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晨

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了侵略中國的非正义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的浩劫，史称“庚子国变”。在这场浩劫中，北京的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成为了清军和义和团围攻的目标，也是清政府和西洋各国进行外交博弈的战场。使馆围攻战持续了将近两个月，最终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在围攻期间的外交博弈战场上，清政府也被各国公使所利用，功亏一篑，暴露了其懦弱无能的本质。

一、围攻使馆的原因

随着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的日益壮大，清政府已无力控制政局，并有利用义和团对抗洋人的打算。这使得列强十分紧张，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在写给英国女王的报告中这样写道：“总理衙门即使有庆亲王作为他的发言人，已不再有效地代表中国统治势力；同时我感到，它作为推动中国政府的一个杠杆，正在彻底瓦解。”[1]列强认为清政府已经无力控制局面和镇压义和团运动，于是决定派兵前往中国，镇压义和团，维护自身在华利益。各国公使以保护公使、镇压义和团为名，于1900年5月31日和6月2日两次调遣外国官兵进入北京，总计达449人，并携带机关炮等武器。他们还要求在天津大沽口外的舰队增派援军进入北京。

列强步步紧逼北京的态势，迫使慈禧太后做出围攻东交民巷各国使馆区的决定，并且对义和团的态度也由镇压变为利用。慈禧太后围攻使馆区的目的，其实是想将使馆区人员作为人质，以此和向北京进发的联军讨价还价，迫使他们停止战争。[2]

外国使馆卫队的恶行激起了中国军民的愤慨，也成为清军和义和团进攻使馆的动因之一。在围攻使馆区的战斗开始前，使馆卫队就已经开始四处开枪寻衅，杀伤中国军民。6月13日，使馆的洋兵在使馆外向义和团开枪，打死打伤多人。14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带领一些水手在内城上对义和团团民开枪，打死约20名团民。[3]17日，德国士兵打死一两名武卫后军官兵。外国使馆人员此时在京进行的活动，已经不是正常的外交活动，而是无视国际准则的恶意挑衅和杀伤行为。如果说围攻使馆区违反了国际关系准则，那么应该看到，率先践踏国际关系准则的正是外国使馆。

二、围攻使馆期间的战与和

6月20日，清军和义和团突然发起了对东交民巷使馆区的猛烈进攻，奥、意使馆很快被清军攻占。在清军和义和团对使馆发动攻击的第二天，清政府就发布了“宣战上谕”，对列强正式宣战。6月25日，清军短暂地停止了进攻，但到了当天夜晚，双方又重新进入战争状态，据英国使馆人员普特南·威尔记载：“此数日中，予放哨无休歇，枪声连续无稍停之时，……有八尊或十尊之炮攻毁予等之防线，守御更难。”[4]从6月25日到7月14日，清军对肃王府、法国使馆、德国使馆发动攻击，其中以肃王府、法国使馆的战事异常激烈。在肃王府，守卫的日军多次打退清军的进攻，清军经过殊死战斗，只攻破了日军的第一道防线。[5]而在法国使馆，清军用大炮猛烈轰击法国使馆，在法国兵防守地段轰开缺口，随即进入缺口发起攻击，并以长竿系火把，火攻法军阵地，但是清军的多次攻击均被法军击退，于是清军又采用了挖地道、在法军防御工事下埋炸药进行爆破的办法，逐渐攻破法军防线，使得法军放弃了使馆的大半部分，退守北京饭店。普特南·威尔认为，只要清军再进攻一个星期，法国使馆就会完全陷落。肃王府和法国使馆位于东交民巷外国使馆防线东部的北段和中段，如果被清军拿下，将会使整个使馆区防线土崩瓦解。

但是到了7月14日，清军攻势大为减退，给了使馆人员以喘息之机。16日以后，清军对使馆的进攻竟一度停止。双方信使往来不断，清政府方面还给使馆人员送去蔬菜、白米、西瓜、酒等。此时清军停止攻击和天津被联军攻陷有很大关系，天津在7月14日沦陷，使得京津局势日益恶化，慈禧太后急于向西方列强乞和，便削减了对使馆的攻势，并设法和公使们取得联系，恢复自围攻使馆以来就已经中断的外交联系。14日总理衙门庆亲王奕劻等人给各国公使的照会中，提出由清兵护送各国公使携带家眷及随员分批出馆，暂居总署的办法，但明确提出使馆人员出馆时不可携带洋兵。[6]各国公使意识到这是清朝方面的阴谋，不予答复。次日，光绪帝发布的上谕中写道：“朝廷谊重邦交，仍不肯轻于决绝，迭经明降谕旨，保护使馆……”[7]7月16日，各国公使接到一封清朝方面的信件，同意暂时接受各国公使不前往寓所的要求，并将对各国使馆予以保护，负责围攻使馆的荣禄也和各国公使达成了停战协议。

7月19日，清政府又给各国公使发来公函，劝告他们立即前往天津，如不前往，则后果自负。清政府的这些行为都使各国公使意识到联军正在进逼北京，他们很快就能得救。于是各国公使利用清政府对其既威胁又保护，企图以他们为人质来乞求和联军停战媾和的矛盾心态，对清政府采取了拖延策略，对其19日要求各国公使前往天津的要求不明确回绝，但是回信要求清政府说明为什么不能在北京保护其人身安全，而在去往天津的途中就可以？同时指出他们应该继续留在北京，强调清政府不能放弃保卫使馆人员安全的责任。随后，公使们接受了清政府送来的蔬菜、水果等“礼品”。

7月24日，清军再次发起短时间的进攻，第二天，英国公使窦纳乐就致函荣禄，抗议他破坏了停战协议。荣禄当即回信，信中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解释了公使在去往天津途中而不是在使馆内，能获得更大程度的保护的原因。因为由清军护送各国公使去往八国联军占领下的天津，只需要一次性的护送努力，而在东交民巷使馆，则需要持续不断地给公使们提供保护。第二，荣禄的回信中还要求各国公使拍发明文电报，向联军表示自身处境安全。对于第一项要求，各国公使认为荣禄的解释有些道理，但是他们仍旧怀疑这是清政府将其扣押为人质的阴谋，认为在北京更为安全，并且也认为从北京去往天津将帮助清政府摆脱政治上的责任，不利于日后高价勒索清政府。[8]27日，各国公使回复清政府，要求清政府提供各国公使及其随员去往天津所需的交通工具的详细情况，狡猾的各国公使对于清政府要求他们去往天津的建议并不作明确答复，而是采取“既不接受也不拒绝”的态度和清政府周旋，对其百般刁难。对于拍发电报的要求，则予以拒绝，因为这会给联军造成使馆人员安全无恙的假象，不利于联军加速前往北京。28日，清政府回复了各国公使提出的交通运输问题，并指明他们对于各国公使没有恶意。就在同一天，一名信差给使馆送信，使得各国公使确信了救援部队正在向北京赶来的消息。29日，清军在北御河桥上修筑工事，再次对使馆区开火，之后清军对使馆区不断放冷枪，但其对使馆洋兵的攻击程度，早已比不上7月14日以前。30日，英国公使窦纳乐又以清军正在进攻产生的安全问题为借口，对去往天津的建议不予回应。

但是到了8月12日，清军突然发起猛烈进攻，这次进攻主要是因为联军已经攻占北京的门户——通州，很快就要攻进北京城了，慈禧太后等人意图给各国公使施加强大压力，实现其“停战乞和”的目的。然而此时的进攻为时已晚，这次猛烈地攻势很快消退下去。14日，联军攻陷北京，被围困56天的东交民巷使馆区解围。使馆人员被打死66人，受伤近200人。

从清军和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的行动中，我们不难看出，清政府优柔寡断，打打停停，边打边谈，造成了使馆区最终获救。那么清政府为什么在围攻使馆区的过程中显得如此游移不定？这和当时的局势以及慈禧太后的策略有很大关系。慈禧太后的策略，并不是要杀死使馆里的各国公使，而是以外国使馆人员为人质，向八国联军大部队施加压力，逼迫他们停止向北京前进，借此向西方列强求和。这一策略造成了对各国公使既威胁又保护的尴尬局面，显得十分矛盾。在这个矛盾策略的指导下，清军和义和团在攻打使馆区的行动中被缚住手脚，不能全力进攻，加上清军缺乏街巷作战的经验，在行动中往往使用添油战术，伤亡惨重，进攻乏力，使得使馆久攻不下，最终获救。

从以上史实我们不难看出，慈禧太后等人为了向联军施加压力，迫使其停止战争行为，下令清军向使馆发起进攻，但是在进攻使馆的行动中，慈禧太后等人投鼠忌器，始终不敢全力进攻，打打停停，边打边谈，对清军和义和团的行动多有遏制，寄希望于通过各国公使向列强停战乞和。军事行动的间断给各国公使提供了喘息之机，并且清政府的这种乞和心态给了各国公使以可乘之机，被他们所利用，进而采取拖延战术和清政府周旋，令其无可奈何。

三、围攻使馆区带来的后果

围攻使馆区事件虽然打击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嚣张气焰，给列强带来极大的恐慌，但是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后果：首先，围攻使馆区牵制和削弱了反帝爱国运动的力量。围攻使馆区的力量是荣禄统领的武卫中军和董福祥的武卫后军（甘军），这两支军队是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编练的新式军队，装备大量新式武器，战斗力很强，但是在围攻使馆的战斗中损失惨重，据美国公使致美国驻天津领事的信中称：“华兵奋击共二十六日，一夜连击至六点钟之久，约计施放炮弹四千有奇，枪弹数万……中国兵约死两千余名。”[9]清政府的数千名精锐部队被投入使馆区，连续作战，被400余名洋兵所牵制，而且伤亡惨重，削弱了其保卫北京和迎击联军的能力。在围攻使馆的战斗开始前夕，清政府甚至将在杨村、廊坊战斗的3000余名武卫后军调回北京待命，以备不测。义和团在北京的战斗中也遭受了较大的损失，被清政府陆续调离北京，或者编入清军部队，继续留下攻打使馆的义和团团民，也惨遭清军屠戮，成了清政府“胁迫公使、停战乞和”政策的牺牲品。[10]

围攻使馆区事件也成为列强对华增兵，进行侵略的借口，当时列强利用其舆论工具，在国内煽风点火，利用这一事件说明清政府的残酷和野蛮，挑起各国民众对中国的仇恨。这一事件也成为列强共同对华行动的一个纽带。在西摩尔带领的联军败退回天津后，列强为出兵多少而激烈争吵，正是由于拯救公使的原因，他们以共同增兵达成互相之间的谅解，联合攻占天津。在攻占天津以后，英俄等国为了争夺联军总司令职位，相持不下，也是在保护公使的旗号下，他们决定让德国元帅瓦德西担任联军总司令，以协调在中国的统一行动。

围攻使馆区事件还在外交上充分暴露了清政府软弱求和的无能本质。各国公使了解到清政府急于胁迫他们，从而停战求和的策略，于是将计就计，用拖延政策和清政府进行周旋，拖住了清政府的大批精锐部队，有效地配合了联军大部队对北京的进犯。而清政府却将注意力集中在使馆区，不能兼顾整个战局，使得京津战局更为恶化。

注释及参考文献：

[1]胡滨.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0：85.

[2]林华国.历史的真相：义和团运动的史实及其再认识[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171-172.

[3]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二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220-225.

[4]普特南·威尔著，冷汰，陈诒先译.庚子使馆被围记[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70.

[5]邱涛，郑匡民.庚子肃王府之戰[J].近代史研究，2014：3-20.

[6]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义和团档案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59：325.

[7]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义和团档案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59：328.

[8]李德征，丁凤麟.论义和团时期的围攻使馆事件[J].文史哲，1981，（1）：36.

[9]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义和团档案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59：449.

[10]张寄谦，林华国等.义和团在北京的战斗[J].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60：4-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