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聪悦

2018年的情人节，当爱侣们相拥在玫瑰花与巧克力的馥郁中时，喋血事件再度爆发，只不过这一次，无辜丧命的不是传说中的圣瓦伦汀，而是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都会区帕克兰玛乔丽·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17名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教职员工。这起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死伤最严重的高中枪击事件再次挑动了社会各界的敏感神经。自特朗普决计竞逐白宫之年起，美国的枪击死亡率直线上升，关于枪支“防身”不成反“妨身”的诟病随之铺天盖地，拥抢究竟是瘟疫还是救赎，亦不断在每个美国公民的灵魂深处形成拷问。不无夸张地说，枪殇作为长期困扰美国社会的痛点绝非一朝一夕之事，试图回顾该问题，恰如欲同美国历史、制度和社会环境展开一次面对面的倾心交谈。

昔日“荣光”与今日“血光”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如美国那般自正式建国之前便同枪支结下不解之缘。在蛮荒不堪、野兽横行的新大陆，枪和火器是走下“五月花”号的清教徒们抵御死亡、寒冷、饥饿，于逆境中落地生根的“护身符”。当英国政府的苛捐杂税、作威作福令美国先民忍无可忍时，枪支是他们在莱克星顿、萨拉托加、约克敦以少胜多、以弱克强，令英军闻风丧胆进而赢得民族独立的“法宝”。在之后的西进运动、南北战争、废奴运动中，枪支也屡屡发挥巨大作用，不仅将美国的疆界从大西洋西岸一路推进至太平洋东岸，更修复了国内政治裂痕，废除了奴隶制度，为美国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扫清了障碍。于是，枪支在谱写“山巅之城”的荣光时也实现了从工具到价值乃至文化的跨越，被世代美国人奉为自由权之载体、秩序之象征和保守主义的图腾。特别是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强调“精良守纪的民兵队伍乃自由州安全之必须，据此，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可受到侵犯”，拥抢派似乎由此寻得了合法性基础和行动保障。1791年生效至今，这段文字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场合几经援引或阐释，即便斗转星移、时过境迁，今天的美国早已不需时刻准备抗击外侮、抵制暴政，拥抢的现实意义停留在自卫层面，但对自由购买和使用枪支的执念业已深植于美国社会的肌理之中，短期内该状态很难彻底改变。

尽管枪支带来的美式“荣光”还镌刻在历史典籍之中，但在各种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枪支的负面社会效应不断放大，全民持枪对公共安全造成的严重威胁有目共睹。2017年，全美共发生61089起枪击事件，导致15549人命丧枪口，31058人受伤。2018年，不到100天的时间里，已爆发大规模枪击案48起，3081人殒命，5343人受伤。回首过往，过去50年间超过150万美国人的死与枪支有关，该数字甚至比1775～2017年间，美军在独立战争、南北战争、美西战争、一战、二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9·11后的全球反恐行动等大大小小战事中的死亡总人数还要多出33万。放眼世界，美国是拥抢人数最多的国家，大概每10人中就有4人拥有或家中有人备枪。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枪杀率高居榜首，美国人因枪击遭遇不测的概率是英国人的51倍。很顯然，200年后的今天，枪支引发的血光之灾早已盖过了曾经的荣光，给当代美国人的记忆留下一个个惊心动魄、万劫不复的时刻。

大体来看，目前美国的枪击案分为三类：（1）自杀类。每年约有2.1万个美国人饮弹自尽，平均每天58人，其中老年男性、白人、退伍军人均属高危人群。值得注意的是，儿童用枪结束自己生命的情况比10年前增加了70%，如今每年大约有500个孩子因此死于非命，而他们当中的80%都使用了自家枪支。（2）过失误射类。2006～2016年，多达6885个美国人因意外枪击丧命，死者中不满25岁的居多。青少年甚至儿童成为此类枪击案主要受害群体的原因较为复杂，与该年龄段本身易冲动、对枪支不甚了解却怀有天然好奇感等特点有关，而家庭购买枪支且未能妥善保管、缺乏必要的枪支安全教育和使用指南也不容忽视。（3）蓄意谋杀类。相较于前两种，此类往往波及面广，死伤更为严重，枪手作案后亦有可能选择相同方式自行了断。2017年以来，震惊世界的拉斯维加斯露天乡村音乐节惨剧、德克萨斯州萨瑟兰泉教堂枪击案及前文提及的佛罗里达州校园枪击案均属此类。当然，若继续细分，肇事者或许是个人，选择向先前与自己有接触或过节的人群、场所实施集中杀戮；又或许是本土恐怖分子，尤其是近年来甚嚣尘上的各色“仇恨组织”所为，如另类右翼、3K党、新纳粹及其成员等。尽管特朗普政府将国内恐怖袭击的矛头全面指向穆斯林，但数据表明，土生土长的美国白人和所在团体制造大规模枪击案的数量远超过穆斯林或其他移民。

控枪之争与立法的苍白誓言

鉴于枪支在美国人心目中兼具神圣意味和危险气息，加之第二修正案语意模糊，故而就如何解读和援引此条款，出现了“公共权利说”和“个人权利说”两种论调。前者视第二修正案为英美历史上民兵传统的继承，是各州有权集结力量对抗中央政府暴政的宪制安排。故而在强调民兵组织必要性之后的枪权论述显然是一种集体武装权利，不可把其适用范围肆意延展至个人层面。换言之，不具民兵身份的民众，他们的持枪权不在宪法保护之内，控枪甚至彻底禁枪都无所谓违宪。后者则坚信“奴役人民最有效的方式便是令他们解除武装”，认为修正案中的两句话用逗号分隔并不意味着仅保护民兵的拥抢权，其本质在于兼论集体武装与个人拥枪的重要性。于是，天赋枪权且受宪法保护是这一派顺理成章的结论。更重要的是通过2008年“哥伦比亚特区诉赫勒案”及2010年“麦克唐纳诉芝加哥案”，最高法院秉承权利本位原则对地方的禁枪措施说“不”，并继续重申持枪作为个人权利的立场，拥枪派的“腰杆”由此更硬气了。

拥枪和控枪两派经年累月争执不休、难分伯仲，撇开法理层面的咬文嚼字和政治精英角力不谈，联邦和各州都无法对经常登上各大媒体头条的枪击案和死亡人数熟视无睹。事实上，自1837年佐治亚通过第一部禁止手枪的法律开始，控枪或禁枪一直都是部分立法者的夙愿，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大概每30年美国社会便会掀起一场控枪热潮，联邦政府出台了包括《1934 年全国枪支法》《1938年联邦火器法》《1968年枪支管制法》《1990校区禁枪法案》《布雷迪防止手枪暴力法》（1993）《联邦攻击性武器禁令》（1994）在内的几部重要控枪法令，对枪支购买者需要背景调查、禁止部分攻击性武器的制造和出售、校区方圆1000英尺范围内不得公然持枪等做出人为规定，试图在“买枪比买汉堡容易”的国度内划出一些遏制枪支泛滥和暴行不断的“红线”。

奥巴马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反对枪支的总统”。2012年12月，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发生枪击案。2013年，为了避免国会阻挠，奥巴马曾动用总统特权，一次性签署了23条关涉控枪的行政令，主要内容包括对在购枪背景调查中有所欺瞒的人进行严惩，要求联邦机构向背景检查系统提供相关数据、放松对枪支暴力联邦研究项目的限制、允许学校灵活使用联邦拨款改善校内安保条件、在基层社区开展防止枪支落入不应持枪者手中的活动等。此举堪称20年来为疗枪殇开出的剂量最猛的一张综合性“药方”。然而鉴于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以“越权”为由横加阻挠，这些措施在落实过程中大打折扣。2016年卸下选票包袱的奥巴马为任内控枪有所突破展开最后一搏，向买卖双方和相关公职人员提出更明确的“涉枪守则”，要求火器销售商包括在枪支销售展上卖枪的人申请执照，要求社会安全局等向负责背景调查的机构提供精神状况等信息，并责令联邦调查局雇佣超过230名检查员和其他工作人员以加强调查力度。

不过总体而言，奥巴马的种种努力收效甚微，主政8年内仅通过了两个涉及控枪却无关痛痒的法案，期间约10万人死于枪口，白宫平均每两周便要为枪击案亡灵降一次半旗。特朗普上台后，共和党控制下的参众两院则不费吹灰之力几乎废除了前任所有的控枪“遗产”。不仅如此，2017年3月通过的新法令中，精神病人亦重新获准依法持枪。由此可见，枪支问题既是美国社会的“慢性病”，更是摆在控枪派立法者面前的“硬骨头”。

枪殇缘何“逆流成河”

尽管美国向来以“山巅之城”自居，却不惜为所谓的“自由”祭出无数鲜活而无辜的生命。尽管枪支的“自卫”功能被世代美国人看重，却无法阻止枪支“攻击”特性的无限放大。据统计，美国99%的枪击案中，一面是歹徒穷凶极恶，另一面则是即便携枪却仍无法在必要时发挥其自卫功能的受害者。尽管历任总统从竞选到就职均借枪支问题大做文章，却没人能给这道题一个合情合理的解答。实际上，在宪法的反暴政指向趋于淡化的今天，枪支与宪政的天然关联逐渐让位于枪支同社会暴力的相互捆绑已是既成事实，究其根本，既可追溯至那些长期阻碍控枪的因素，亦同美国当前的处境不无关联。

当前阻碍控枪的因素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制度因素。任何社会就一些利益攸关或相对敏感的议题存在歧见和异议都绝非罕事。控枪-拥枪之争在美国社会“贯彻”得十分彻底，对枪支的态度差异不仅是共和、民主两党最显著的分歧之一（56%的共和党人认为越多人携枪越能抑制犯罪，51%的民主党人则认为枪支是罪案的渊薮），也是联邦与地方矛盾的投射。对于南部拥抢传统浓厚的州而言，联邦政府向控枪迈出的任何一小步都意味着历史的重大倒退，实难容忍。例如就奥巴马的控枪行政令，德克萨斯州州长艾伯特便曾在推特上公开宣称“有种来拿”。另外普通民众亦莫衷一是，2018年2月调查显示，当前美国68%的民众支持严加控枪，该数字为25年来最高值。即便如此，仍有数量堪虞的人选择站在控枪的对立面，且以社会精英和权贵阶层居多，他們牢牢掌握诱导大众和操弄政策话语权的能力及技巧，不仅使“禁枪”犹如痴人说梦，就算是多数人都赞同的加强控枪和背景审查一旦步入实质立法流程都举步维艰。上述分歧放在美国被称为“否决政体”的语境下则格外显著，无论修宪、联邦及州一层级的控枪立法或改进措施均会遭到来自相关政府机构、政党、利益集团乃至大众舆论的不同声音的“撕扯”和阻挠。

第二，利益纠缠。控枪难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巨大的利益裹挟，其中全美步枪协会（NRA）不能不提。它不仅传承源自南北战争的美式尚武精神，是500万支持拥抢者的心之所归，更有超乎寻常民权维护组织的雄厚财力及干政能力，故而被称为“美国权力第四级”。它一方面有针对性地游说政客、插手选举，为维系庞大的拥枪精英团队奔走。2016年特朗普与希拉里“拉锯”过程中，该组织及其分支用400万美元游说和直接捐给政客，另斥资5000万美元搞政治宣传，鼓吹和支持在枪支立场上与其一致的共和党，同时打压意欲控枪的民主党。另一方面在社会各领域见缝插针，广泛培植同好，每年用于枪支使用教育和普及、购买枪支设备、开展法律宣传、围绕枪支问题兴办电台电视网络平台和期刊等的预算高达2.5亿美元。因此步枪协会成为横亘在有志控枪的领导者或党派面前的一大难关。此外，全美多地视打猎为刺激本区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项目，而且庞大的枪支产业还提供了成百上千个就业岗位，如射击教练、射击场经营者、狩猎器械供应商和制造商、枪炮弹药零售商等，如此复杂的利益纠葛导致控枪并非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而是政治和社会问题。

第三，现实导火索。近年来美国社会阶层隔离加剧，贫富分化已然严重到可能危害社会治安、诱发犯罪活动的地步。再加上信奉民粹主义思想的共和党人特朗普视中下层白人为其基本盘，利用他们的种族危机感和日渐稀薄的幸福感炒作非法移民威胁、煽动排外情绪，加剧了美国社会的“撕裂”。在政府无力有效管控枪支暴力甚至因受惠于步枪协会而放宽持枪原则的条件下，个人借助枪支发泄愤慨和社会层面随时面临暴死的“自然状态”恐惧无疑会只增不减。接着，当大规模枪击事件如同“家常便饭”时，民众购枪的渴望会因防身自卫需求增加和担心政府下令控制购买而迅速增长，于是，“安全困境”套路再度上演，即枪支泛滥—暴力事件频繁—自我防卫升级—控枪遥遥无期。从技术层面上来看，互联网及新媒体平台的发达使得任何一场枪击事件都会被广而告之，并引起某些精神状况不佳或意欲效仿者的高度关注；便捷的网购变向降低了挑选和使用枪支的必要门槛。

即便有一千个失败的理由，但将生的自由凌驾于其他一切自由权之上的愿望使美国必须鼓足控枪的勇气。2018年3月24日，全美50万人参与“为我们的生命游行”活动，佛罗里达州高中枪击案引发的控枪反枪声浪高潮迭起，相关变革的民意基础不辩自明。2018年愿枪声远去，不再有无辜者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