星闪耀，绚烂夺目。我想读懂的，是自己心中最亮的那颗星——苏轼。

东坡这样的个体生命，可能绝无仅有。他一生宦海沉浮，仕途坎坷，屡遭贬谪，却能够乐观从容地面对人生，我认为这与他性格中吸纳并融合了“儒道佛”三家思想的精华分不开。苏轼用自己的智慧巧妙地把“儒家的拿得起，道家的放得下，佛家的想得开”融会贯通，在不同的阶段运用不同的“兵器”，“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顺境中积极进取，逆境中自得其乐。苏轼的文化性格历来为世人所称道，成为中国士大夫的精神家园。

一、儒家的积极用世——拿得起

苏轼自幼就研读儒家经典，受儒家思想影响颇深，早年就有“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豪言壮语，年轻时他就“奋厉有当世志”很向往“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的盛世，具有儒家辅君治国、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二十六岁登上政治舞台，面对北宋王朝的内忧外患，苏轼大胆提出一系列的措施，用来匡时救弊。他做事从不“随人”，不肯做圆滑的官僚，不盲从，不徇私，始终保持黑白分明、表里如一的精神。

熙宁初年，神宗为革新除弊，任用王安石为相，实行大刀阔斧的变法，两三年间，一系列新法如暴风骤雨推行开来，市易法、均输法、青苗法，设计者本意是想要利国利民，可结果基层官吏执行起来走了样，国库暂时充实了，百姓却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苏轼也主张改革，但他反对王安石，因为他以民为本，心里有百姓。在《再上皇帝书》中他大义凛然地说：“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忘随之！”慷慨激昂之中尽显书生意气，被革新派所不容。遭小人陷害无奈请外任到杭州，徐州，密州。在地方从政的苏轼更加为老百姓着想，当新法触及到老百姓利益的时候，诗人总会用诗歌来抨击时政。如《山村五绝》（其三）：“七十老翁自腰镰，惭愧春山竹笋甜。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诗中写一个古稀老农腰镰爬山寻笋充饥，已经几个月没尝过盐的味道。难道他也像孔子那样，是听了《韶》乐后陶醉其中而忘了食盐的味道吗？在这里，诗人是用幽默的笔触，刻画出农民生活举步维艰的真实现状。究其原因，是当时政府实施的“ 盐法” 制度造成的。诗人虽不动声色，却早已用幽默的方式把他的忧民之心包孕其中。在身贬黄州之时，苏轼依旧用“含笑的批评”评品政事。如《布谷》诗：“昨夜南山雨，西溪不可渡。溪边布谷儿，劝我脱破裤。不辞脱裤溪水寒，水中照见催租瘢。”诗中的农民一年到头辛苦劳动，却因交不起地租遭地主毒打而遍体鳞伤，布谷鸟劝农民脱下破裤过河，殊不知农民有苦难言，怕遍体伤疤让人心寒。在这首寓言诗里，作者用幽默讽刺了虐政对下层人们的戕害。历任地方官时，他也始终关心民间疾苦，努力兴利除弊，救灾、治水、请免赋税、整顿军纪等，卓有政绩。他钦慕屈原、诸葛亮、陆贽等经世济时的人物，认为“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想做一个风节凛然、敢作敢为的儒者。

苏轼有一颗爱民的心，他的所作所为总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进而游离于新党和旧党之外，正如儒家倡导的那样，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任何时候都能拿得起。作为一个富于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儒家的积极用世精神在苏轼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二、佛道的超然出世——放得下

苏轼自幼生长在一个佛教气氛十分浓厚的家庭，父亲苏洵喜与名僧交往，母亲程夫人更是笃信佛教，虔诚佛理。所以他很早就接触佛教，年轻时即与蜀中的惟度和惟简大师交往;任杭州通判时，喜听海月大师惠辨说法，贬居黄州时，他常到城南精舍安国寺，“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而愈到晚年，愈是遭遇不幸，在生活上便愈多地吸收佛、老思想作为安以自适的一种手段。“乌台诗案”后，小人处心积虑网罗罪名，必欲置他于死地，苏轼却在牢里写好绝命书，夜里安心睡大觉，鼾声如雷。君子坦荡荡，若没有对生死的超脱和放下，何来此种境界！著名的《前赤壁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苏轼受到老庄佛禅的影响，“寄蜉蝣于天地，渺苍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这里，庄子浮出水面了，透过无限的宇宙空间来体验人生，观照自然，齐物逍遥，物我两忘。苏轼与庄子相隔千年而互为知音。

经历多年宦海风波和人生挫辱的苏轼，清楚地看到政治斗争中不可避免的阴暗、卑琐和险恶，感受到人生的无奈，因此从老庄哲学、佛禅玄理中追求超越的解脱。因此身处逆境仍不失樂观豪放，表现出一种旷达的胸襟。流放黄州，生活困窘，白日里带领家人开荒种地，夜晚仍不失赏月闲情：“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这不是对苦难现实的屈服，分明是精神世界的高歌！同时期的《定风波》便是一个显例。“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经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无论在多大的政治风雨面前，永远保持着内心的坦荡与气度的从容。

三、儒道佛的相互参透——想得开

经历了人生的大悲大喜，大起大落的苏轼，也始终未泯灭治国安邦、“致君尧舜”、“尊 主”、“泽民”的政治理想。他停留过的每一站都留下了斐然的政绩，在凤翔，修改衙规，为民造福;在杭州，修复六井，疏浚西湖;在密州，为民请命，抗击蝗灾;在徐州，身先士卒，奋战在抗洪前线;在黄州，拯救弃婴，摒弃恶俗;在琼州，鼓励黎民发展农业，充当文化使者。在岭南，身体抱恙，关心民生疾苦;“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他当真做到了“此心安处是吾乡”。东坡一生，始终未脱离仕途，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行为准则一直影响着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

他心胸豁达宽广，不计较个人得失，也不计前嫌。曾经在“乌台诗案”时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的四十年老友张惇，后来却拔刀相向害得苏轼家破人亡，九死蛮荒。晚年张惇失势被贬雷州，苏轼却得以奉诏还京，朝廷欲给予重用。人人都以为苏轼必不会轻易放过章惇，章惇之子带着千字长信拜见东坡，恳请东坡放过其父子。东坡却绕道特意看望了生病的章惇并奉之以治病药方。相逢一笑泯恩仇，是苏轼，让我们知道悲天悯人不是一句空话。他说：“吾眼中无一个不是好人”。他向我们这些现代人诠释了人之所以为人。人的精神，可以喷发到什么样的高度。儒家推崇“明德”、“至善”的境界;佛家信奉因果循环讲求一心向善;道家告诫人们不可钻牛角尖，内心不要偏执。是中国文化铸就了东坡的伟岸。

苏轼一生，“儒道佛”三种思想相互兼容并收，使其顺境中积极进取，逆境中自得其乐。儒家的入世和有为，引导他热爱生活和人生;道家的超脱和无为，又使他淡泊名利，乐观旷达;佛家的静达圆通，则启迪他走向宽容和通达。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斯人虽去，但其美好的人格如一座文化丰碑永远屹立在后人的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