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则

关于“电影”一词在中国最早出现的时间，常见著述多以天津《大公报》（本文以下所引《大公报》均为天津《大公报》）1905年6月16日所载题为《活动电光影戏出售》的广告为据，曰：“兹由外洋运到新式电影机器一副，并影片六十余套，其景致异常可观，兼有游戏影片甚多，见者莫不捧腹，而价廉物美，堪称独步。倘蒙赐顾，驾临敝行面议可也。天津法租界英商快利洋行启。”

1905年之说几成定论，但也有研究性著作对此出言谨慎。黄德泉先生著《中国早期电影史事考证》（中国电影出版社，2012年）第46页载：“在中国，‘电影一词，最早可能见于1905年6月16日至23日（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天津《大公报》上一则‘活动电光影戏出售的广告文案中。”

那么，1905年之前，“電影”一词是否在国内公开使用过呢？

王大正先生《〈中国电影的摇篮〉四十言辨析（下）》（《当代电影》，2010年第2期第70页）所载，曾引起笔者兴趣：“光绪二十九（1903）年夏，东四余园饭庄有‘华辉电影放映……以往笔者查到《京话日报》所载的《大观楼电影上捐》，是北京‘电影名称最早的诞生处。后经查找，天津报纸用‘电影二字还要早，恰恰它又是用在了介绍北京余园饭庄的放映。虽说京津地区出现‘电影一词是于1903年，但它并未得到广泛的推广与应用。清末京津各家报，记者们……分别使用电光影戏、活动影戏、洋影戏、光影戏、电影戏等名称……至宣统元年（1909年），报界对‘电影二字，达成共识，趋于定位，并且普遍使用。”

查《大观楼电影上捐》一文见载于1906年2月25日的《京话日报·本京新闻》。而王大正先生称“电影”一词早在1903年就已出现，文献依据若何？惜未言明。互联网上介绍其有关曲艺史研究成果时有言：“王先生所用史料以民国报纸为主，惜多注释不详，甚至根本不出注，令史源难考。”知其曾任沈阳市艺术研究所研究员，所言定有出处。笔者曾试图就教，惜联系未果。但“电影”一词在国内到底出现于何时？仍颇令人牵挂。

一、天津《大公报》1903年8月6日载有“电影”一词

笔者近检《大公报》，偶见一则载于1903年8月6日第3版《中外近事·北京》栏目的消息，题为《电戏又到》：“美国华辉电影活动影戏，又到北京，借东四牌楼余园饭庄地方，自本月初十日开演，至十五日截止。所有头等二等客座以及包厢价目，仍如曩例。”此次上演日期为8月2日至7日。此文应该是转载于北京报章的迟到消息。

“电影”一词在此文中赫然在列，足以改写中国电影的早期履历。可见，王大正先生早已得见这一史料，但其述作因囿于行文形式，而未标明来历，故未引起研究者重视，亦属情有可原。

鉴于《电戏又到》一文，迄今尚未得到足够的学术观照，笔者遂在此基础上，继续梳理《大公报》1903年所载，又有所心得。

《大公报》1903年6月24日至6月29日逐日刊载题为《华辉电光活动影戏》的广告：“准于五月初二日（即礼拜五）起，在鼓楼北玉顺茶园开演，至初五夜止。此影戏新由美国寄到，曾在京都试演。业蒙王公大臣以及驻京各国官商大加奖许，较之前在津城演过者，大不相同。其中，如庚子之大沽水战图、非律宾之美日交战以及各种戏术变幻诸图，令人笑乐惊奇、观玩不释，诚近今第一奇观也。今特将票价减售，以广见闻。幸津地绅商早临一观，勿错失此机会也。每晚八点半钟开演。包厢四元五角、头等客座七角、二等客座四角。华辉主人告白。”

此文中所指的“五月初二日”“初五”，均为闰五月的夏历日期，即1903年6月26日至29日。

此次招徕效果显而易见，颇足动人观感。《大公报》1903年6月29日《纪活动影戏》：“初三日（即6月27日）晚，有友人赴玉顺茶园，观看电光活动影戏。据云，其间人物活动如生，颇多妙趣。有一极有趣、极可笑者，为男女二人坐长椅于河岸，彼此嬉戏笑乐，正在得意，从远处来一着白色衣者，行至二人身后，突推二人于河中。河水波浪为之翻起，二人急起上岸，衣服尽湿，紧黏身上，而水犹淋漓遍体，滴滴直流。上岸后，急将长椅扶起，遂追赶白衣人而去。此据友人所述为戏中最有妙趣者，并云其情形，一如生人，绝不似假作者。因援笔志之。”

1903年6月30日，《大公报》改而刊载《华辉电光影戏减价续演三晚》广告：“兹因每晚看戏人多，十分挤轧，二等座位不敷。今特改章，自今晚起，一例定价钱洋五角，不分头二等座位，包厢四元，小孩减半。诸君欲得好座者请早，勿误为要。自初六起至初八止，风雨不演。华辉主人白。”7月1日至2日，又连载《鼓楼北玉顺茶园华辉电光大影戏减价续演三晚》广告，内容一致。

大公报社记者因之满怀兴致地前去饱眼福。《大公报》1903年7月2日《再纪活动影戏》：“此次电光影戏，观者皆叹为得未曾有。其间，如火车到站图，行客来往纷杂，或上车或下车，或由车上往车下运物，其步履、其动作一如真人。而且，行走时或回首旁观，或掉臂直行，或逢人脱帽为礼，无不活动如生。所欠缺者，言语与呼吸耳。又如，美军大战斐律宾图，其兵队或起或伏，或直逼前进，或纷纷后退，枪炮齐施，浓烟滚滚。其美国旗，或舒或卷，回旋飘荡。其兵官或来或往，各路指挥。观者一如身临战场。其他如夜半遇鬼、如勇夫斗力……其佳妙处，实难以言语形容。而以夜半遇鬼一则，为尤有活趣。因叹西人于游戏之事，皆能出奇入妙、想入非非，其他政治、工商诸大端，更不待言。我中国人能无愧色乎？！”

据以上所载可知，由美国“华辉”出产的无声电影，1903年相继在京津上演。6月在天津上演时，《大公报》仍载为“电光活动影戏”，简称“活动影戏”“电光影戏”。而后于8月赴京在余园饭庄（原名漪园，文渊阁大学士瑞麟宅，1902年已改饭庄）再演时，相关报道缘何在题目中简称为“电戏”，却将内容表述为“电影活动影戏”了呢？

记者的本意是不是仍为“电光活动影戏”，但误写或误植为“电影活动影戏”了呢？虽然这个词语组合显得拖泥带水，但如果在不经意间，催生了“电影”一词，亦可视为偶然中的必然。可以肯定的是，此载至少可以颠覆1905年之说。不过，据此判定“电影”一词是在中国的“首秀”，仍不免有风险。

二、北京《顺天时报》1903年5月20日已在消息题目中使用“电影”一词

前文判断，《大公报》1903年8月6日《电戏又到》一文，很可能是据北京报章转载而来。笔者再接再厉，尝试搜检1903年出版的北京《顺天时报》，又有重要发现。

一是《顺天时报》1903年3月的相关报道，或载为“电射影戏”，或载为“电射景戏”，或载为“电景影戏”。

1.1903年3月20日第2版《京师新闻·又复开演》：“日昨，大观楼又复开演电射影戏，头等座二元、二等座一元、三等五毛，观者颇伙。”

2.1903年3月21日第2版《京师新闻·开演三日》：“英国电射景戏，在打磨厂福寿堂开演之事，已纪前报。兹闻，定于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开演三日，风雨無阻。每客位包厢三元、头等五毛、二等三毛云。”

3.1903年3月26日第2版《京师新闻·常川开演》：“大栅栏大观楼开演电景影戏，已纪前报。兹闻每日八钟开演，十二钟停止，系常川开演，并非暂设，且日换新奇式样。楼上设红灯，远望之若繁星。每夜观者颇众。并闻，该主人系自津购来电景机器。其费约一千元云。”

4.1903年3月29日第2版《京师新闻·非常奇观》：“日前二十九日，有同人赴大观楼，开演电射景戏，自八钟至十二钟始毕。其中变换异态，洵非常之奇观。”

二是1903年5月20日《顺天时报》第2版《京师新闻》栏目中，载有题为《电影又到》的消息：“日昨，美国华辉电影活动影戏，在东四牌楼黄土坑魏家胡同开演。自本月二十一日至五月初二日截止。北京人士有未瞻仰者，盍往观乎。”

此文中提及的“本月二十一日至五月初二日”，指1903年5月17日至5月28日。特别应该引起注意的是，这篇报道居然两次出现了“电影”一词，这显得颇不寻常。另外，此文中提及的“东四牌楼黄土坑魏家胡同”这个演出地点，也值得探查。已知魏家胡同曾有一家名叫“德和”的戏园。又，今魏家胡同18号所在地，清末原为戏园，民初改为马辉堂花园（马家花园）。

三是《顺天时报》在1903年8月至11月的报道中，已知三次出现“电影”一词，而且与“电射活动影戏”“电光活动影戏”“电气戏法”“电光影戏”等称谓杂出，即：

1.1903年8月8日第2版《京师新闻·电戏新到》：“刻由美国运来电射活动影戏，于初十起，在东四牌楼余园饭庄开演。每位头等坐一元、二等坐半元云。”“初十”指1903年8月2日。

2.1903年9月10日第2版《京师新闻·影戏开演》：“前门里西皮市太升堂饭庄，内设华辉美国头等电光活动影戏，准于十七日开演。头等座小洋元八毛、二等座五毛、包厢大洋十元云。”“十七日”指1903年9月8日。

3.1903年10月24日第2版《京师新闻·新到电戏》：“美国新到电气戏法，在前门外打磨厂福寿堂演，每日晚八钟开演，头等五角、二等三角，于月之初六起云。”“初六”指1903年10月25日。

4.1903年11月6日第2版《京师新闻·影戏开演》：“前门外打磨厂福寿堂，设有美国电影戏，由月之十七至十九日，接演三日，座价仍前。”文中所载的“月之十七至十九日”，指1903年11月5日至11月7日。

5.1903年11月14日第3版《天津新闻·影戏出奇》：“西人某甲，载东门外某茶园内开演电光影戏，丝毫逼现、壮采奇情，颇令人观止之叹，可谓愈出愈奇矣。”

6.1903年11月19日第2版《京师新闻·开设电影》：“前门外小沙帽胡同北葡萄地，有某国人于黄昏之时，开设电影戏，由二十八日起至三十日止，开演三日。每人价座，北京当十大钱八百文，往观者颇多。”文中所载的“二十八日起至三十日”，指1903年11月16日至11月18日。

经以上史料梳理，可作出以下判断：

一是《顺天时报》1903年5月20日所载的《电影又到》，在题目和内容中均载有“电影”一词，即“电影又到”和“美国华辉电影活动影戏”。显然，这个记载要比《大公报》1903年8月6日所载，提早了两个半月之久。鉴于迄今未见相关著述引用这篇报道，故可视为重要的电影史料发现，颇能再次改写中国电影的早期履历。

二是将《顺天时报》1903年5月20日《电影又到》与《大公报》1903年8月6日《电戏又到》比对可知，二者均记载为“美国华辉电影活动影戏”。显然，如此明确使用“电影”一词，且非孤立性存在，已经完全超出了误写、误植所致的解释范畴，而一定是有意而为之。换言之，当时对“电光活动影戏”与“电影活动影戏”的混用情形，并不敏感，导致这两个词组相继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大雅之堂。关键是，将其缩写为“电影”且使用在题目中，非同小可，实在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三是将《顺天时报》1903年8月8日《电戏新到》与《大公报》1903年8月6日《电戏又到》比对可知，二者涉及的是同一个新闻事件，虽然均为迟到的消息，但《顺天时报》所载的时间更晚，而且称为“电射活动影戏”，并非“电影活动影戏”。可见，《顺天时报》所载亦非原创消息，至于其出处源自何种报章，仍有必要继续探究，但考察意义已明显降低。这是因为，《顺天时报》1903年5月20日《电影又到》中两次出现的“电影”一词，更为诱人。

三、“电影”一词的频繁使用不晚于1907年

虽然谋求对“电光影戏”之类的简化，当时已是大势所趋，记者或访事人（类于如今的通讯员）也在不断尝试，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大概仍是“影戏”这个简称。如《大公报》1903年12月4日《北京·又一影戏》：“都城又到一美国影戏，亦系电光映射。于十二日始，每晚八钟至十一钟，在珠市口之天和馆开演，以两礼拜为期。未知与前月福寿堂所演者，是一是二。”

除“电光映射”外，“电光影出”“电光影像”也可视为“电光影戏”的变种或衍生。

如《大公报》1903年9月16日《江苏·争开眼界》：“近有人于贡院西街开设实验光学馆，以电光影出泰西各国名盛之区以及各种异样草木、禽兽等类，每晚八下钟开演。至馆者，以八十分为度，每人大洋四角。又有西人于洋务局间壁，开设外国戏园一所，亦以电光影出中国拳匪大战大沽口、英大战亚非利加花旗国、法国大赛珍宝会、英国新皇接位、各官绅商至殿朝贺等类。省垣民人以及赴试士子，均未见过，咸欲一睹为快，故生意甚盛，观者如堵云。”

又如《大公报》1903年12月4日《本埠·电火伤人》：“袭胜轩茶园演设电光影像，每晚赴园观看者，塞满园中。至于日前正在演观之际，忽轰然一声，电火崩出，立时轰轰烈烈，不可向迩。当经园中多人赶即扑灭，而演影西人，被火焚烧，焦头烂额，倒卧地旁，奄奄待毙，未悉能保无性命之忧否。”

“电影”这个简称出现后，起初与“影戏”“电戏”等相较，尚无明显的优越感，而是常常与其他称谓交错使用。

如《大公報》1906年12月14日《电光新影》：“法界权仙茶园，每日早晚演设电影，极为新颖，光彩绚烂，形神逼肖，与从前之来津者不可同年而语，亦文明世界之雅剧也。宜其观光者，履舄交错云。”

又如，《大公报》从1907年2月起连载的天津法租界“权仙”广告，既载为“权仙平安电灯影戏”“权仙电戏园”，也不忘加载“权仙电影园”“权仙平安电影公司”这两个更时髦的称谓。这简直是把相关简称用到了极致。

不过，当时出版的《大公报》，也已慷慨地将“电影”一词写进消息的题目中去了。检索1906年2月至1907年2月其对天津本埠的报道，可以为证：

一是1906年2月5日《演试电影》：“参谋处于初十日晚，演试秋操电影，延请某镇统制阅看。”

二是1906年3月17日《特演电影》：“今日晚，法界青年会特演电光活动影戏，惟该会屋宇狭窄，不能任人便入，惟持有票照者，始为延进云。”

三是1906年5月26日《活动电影》：“法租界青年会，定于今日下午，射照教育活动电影。想学商两界中人，届时往观者，实繁有徒云。”

四是1906年7月28日《电影新戏》：“粤东陈君，近于袜子胡同大仙茶园，新组织一电光新戏机关，完备活动如生，想欲拓眼帘者，必先睹为快云。”

五是1907年2月2日《义务电影》：“顷闻，青年会董理人，由日本新购各国照片，特为发明外洋风土人情，于今晚在本会演试，任人入座观览，不受分文。欲扩眼帘者，盍往观之。”

六是1907年2月6日《公益善会李公祠开演电影新戏助赈启》：“现商之权仙戏园内美国电影洋东，借演电影数日助赈，即蒙慨允，复蒙电车公司，助以发光电线，使电影光耀稳妥，毫无危险之虞。又蒙英国电灯房，助以电灯。窃思外人尚且仗义如此，我同胞当更慨发恻隐，踊跃相助也……”已知此启事刊载多次。

七是1907年2月22日《李公祠助赈电影新戏开演》：“津郡绅商诸君所组织之公益善会，为筹江北赈捐，拟在李公祠开演新戏及电影等剧，将卖入之款，不动分文，全数汇至灾区，以拯灾民，诚莫大之善举也。”

还有一个因素也颇能说明问题。《大公报》当时刊载的译自外文报章的消息，也已明确翻译成“电影”一词了。

再检1907年出版的《顺天时报》亦可知，其在消息或文章题目中出现“电影”一词已属寻常，如《观东长安街平安电影戏记》《电影功捐停办》《请看巴黎第一电影》《开明电影开演有期》《滨湘文兰看开明电影》《泉湘小宝看开明电影》等，再加上大量刊载的以“开明电影”为主打的戏园广告等，足以表明，“电影”一词已开始悄然挑起大梁了。

可见，1906年起，“电影”一词的使用已日趋频繁，而且势头很猛，大有快速取代其他称谓或简称之势。而天津权仙电影园、北京开明电影戏园等电影放映场所，1907年都已正式出现在了广告之中，且见报频率越来越高。

总之，1903年是国内出现“电影”一词的重要时间窗。当然，人们对于“电影”这个新名词，确有一个逐渐消化和习惯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并不漫长。其在京津地区被普遍使用，下限当在光绪末年（1907年前后），应早于以往述作中判断的1909年（或宣统年间）。而国人对“电影”一词的接受，也诠释了新兴词语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信息传播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