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

110年前，“现代汽车之父”卡尔·奔驰发明汽车时，驾驶座是位于车身中央的。汽车问世初期，车主绝大部分雇有司机，为方便司机为主人开门，早期汽车自然而然是“右驾右行”。那么“右驾右行”为何后来会改为“左驾右行”呢？原因是为了行车安全。

1920年，随着科技的发展，汽车在数量与速度上都得以猛增，导致交通事故也越来越多。人们发现，“右驾右行”在遇到超车或者会车时，会存在很大的驾驶盲区，这是一个最大的安全隐患。随即人们便对汽车进行了重新设计，将驾驶室改为车身左方，慢慢出现了“左驾右行”的车辆。到1927年，欧洲各国一致通过了“左驾右行”的行车规则。

世界上第一部采用流水线制生产的汽车-福特T型车就是“左驾右行”最好的榜样，其作为美国汽车业的始祖，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表率作用。从此，美国的汽车制造商都默默地遵循着“左驾右行”。如此一来，美国的行车规则就逐渐定格于“左驾右行”。

青襟、领，革带，乌皮履”。秀才等级需要着“乌纱帽，白裙襦，青领”。到了明 清时期，对状元、举人、秀才都有更为细致的规定。以帽子为例，

2018年，又见戊戌。120年前的戊戌维新运动及其政变，又到了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100多年来，中国的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对戊戌维新与戊戌政变的研究，也因资料大量出现和研究者心态相对平和，取得了很大进展。许多问题更加明了，先前视为定论的一些观点，甚至已有颠覆性的研究成果，以康梁为主体的历史叙事框架似乎渐行渐远。

知耻而后勇

戊戌维新起因于甲午战败，没有甲午战败，中国还将在中体西用的洋务轨道上前行。甲午战败，而且失败得如此之惨、损失如此之巨，不仅是有清二百多年所罕见，而且是中国历史上的奇耻大辱。

罕见的奇耻大辱震动了国人。据谭嗣同《题江建霞东邻巧笑图诗》描述：“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沧溟一哭休。四万万人齐落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震动之后便是怀疑、困惑与愤怒，人们开始怀疑清政府长期基本国策的正确性，困惑何以堂堂中华帝国竟然败在日本这一弹丸岛国之手，愤怒清政府的无能，这既是民族精神的大覺醒，也是此后中国一变再变的正式起点。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回忆：“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我皇上赫然发愤，排众议，冒疑难，以实行变法自强之策，实自失胶州、旅顺、大连湾、威海卫以后始也。”

甲午战败唤醒了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不论统治者、维新派，还是一般民众，都深刻意识到中华民族已到了危险关头。据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记载：“（光绪帝）日夜忧愤，益明中国致败之故，若不变法图强，社稷难资保守，每以维新宗旨商询于枢臣。”

显然，光绪帝和他的臣民在巨大耻辱面前，表面出极其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对于一个战败的民族来说，民族主义情绪的唤醒确实必要。“知耻而后勇”，如果将这种情绪推动得当，举国一致，发愤图强，那么，亡羊补牢犹未晚矣，中国终有雪耻的一日。然而，我们看到，由于民族主义情绪在甲午战争之后没有得到适度协调，国人无法建立起码的共识，反而因民族主义情绪日趋高涨而引发对自身历史、内在潜力等诸方面的怀疑。不仅维新派、革命派怀疑清政府的动机、能力以及半个世纪以来的基本国策，即使清政府统治集团内部也对先前的政策产生动摇，以为甲午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早在洋务运动开始即已注定，洋务新政“不知其本，故仍无补于国势之孱弱”。也就是说，在甲午战败之后，中国人基于民族主义情绪，对战败原因的反省无不归咎于半个世纪以来的洋务运动、基本国策和政治体制。

这种反省不能说没有足够的理由和价值。然而当我们再来重新检讨甲午之战失败的真正原因时，我们也不难看到，这种反省是基于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并没有找到问题的真正症结，反而将问题引上了歧途。

对洋务运动的否定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有复杂的国际背景和内在原因。

就国际背景来说，是英、日、俄、美等国相互斗争的结果，李鸿章正是看到了这场战争的复杂背景，因而在相当程度上想依赖外交手段制止战争或取得战争的胜利。然而，由于列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李鸿章的外交努力彻底失败，并由此延误了诸多战机。

就内在原因说，甲午战前，中日两国综合国力、军事实力差距相当明显，中国持续将近半个世纪的洋务运动确实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尤其是军事实力获得了极大发展，中国国势不仅不比日本弱，而且正如法国国际问题评论家所分析的那样：“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因此，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虽说是对洋务运动的沉重打击，但很难以此证明清政府以洋务自强为核心的基本国策是错误的或是不可取的。

然而，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毕竟是事实。于是，在有以成败论英雄悠久传统的中国，李鸿章便成了众矢之的，遭到了“朝野上下的唾骂”，国人皆曰可杀。于是，连带所及，李鸿章参与、主持几十年的洋务新政便自然成为人们的攻击目标。李鸿章只好以一己之身承担中国失败的原罪。

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的主张、决策诚然可议，但是，是否因没有触动中国的旧体制，洋务运动就必须承担甲午战争失败的责任呢？答案显然不是那么简单。事实上，如果不是洋务运动几十年积聚的力量，中国可能更加不堪一击，可能遭受更大的损失，甚至全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因此说，以甲午战争失败而追论洋务运动的责任，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找错了问题的方向，陷入了民族主义误区。

一个国家，尤其是统治层内部存在如此深刻的矛盾，那么他们又怎能建立共识积极推进国家的政治、经济改革计划呢？

（未完待续）

《字林西报》评论：“关于在北京所发生的事情，以及过去这几个月这些事情在外省所发生的影响，我们听得愈多，看得愈多，就愈觉得应该为中国惋惜。五十年来，凡是熟悉中国情形及其需要的外国人，莫不希望—虽然常常是失望的—中国能够摆脱他的旧桎梏，如同日本一样焕然一新，也能致力于改革，澄清吏治，采用西洋科学与机械技术等。就在今年，一个真正的奇迹出现在北京。年轻的光绪皇帝，从小就被育于深宫，被故意与外面隔绝，一向都被认为是一个傀儡，是他那位意志坚强的母后的被动的工具，竟突然表现出他自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是合适的统治者，对于他的国家之被击败于日本之手感到耻辱，亟于要采用一切维新的政策，以期使这种耻辱不再发生。他阅读翻译的外国书籍，集合一些年轻的改革家在自己的身边，并且颁布了一系列的改革命令。这些命令，像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没有一个不切实用。换句话说，都是具有实行的可能性的。如果能彻底实行，无疑将为中国带来真实的利益。”

《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又称《字林报》，前身为《北华捷报》，是英国人在中国出版的历史最久、最有影响的一份英文报纸。1850年8月，英国商人奚安门在上海创办《北华捷报》周刊；1856年增出《航运日报》和《航运与商业日报》副刊；1864年《航运与商业日报 》扩大业务，改名《字林西报》，开始独立发行。该报曾发表大量干預中国内政的言论，主要读者是外国在中国的外交官员、传教士和商人。

满汉之间的冲突在清朝由来已久，即使在清朝最为鼎盛的康、雍、乾时代，汉人士大夫也没有完全放弃反对满洲人统治的企图，更没有与满洲人形成种族认同。而从清朝统治者方面来说，他们虽然在入主中原后更加竭力吸收汉文化，但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依然深藏着不可逾越的种族畛域，他们深怕本族人汉化，担心征服民族被被征服民族所同化。

只是到了19世纪后半叶，鉴于内忧外患交迭而至，满洲统治者愈趋感到势单力薄，于是不得不重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些有才干的汉人士大夫。当然，在重用的同时，实际上也有所提防，许多重要的关键职位依然由满人所把持。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康有为在倡建保国会的时候，虽然没有公开打出反对满洲人的旗帜，但在内心深处显然也深恶满洲贵族把持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