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少筠

【摘要】 《嫌疑人X的献身》作为一部文学作品，转化为一部电影蓝本在中日韩三个国家之间进行传播，可以说是一种跨文化的实践，并且存在着互文性。通过对三个版本的电影分析，可以发现中日韩三个国家分别在影片中植入了带有本国特色的文化，并且也吸收了原著中的一些文化现象。

【关键词】 翻拍；跨文化；互文性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随着国际化浪潮的全球化发展，各个国家之间的交往日益紧密，世界各地的文化消费日益呈现出一种趋同性。在这个过程中，文化资源的整合和利用也日益普遍。在电影制作和生产领域，同样的故事主题、结构方式、叙事流程可以在各种文化当中进行复制，原创性已经不再是电影创作和电影消费中的首要条件。[1]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电影出现了一种翻拍的浪潮，“每隔两个星期，就至少有一部非美国电影有可能被好莱坞人翻拍成美国版”[2]。近年来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扩大，翻拍也逐渐成为中国电影创作一股风潮（图表1）。

图表1 2010-2017年中国电影翻拍统计

在中国近年来翻拍的电影中，《嫌疑人X的献身》取自日本作家东野圭吾的文学作品，这部作品在2008年和2012年分别在日本和韩国翻拍，可以说受到了中日韩三国读者与观众的广泛关注。同一部文学作品在東亚三个不同国家的改编与翻拍中，当然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本文主要分析《嫌疑人X的献身》这部电影文本的跨文化实践。

一、相关的理论研究

《嫌疑人X的献身》作为一部文学作品，转化为一部电影蓝本在中日韩三个国家之间进行传播，可以说是一种跨文化的实践。人类学家霍尔认为文化不是由一些基本要素组合成的单一体系，而是相互关联但互相区别的诸多体系的复合体。“文化可以比作一台巨大的、极为复杂和微妙的计算机。它的程序指导着人类生活中各个层面的行为和反馈。”[3]文化是传播的一种形式，文化即传播，传播即文化。文化不只是传播的媒介，它本身就是一种传播方式。[4]100对同一部作品《嫌疑人X的献身》的不同翻拍，中日韩三个国家在其中植入了不同的文化。

20世纪法国文艺批评家克里斯蒂娃提出“互文性”的概念：任何文本都是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互文性是两个及两个以上文本发生的关联性。互文性强调的是文本之间的流动性，而不是确切地停留在某个固定的边界。[5]有学者指出：从互文性理论的实践中可以看出，文化作品的互文性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因此互文本不仅限于文学文本，还包括绘画、音乐等其他艺术门类，以及电影、电视、互联网络等其他媒体的非文学文本。[6]由此可以看出，作为电影的中日韩三个版本的《嫌疑人X的献身》之间，存在着互文性。

二、中日韩三个版本《嫌疑人X的献身》的比较

（一）情节

日本版的《嫌疑人X的献身》主要剧情是：故事开头是天才物理学家汤川在大学实验场做实验，破解案件。天才数学家石神哲哉爱上了隔壁带着女儿的单亲妈妈花冈靖子。靖子的前夫来到靖子家与靖子女儿美里发生冲突，被靖子与美里一起杀害，石神帮助靖子处理前夫的尸体和伪造不在场证明。警方在河边发现被害人富樫慎二的尸体，面目指纹被毁，认为最大的嫌疑人是他的前妻靖子，但是她却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汤川受到女警官内海薰的委托介入调查，发现住在靖子隔壁的是大学同学石神。在与老友的叙旧中，汤川发现了端倪并且调查下去。当警方放弃对靖子的调查时，汤川指出石神是关键人物。后来汤川与石神一起登山承认了事实，石神伪造恐吓追求靖子的工藤邦明的假象，被警察抓住自首。石神想承担下全部罪责，汤川告诉靖子真相，靖子表示要一起接受惩罚，石神痛哭流涕。电影在汤川和女警官的谈话中结束。

韩国版的剧情有较大的改编，原电影中的母女变成了小姨白花善和外甥女允儿。石神哲哉的名字改为金石固，大学教授与警察的身份合并为郑警官。命案发生与推理过程大体类似，最终结局是白花善接受了金石固的爱向他道歉，没有自首，边哭边目送载着金石固的警车。

中国版的《嫌疑人X的献身》对日本版电影还原度较高，除了部分场景不同、人物名称中国化之外，基本剧情类似。中国版的是大学教授唐川与天才数学家石泓的智商对决，单亲妈妈陈婧带着女儿陈晓欣。不同于日本电影中的女警官内海薰，这部电影改为了男警官罗淼。电影开头唐川是在做演讲，后来石泓不是威胁恐吓追求陈婧的滕坤，而是偷盗唐川的定向声波发生器袭击唐川。其他剧情大体类似。

三部影片的互文性主要体现在一以贯之的剧情主线中，都讲述了一个为爱情犯罪的故事，并且犯罪过程相同，推理过程也基本相同。在情节设置的细节中，三部电影有着不同的呈现，如日韩版的两部电影的剧情基本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发展，对观众并没有隐瞒的镜头，所以观众开始就知道命案的发生过程。而中国版的电影则是符合悬疑推理的剧情情节，先在河边发现尸体，发现命案，但观众并不知道命案是如何发生的。

（二）主题

日本版的电影主题呈现与原著一致：关于“牺牲与爱”、关于“情与义”。[7]前者的主题呈现在石神与靖子之间，石神为了爱情而去杀害一个无辜的流浪汉，牺牲自己承担所有的罪责。后者的主题呈现在石神与汤川之间，他们是对手也是知己。日本版的电影体现出了极大的矛盾与张力，石神在爱情与牺牲之间矛盾，汤川在情与义之间矛盾。汤川并不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大学教授，影片开头他便说爱情是一种不可理喻的事物，到结尾部分他告诉靖子真相，后来在与石神的谈话之后理解了爱情。影片的结局是在这场对弈中，汤川与石神都输了，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得到幸福，而汤川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成长。日本版的电影主题就在人物的矛盾与冲突中呈现。

韩国版的主题则比较单一，倾向于“牺牲与爱”的爱情主题。电影直接删除大学教授的角色，将大学教授与警官合并成同一个角色，并且是一个结婚又离婚而思索爱情的形象；加了许多白花善和金石固互动的细节，加上许多两人的慢镜头拍摄，营造了一种浪漫的气氛；增加了许多浪漫元素，如盆栽、便签等，强化了感情的部分，弱化了推理的过程，使得整部影片的呈现非常自然。影片结局是白花善向金石固道歉并且接受了他的爱，没有去自首，而是目送金石固痛哭流涕，金石固也是在车上痛哭流涕。整部影片淡化了逻辑推理而成为了一部完全的感情戏，对感情戏的强化弥补了逻辑推理上的漏洞。

中国版的电影主题似乎是想还原原著但是又要服从中国国内的主流话语。对于“牺牲与爱”和“情与义”的两个主题似乎并没有很好的呈现，特别是后者。石泓杀害流浪汉并承担所有的罪责是因为对陈婧的爱，这种爱仅仅是因为陈婧在他想自杀的时候给了他活下去的希望。影片中石泓给陈婧的信是读了两次，但是两个人之间的情感互动镜头却非常少。“情与义”是石泓与唐川之间的情感，两个人在影片对话的过程中并没有呈现出惺惺相惜的知己之情。影片最后的“汽车追逐”和“一分钟营救”将两个人置于正邪两方。影片结尾，石泓在法庭电梯口看着唐川手里的四色问题的书与唐川对话：“难吗？”唐川微笑着回答说：“难。”这样的设计不仅是对此前叙事中多次出现于他们两人之间“问难”戏码的呼应，也是想在这样的贯通中赋予其人物在经历“大事”之后收获对人生、人性更深理解的可能，即，把它喻为人物经受磨砺后的人格升华。[7]影片以唐川走向充满阳光的门外作结。这十分符合中国化的书写伦理：积极、向上。

从互文性的角度来理解电影的主题，不同的电影通过不同的表达方式可以呈现相同或者类似的主题。以上三部影片对于主题的呈现虽有不同倾向，但主题内容却一以贯之。因此这三部影片的主题也体现了互文性。

（三）人物的比较

日本版的人物形象是最为经典与深刻的。石神是一个天才数学家，他冷静、深沉、睿智，虽然他有天才般的数学天赋，但是情商过低，毕业只能在一所普通的中学做数学老师。他表情麻木，巨大的眼袋和眯缝着的眼睛充满疲惫，穿着灰旧且不合体的臃肿外套，围着围巾，半张脸都埋在围巾里，缩着脖子沉重缓慢地走在路上。[8]面对自己的暗恋对象靖子时，他也会表现出自卑、怯懦，到靖子的便当店买盒饭的时候，不敢与靖子对视，眼神多次闪躲。可以说，日版的石神在细节处刻画得十分生动形象。日版的汤川冷静而自傲，他認为爱情是最不可理喻的事情，他想要追究真相，同石神对弈，却在影片的结尾处，自己坐在椅子上流泪。他意识到自己虽然看似赢了，结果却是谁都没有得到幸福。日版的汤川看起来十分冷静、没有人情味，但却是最懂得石神的人。石神不希望靖子自首，靖子没有懂得他的努力付出，汤川却懂了。汤川的人物形象在与石神的一次次对弈中表现得生动形象。

韩国版的金石固相对来说少了冷静与深沉，却多了可爱。金石固在上学时被称为“蹦跶哥拉斯”，在上课的过程中，学生并不听他讲数学，而是在下面玩吉他，他便和学生互动，问学生和弦是如何来的。金石固还帮助允儿拯救她们的盆栽，帮助她们修水管……这样的金石固，多了很多人情味。影片最后，金石固哭了，应该是因为自己的爱有了回应而哭。韩国版电影直接删去了汤川的角色，而是将其赋予郑警官的身上。郑警官从始至终便不是一个冷静的人，而是一个感性的一直思索爱情的人。他向金石固倾诉自己结婚快三年也离婚快一年，说自己不懂爱情是什么，却在结尾处懂得了金石固对白花善的爱，并且没有向警方说出事情的真相。他会和金石固开玩笑，说上学时的“丁香花”，说金石固的外号“蹦跶哥拉斯”。虽然郑警官负责了整个电影的推理，但是在他的身上投射的却是一位充满“情与义”的警官形象。

中国版的石泓是一位木讷、睿智、冷静的数学老师形象，面对爱情，又会表现出深刻的自卑。石泓更像一个活在自己世界里的数学家：凌乱的头发、下垂的眼袋、粗糙的皮肤、不修边幅的衣着。可以说，中国版的石泓对石神还原度很高，但是又略显单薄：他身材修长，穿着宽大的外套，走进陈婧（日版的花冈靖子）开的“欣欣小吃”店，点了招牌套餐。他进店、点餐、取餐直到离开的过程非常短暂，只有23秒。在这23秒里，石泓下垂的目光抬过一次，等陈婧转身递给他早餐之后，他便低头转身离去了。[8]中国版的唐川的形象也有所不同，他年轻、帅气、正派，穿着西装，整洁而又潇洒，并不十分符合一个大学教授专注科研的形象。在影片开头是一个研讨会，但是在他的演绎下却更像一个演讲、一个发布会。影片结尾是唐川走向充满阳关的门外，那一刻他的形象更加高大，传递出一个积极向上的人物形象。这与日版的充满悲伤的汤川形象有所不同。

中日版的女性角色也有所不同，在性格形象内核上大体类似。在人物形象上的互文性主要体现在人物性格的内核上，三个版本的“石神”都是冷静而深沉，自卑而怯懦；“汤川”都是聪明睿智又带有一些自傲的；“靖子”都是温柔、执着、富有女性魅力的。

（四）文化植入

日本版的电影主要传递出了一种悲剧的崇高感。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阐释：“75年前，自从日本紧闭的大门被打开后，对日本的描述总是出现在一系列最匪夷所思的作品中，那些作品总是运用‘但又这一固定句型，这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是没有过的。”[9]因此日本版的电影中深刻地体现了矛盾与悖论：汤川在认识到石神的犯罪后又为他感到惋惜，希望自己的推理不是事实就体现了他内心的矛盾。同时，日本人在心理结构上崇尚悲剧情节。[10]因此，在汤川说出真相之后，靖子自首，石神想要揽下全部罪责的想法破灭。靖子、石神、美里……每一个人都没有得到幸福，他们想掩盖的最终都被暴露，而汤川也陷于说出真相的后悔中，体现了一种深刻的悲剧性。

韩国版的电影体现了韩国家族观念至上的文化。韩国版电影改编最大的就是白花善和允儿的关系，她们由原本的母女关系变成了小姨和外甥女的关系。实际上，这种母女关系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突显了韩国“家族至上”的观念。这种改动在“重血缘”的韩国人看来，不仅在人物关系上与母女相差不大，而且更能够体现出靖子的善良。她为了保护姐姐的孩子不惜杀人，本想自首却因为担心牵连孩子而听从石神的话[11]，体现了韩国的重“血缘”、重“家门”的传统文化。除此之外，韩版的电影还体现了浪漫的元素。“韩剧”凭借其丰富的浪漫元素获得较大的影响力，韩国版的影片中便植入了这种元素，使得原本的悬疑推理变成了完全的爱情片。

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偏好喜剧，追求希望与正义，追求大团圆和改邪归正的结局。中国版的影片结局去掉了原本故事中的哀伤情绪，而是“陈婧开始给她女儿和石泓写信了”这样一种服从规训改邪归正的结局，并且影片最后，唐川不是愧疚迷茫哀伤的，而是积极向上乐观的。当影片最后镜头中的唐川推开法庭封闭的大门、由内而外地走向充满阳光的广阔空间时，他向我们展现的正是一种热情拥抱生活的姿态，亮丽、自信而又坚定，一洗此前叙事灰色、阴郁和压抑的基调。[11]因此，这部影片的结局也起到一种宣传正义的教化作用，这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息息相关。

三、结论

“借鉴已有的文本可能是偶然或默许的，是来自一段模糊的记忆，是表达一种敬意，或是屈从一种模式，推翻一个经典或心甘情愿地受其启发。”[12]1通过同一部电影蓝本《嫌疑人X的献身》，可以发现中日韩三个国家不同的文化、政治环境。在跨文化的交流与实践中，相同的电影蓝本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体现方式，这与翻拍国家之间的政治文化环境相关，并且在不同国家的跨文化交流中，同化与存异的现象是共同存在的。在同一个电影蓝本中，中日韩三个国家分别植入了带有本国特色的文化，并且也吸收了原著中的一些文化现象。

参考文献：

[1]金那映.从《英雄本色》到《无籍者》——电影翻拍作为一种跨文化文本互文实践[D].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11.

[2]柯尔特.翻拍——好莱坞的一条腿[J].中国银幕，2006（11）.

[3]李海军.爱德华·霍尔的跨文化传播思想研究[D].江西师范大学硕论文，2006.

[4]EdwardT Hall.TheSilentLangue[M].NewYork： AnchorBooksEditions，1973.

[5]高芳.互文性理论的缘起与流变[J].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1）.

[6]付科峰.从互文性角度看影片《阿甘正传》[J].湖南民族职业学院学报，2010（3）.

[7]于忠民.跨国引介与本土化重构——国产版《嫌疑人X的献身》电影改编策略分析[J].当代电影，2017（5）.

[8]吴梦娇.中日电影改编解读——以《嫌疑人X的献身》为例[J].信息记录材料，2017（11）.

[9]（日）露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北塔，译.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1.

[10]郭馨宁.嫌疑人与献身之争——《嫌疑人X的献身》中日文本改编[J].文化学刊，2017（7）.

[11]武松静.电影视角下的文化比较——以《嫌疑人X的献身》为蓝本[J].北方文学：下，2017（2）.

[12]（法）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M].邵炜，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