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宏毅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广东 深圳518000）

0 引言

产业集聚作为最具活力的空间组织形式，是提高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推动力，其形成与变迁的内在机制一直是学界和政界关注的焦点。从产业集聚理论的发展脉络来看，产业区位理论认为中间投入贡献和技术溢出是产业集聚的主要原因；工业区位理论认为劳动力成本和运输成本是产业集聚的主要原因；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区域生产要素或自然资源的丰富是产业集聚产生的主要因素；新经济地理学认为企业数量、人力资本水平、消费者购买力、交通运输条件、产业关联等是影响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此外，也有研究表明区域之间的竞争和经济政策是影响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无论从哪个角度进行研究，都是在关注能否带来产业集聚经济效益的向心力，但随着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日益恶化，对环境效益的关注成为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产业集聚的研究也需要从关注经济效益到关注环境效益的可持续发展角度发展。因此，从政府的环境规制角度研究产业集聚，厘清环境规制对产业集聚的可能影响，能为政府实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提供更有利的政策保障。

目前，学者们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样本和方法研究环境规制对产业发展不同侧面的影响，如产业转移[1]、产业结构[2]、产业升级[3]、产业竞争力[4]、产业集中度[5]等。但研究环境规制对产业集聚影响的文献仍较少，赵少钦（2013）从环境规制的需求效应与成本效应的比较分析环境规制影响区域产业集聚的效应，得出环境规制与区域产业集聚水平之间呈U关系，但环境规制除了影响区域集聚水平之外，对行业的产业集聚水平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尤其是制造业行业的产业集聚水平会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环境规制的影响？至今鲜有文献涉及。

本文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采用2001—2015年中国20个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通过空间Gini系数测算制造业行业产业集聚水平，并在考虑行业产业集聚的控制变量基础上，通过构建计量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对制造业行业的产业集聚产生的影响。

1 制造业产业集聚的测算

1.1 测算方法

关于产业集聚程度的实证分析，常用的方法有产业集中度、区位商指数、HHI指数、EG指数、空间Gini系数、DO指数等。产业集中度是测度产业集聚最简便的指标，能够直观形象地反映产业市场集中水平，但忽略了规模较小地区的相关信息，对规模较大地区之间的差别也不能反映；区位商指数能够直观形象地反映某个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但没有考虑到地区的经济规模，可能包含内在的冲突；HHI指数是对产业集中度的改进，可以很好地衡量产业空间分布情况，但需要该产业每家企业的微观数据，对数据的要求较高；EG指数区分了随机集中和企业间由于自然优势或产业外溢效应的集中，在研究产业空间布局上具有很大的优势，但EG指数以企业职工人数为权重测度行业的集聚水平，可能导致空间分布一致的行业由于员工雇佣规模不同得到不同的测算结果，出现测算偏差；DO指数是建立在绝对空间距离的基础上的均衡模型，避免了选择空间地理单位带来的诸多问题，但需要知道样本中每一家企业确切的空间地址和庞大的数据以及庞大的计算量，因而限制了DO指数的广泛应用[6]。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计算的可行性，本文采用空间Gini系数对中国20个制造业的空间布局进行测度，空间Gini系数最早由Krugman（1991）提出，用来测算美国制造业行业的集聚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G为基尼系数，Si为i地区某产业就业人数占全国该产业就业人数的比重，xi为该地区就业人数占全国就业人数的比重。也可用产值和增加值进行计算。取值为0～1之间，其值越大，表示该产业在地理上的集聚程度越高。由于采用总产值更能反映生产规模，因此本文计算产业的空间Gini系数采用的各省区各行业的工业总产值，均以当年价格进行核算。

1.2 测算结果

根据表1的测算结果可知，考察期间，有5个行业的空间Gini系数高于0.05，产业集聚水平较高；7个行业的空间Gini系数介于0.02～0.05之间，产业集聚水平居中；8个行业低于0.02，产业集聚水平较低。其中，化学纤维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的空间Gini系数均高于0.06，产业集聚程度明显高于其他行业。

表1 中国20个制造行业的产业集聚水平

考察期间，从制造业行业的空间Gini系数变化率来看，12个行业的空间Gini系数呈现增长趋势。其中，饮料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的增幅超过5%，特别是化学纤维制造业的空间Gini系数增幅达到10.69%。8个行业的空间Gini系数出现下降趋势。其中，烟草加工业、金属制品业和通用设备制造业的空间Gini系数降幅较大，尤其是金属制品业的空间Gini系数降幅最为明显，达到6.7%。

2 实证分析

2.1 模型设定

根据前文分析，为进一步考察环境规制的实施是否对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控制相关变量的基础上，加入环境规制的二次项以更好地考察环境规制可能对产业集聚产生的不确定性影响。具体的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式中的i和t分别表示行业和时间；Y表示产业集聚水平；α表示截距项；ER表示环境规制水平；X表示其他控制变量，具体来说，本文选用行业增长水平（GP）、要素禀赋（K/L）、企业规模（SC）、行业交易成本（COST）和外商直接投资（FDI）五个控制变量；β为相应的拟合系数；ε为随机误差项。

2.2 变量及数据说明

国内外学者构造了多个衡量环境规制水平的指标，如污染物排放量变化、排污的检查和监督次数、污染治理投资、污染去除率或排放达标率、治理污染设施运行费用等，但至今未形成统一的衡量标准，应根据分析的具体问题和数据的可得性来选择。本文用某行业的（年工业废水治理设施运行费用+年工业废气治理设施运行费用）/该行业的工业总产值，来衡量环境规制力度。一方面，当企业面临较严格的环境规制时，一般会花费较多的成本在污染治理上，两者呈正相关关系；另一方面，我国环境年鉴中自2001年不公布固体废物治理费用的数据，故剔除了对该污染物的考虑。所用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年鉴》和《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在控制变量方面选择行业发展水平（GP），发展迅速的行业吸引企业进入，促进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本文为剔除由于行业从业人数规模增长对产业集聚的影响，用各行业的劳均产值水平作为行业发展水平的测度指标，即各行业产值/从业人数。所用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其中2015年的各行业产值用各行业销售产值近似代替，从业人数用插值法估算得到，产值根据2001年工业品出厂价格进行平减处理。

要素禀赋（K/L）。不同制造业行业的要素禀赋结构不同，不同的资本密集程度或劳动密集程度对产业集聚发展会产生不同影响。本文用劳均固定资产投资来度量要素禀赋，即各行业固定资产净值/从业人数。所用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固定资产净值根据2001年工业品出厂价格进行平减处理。

企业规模（SC）。当企业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规模经济能够带来一定的知识和技术外溢，能够促使行业集聚的加速，也可能由于费用的增加导致集聚的下降。本文用各行业的从业人员平均数/企业数量来度量行业平均企业规模[7]。所用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行业交易成本（COST）。行业交易成本与费用的下降可能促进制造业进一步集聚，但我国并没有统计各行业交易成本的数据。本文采用各行业的主营业务成本与主营业务收入的相对比重来测度各行业的相对成本，即（各行业的主营业务成本/主营业务收入）/（20个行业的主营业务总成本/主营业务总收入）[8]。所用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外商直接投资（FDI）。外资是一种复合性资源[9]，当FDI流向某些地区或行业，意味着资金、技术和管理技能向这些地区或行业转移。本文用各行业港澳资本和外商资本总和来度量外商直接投资。所用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根据当年汇率换算成人民币，并根据2001年工业品出厂价格进行平减处理。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描述统计量

2.3 平稳性检验

为避免伪回归，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中的LLC、IPS、Fisher-ADF和Fisher-PP检验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除了环境规制指标平稳之外，其他的变量均接受“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为非平稳序列。对其进行一阶差分检验后，检验值均拒绝了原假设，表明这些变量都是一阶差分平稳序列。

2.4 回归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计量模型，以制造业行业Gini系数为被解释变量，环境规制为解释变量，在考虑上述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分别对20个制造业行业、6个高集聚行业①空间Gini系数平均值高于0.036的6个行业。和6个低集聚行业②空间Gini系数平均值最低的6个行业。进行回归分析，以考验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是否存在影响？如若存在，这种影响是否会因制造业行业不同而有所差异？

从表4的回归结果可知，对20个制造业行业而言，环境规制的一次项为负，二次项为正，且都在5%的水平内显著，说明环境规制与产业集聚之间存在U型关系。即环境规制开始实施并逐渐增加时，制造业产业集聚会呈现下降态势，当环境规制强度达到一定程度时，产业集聚的速度达到最低。然后，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继续增强，产业集聚水平将呈现上升趋势。在控制变量中，行业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意味着行业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整体的集聚水平提升；要素禀赋的回归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意味着劳动密集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制造业产业的集聚发展；企业规模的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但回归系数很小，意味着企业规模对产业集聚的影响相当微弱；行业交易成本对产业集聚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由于数据的可得性，没有将影响交易成本的运行费用纳入其中，对结果产生了偏差；外商直接投资的回归系数在5%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意味着外资的进入对促进产业集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表3 单位根检验

表4 实证回归结果

同样，从表4中可知，对于高集聚行业，除了常数项外，其他变量均在5%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环境规制的一次项为负，二次项为正，且系数值较20个制造业行业的回归系数值大，说明环境规制对高集聚行业的影响与整体一样呈U型，但效应更为明显。在环境规制之外的其他几个解释变量中，行业发展水平、要素禀赋、企业规模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与整体基本一致，只是回归系数值较大，影响更为明显，行业交易成本对行业集聚效应的影响也在5%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对于低集聚行业，环境规制一次项和二次项均不显著，表现环境规制的实施对制造业产业集聚作用不明显，并没有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其他控制变量中，只有行业发展水平、企业规模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制造业产业集聚产生显著的影响，而要素禀赋和交易成本对制造业产业集聚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

3 结论

根据上述实证分析，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第一，通过2001—2015年中国20个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可知环境规制与制造业产业集聚之间存在U型关系。在环境规制实施初期，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随环境规制的增强而下降，当环境规制达到一定临界水平时，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随环境规制的增强而上升。

第二，分别对高集聚和低集聚行业进行实证分析，可知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影响在不同行业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对于高集聚行业，环境规制的集聚效应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特征；对于低集聚行业，环境规制的集聚效应非常微弱。由于中国目前的制造业集聚程度并不高，所以环境规制的增强并不会影响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的提升。

第三，综合考虑制造业产业集聚诸因素的实证检验，可知行业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产业集聚水平提升。劳动密集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制造业产业集聚发展，企业规模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比较微弱，行业交易成本对产业集聚的影响不显著，外资的进入对促进产业集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1]杨海生,贾佳,周永章等.贸易、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5,(3).

[2]梅国平,龚海林.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机制研究[J].经济经纬,2013,(2).

[3]肖兴志,李少林.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路径的动态影响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3,(6).

[4]王文普,环境规制、空间溢出与地区产业竞争力[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8).

[5]张成,于同申.环境规制会影响产业集中度吗？：一个经验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3).

[6]罗勇,曹丽莉.中国制造业集聚程度变动趋势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5,(8).

[7]陈柳.中国制造业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12).

[8]徐春华,刘力.企业规模、市场外向度与制造业集聚——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贸研究,2014,(5).

[9]赵伟,张萃.FDI与中国制造业区域集聚：基于20个行业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