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新路

我喜欢自己的口音，喜欢我这来自西北凉州乡村的口音。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凉州的口音，是最好听的口音，家乡口音的话，是我最能表达自如的话。我曾得意地认为，我的说话和口音，与播音员没两样。我也曾傲慢地认为，村以外的口音，都是外地口音。外地口音，最难听。村里来了外地人就嫌他说话难听，出村听哪里人的口音都觉难听。我埋怨别人的话难听，可别人说我的口音很难听，还说我的话听不懂。我说，我的话和口音与播音员没啥两样，反倒是你的话听不懂和口音很难听。别人就大笑，我觉得受到了莫大嘲讽，更厌外村人和外地人的异声怪腔。

我为什么不服别人对我的嘲讽，那时我早已有傲气，早已把自己看成超凡脱俗之人。我的文章偶尔见报，我的钢笔字十里八乡美秀，我是家乡的“秀才”，我自感比谁都有文化，我不怀疑我的口音土。还有，我自豪我村是出土世上无双的马踏飞燕的老家，我的故乡凉州是“葡萄美酒夜光杯”《凉州词》的名城，我的家乡是古丝绸之路的重镇，还有天下少有的文物和传说，还有全村人坚信的“凉州话是最好听的话”的自信，我便夜郎自大般坚信我的凉州话是最好听的话，外地人的口音是最难听的口音。

带着这偏执到军营，面对南腔北调的口音，没有哪個口音听来让我顺耳，连北京口音我也厌。我说别人，你的话我听不懂，你的话很难听。别人说我，我的话他听不懂，我的话很难听。我仍倔强地说别人“你的话难听又听不懂”，我便被人即刻 “碰”得喘不出气来。

连里挑文化教员，我的一手好文和好字，被推荐上台试讲，结果泡汤了，是因大多人说我口音重而听不懂。我不服，指导员又给次机会，大多人仍说我口音重而听不懂。这使我与文化教员之职擦肩而过。

文化教员是连里文化代表，做了文化教员在全连自然成了最有文化的人，这样的地位不仅受尊重且前途光明。失去这机会，就失去今后上面选拔骨干的诸多机会。我被“口音太重”的理由淘汰，我懊恼。指导员劝我学普通话，我说我讲的就是普通话。指导员教我说普通话，我学得难为情。学普通话得舌头拐弯，我听京腔的舌头上拐就很厌。还有天津话、河北腔感觉舌头有意在作秀。但指导员说北京话是标准普通话，得跟着人家学。我打心眼里不想舌头拐弯。试学普通话得舌头拐弯，我的舌头很难打弯，也很别扭，我就不愿学。不愿学，口音就很顽固，张口便是老家村里人的“味道”。指导员无奈而憎恨地说，你的口音不仅没改，反倒重了，你是没救了。往后连里又选文化教员，营里选书记员、团里选演讲员，指导员照例推荐我，但还是因我说话口音太重，没当成连里文化教员，也被选调骨干测试淘汰了。这几次的淘汰，我并没把它当回事，我也没把选上的人当回事。

可淘汰与选择的结果，不久就有了让我揪心的结果。这几次不管是选上当连队文化教员的，还是选择上做了营部书记员的，或是选上当了演讲员的，不是以半考试半推荐上了军校，就是转了志愿兵。连里集合列队敲锣打鼓欢送他们上军校，欢送他们调到营团到志愿兵的新岗位，他们的脸上绽成得意的一朵花，可我在给他敲锣时眉头和嘴巴却皱鼓成了难看的包子，我羡慕他们、忌妒他们。上军校和留部队，从此跳出了“农门”；上军校回来便是军官，转成志愿兵便不再回农村，他们从此出人头地、不回老家种田了。我虽穿上军装离开了农门，我若提不了干部、转不了志愿兵，那也是暂时离开农门，终究会去种田。我想不通，就因我有“口音”，这推荐上军校和转志愿兵的人就变成了别人；我的失去和别人的得到，居然是口音的关系，我无法接受这个失落，也无法接受别人的好事。

我被落选，我失去了彻底远离农门的机会，今后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因为我的“口音”问题成了营团皆知的事情。这样的好机会对我来说不会再有，我只能回乡务农。果然后面的选人，没人再提我。要面临回乡种田，我心如刀绞。我压根儿也不想回乡当农民，想到当农民我就痛苦。

这个痛苦是我父母等祖辈的现实困境“告诉”我的，当农民穷苦。那个吃不饱饭的时代，是真穷苦。穷苦也倒罢了，连娶老婆也很困难。乡里光棍汉娶不上老婆的愁苦，让我有了愁闷。我担心家贫娶不起老婆成为光棍，我家确实没有为任何一个儿子娶媳妇的钱。那些当光棍的人，别人看他没意思，自己活着也觉得没意思。光棍是村里最贫穷的人，贫穷得连自己也养活不住，哪个姑娘会嫁给他。光棍跳不出“农门”。当光棍是我的最怕，我若成光棍就不愿活在世上。

我的祖辈人正因没跳出农田和村庄，他们土里刨食，代代贫穷。我是多么憎恨贫穷，憎恨娶不起老婆的光棍的贫贱，憎恨拿女儿卖钱的父母，憎恨没钱看病等死的残酷无情，憎恨村里父子为几块钱反目成仇的丑恶，憎恨上学没有学费且时常饿肚子的困境，它让人活得如牛马般辛苦且没有人的尊严。贫穷让我讨厌农村，讨厌田地，讨厌做农民，讨厌我贫穷的家，也讨厌我父母。

我做梦也想当城里人，城里人不种田且吃得好又轻松，不愁娶不到老婆，不愁没有钱花，也不愁没有房住。我每当看到村里有人被招工进城就羡慕忌妒恨，我每当进城回来就苦恼，每当面对城里的同学就自卑。我在妒恨、苦恼和自卑中，产生了强烈的离家想法，我绝不在村里活着，我绝不种田，我绝不当农民。我要当城里人，我要拿工资，我要娶城里的媳妇，也要让我的孩子成城里人，成为拿工资又吃商品粮的人。我清楚，我要跳出“农门”，考学无望，招工无门，只有当兵，所以我费尽周折当兵离开了村。离村的目的，当然是从此不再回到村。可谁能想到因口音失去了机会，压根儿没想到因口音而失去了前途。我后悔自己没把指导员的话当回事，我痛恨自己这有脾气的舌头，失去了多好的机会。复员临近，我只有回“农门”了。

难道改掉口音就能改变面临的命运吗？我原来不相信口音会改变命运，因我一个亲戚离家几年全“洗”掉了老家口音，却还是回家种田了。可连队的几个说普通话的人，却以会说普通话当了教员而改变了命运。现实告诉我，说一口好听的话，是有前途的。

既然说普通话能改变命运，我得下功夫学。当我学得被人认为“不错了”的时候，复员名单上有了我的名字。我要复员回乡了，我不再学普通话了，学了回家用不上，开口又回到了老家口音上，且随着心情的低落，连村里的土话也冒出来了。我讨厌起普通话来，太难学了；讨厌人说我“有口音”，我反感“口音”这两个字。从此说话不再往普通话上拐，与所有人，我用很重的老家口音说话。

复员名单上忽然没了我的名字，是团政治处副主任王彦夫，把我的名字从复员人员中去掉了。他给连长说，他的文章写得好，得把这个人才留下来。我被调到了团政治处做了新闻报道员。当了报道员，就是全团士兵中的第一“笔杆子”，接着我就有了立功受奖的好事，我感觉离彻底跳出“农门”不远了。

多少年为普通话而吃亏，学了多年普通话竟然没有学会。我为何学不会普通话？普通话太难学。说普通话得“变”舌头，舌头受累，学出的“洋”腔常让自己脸红；老家话轻松，舌头不累。变舌头说话不习惯，且那变了的腔调常让自己有种肉麻感。后来前途走顺了，能写一手好文章，还有啥必要让舌头受那个累呢，不学了。

我以老家的口音说话，我在报上刊登文字漂亮的文章，并没有影响我的发展。我又去了师里，又被王彦夫和师政治部组织科长刘军，推荐给了爱才的武警总队政委樊兴明，在机关当了干部。当了干部，我就无心改“口音”了，我那很重的口音更深了，盡管后来我发现自己的口音的确很土，但不想改了。我怕上台讲话，可当了干部少不了上台讲话。讲短话，不紧张，我能说几句生硬的普通话；讲多了，一紧张，又变成了老家话。便有人说我，你的口音很难听。有上司劝我改口音，说改了对己对人都好，不然会影响提拔使用。这话分量很重，我信，机关里那些能说会道的人，常被提拔；当大领导得到处讲话，满口老家腔调的人，很少有当大领导的。要想当大领导，得说大众话。再就是我渐渐大了的女儿，用我的一腔老家话学讽我，学说得很地道，甚至嫌我凉州话太土，要把户口上的籍贯改了，让我很难堪。让我时常难堪的是有时问路，或打电话，或与陌生人说话，或与美女对话，或在谈恋爱初期的开口。谈恋爱有“口音”常难堪，对方会忽然冒出“你说什么”“听不懂”的怪怨来，让我顿生烦恼，也顿现尴尬，顿生自卑。我想起连队操一口老家话带来的严重后果，我对自己这难听的口音后怕。有“口音”谈恋让自己立马“掉价”，我得说一口普通话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不得不坚信，口音会影响命运，至少会影响自我形象。

既然口音要影响前途命运，我感到了我口音的耻辱，我逼自己终于学会了说普通话。我终于练得说话能让别人听得懂了，可别人仍说，我的口音太重。我很反感别人说我有“口音”，我为此给别人恼过。可我听我的录音，别人说得一点也没错，我的话是说得让人听懂了，但还是拖着那老家的口音，被别人听来很土的口音。我就力图改掉口音，我知道了改变口音的技巧，只要改变舌头和口腔肌肉方式，掌控舌头和口腔肌肉的收缩，就可以改变发音。我的这些巧技，让我可以说出一口基本普通的话，可别人还是说，我仍有口音。

我寻找到仍有的口音，好像不是来自口腔，是来自鼻腔，也就是鼻音很重。鼻音怎么变？医生说改变鼻音，得改变鼻息肉；不做鼻息肉手术，鼻音改变不了。鼻息肉是天生的，是如何生出来的？原来是说老家话少用鼻孔发音而长出的鼻息肉。鼻息肉是天生长成的，鼻音便是天生的，总不能为改变鼻音，做手术吧。改不掉鼻音，我的老家口音，无法改变。我只能接受令我厌恶的这鼻音，也只好与这顽固的老家口音妥协。

尽管有人常说我有口音，我却不在乎，我拿大多伟人都有口音搪塞。我以毛主席说一口韶山话为由，我以母亲操着这口音并没有影响她成为优秀母亲为由，也以口音是母亲的口音“母音”为由，为我很土的口音辩护，捞回了不少面子，也让人无言以对。后来别人就不说我有口音了，都深知我的口音改不掉，便习惯了我的口音，也有人喜欢上了我的口音。

我为口音找到充足的理由而窃喜，也不再为有人说我有“口音”而烦恼。我为口音的存在又找到了很大的理由。城乡的鸟儿都各有各的口音，这是它母亲传给它的，是母亲的“影子”，人怎能把母亲的影子扔掉呢？口音是母亲的声音，我着实为“母音”的解释自慰。

口音实在是母亲给的声音，我的口音与母亲的口音几乎没啥两样。想到母亲那暖心的口音，我一点也不觉得这口音土，反而觉得这口音很神圣，反而感到母音是最伟大的声音，一个人怎能把母亲给的声音洗掉呢？去掉了母音，就挖掉了母音的根。一个没了母音的口音，好似气球飘在空中，落不到地上，是让人最不踏实的。这对母音的偏爱，当然是我对母亲和故乡的偏爱，当然也有来自文字给我的自信。我在以见诸报刊流畅的文字，与社会交流，没人说我有“口音”，没人说我的文字土，这便使我找到了不想学普通话的理由，成了不想改掉老家口音的理由。几十年过去了，我从山沟调到城市，从省城调到京城，一路一腔老家口音，连京腔津味的生活圈也没改掉我的口音，看来我的口音是改不掉了。我彻底爱上了老家口音，我舍不得改透着母亲腔调的口音。

不管我如今为我难改的口音怎么狡辩，我从不否认，口音也是命运。我的口音顽固不改，我的口音遭到了多少人讨厌，“口音”使我丢失了哪些好事。我不愿在意和多想，在意和多想就难受。

责任编辑 丁莉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