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波，叶友杰

(1.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历史所，北京　100101； 2.临沂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山东 临沂　276000)

地理意象是具有“经验—直觉”的自组织空间形象感知，是地理形象化思维模式的基础，研究地理意象不仅可以获得形象化的地理信息知识，也是研究地理思维活动的重要途径[1-2]。

诗词作品是研究地理意象的重要材料，诗词中地理意象的形成是诗人对地理物象运用了大量联想、启发、类比与推理等思维方法的产物，集中反映了诗人所处时代对客观地理物象的认知。诗词中记录的地理意象为关于客体地理要素和主体经验的认知研究提供了素材，对地理意象形成机制的进一步进行分析有利于研究诗词背景里包含的文化地理内涵和地理认知机制[3]。

目前，已有相关研究涉及基于诗词视角的地理认知特征及机制研究，丰富了行为地理学中人地关系问题研究的视角，如许源等以庐山历代诗词为研究素材，对诗词中的地理认知客体进行了分类统计，总结了不同时期庐山诗词中的地理认知特征[4]；唐千友基于文化地理学视角，对富士山汉诗进行了解读[5]；杨亮通过对元代扈从纪行诗的解读，重现了当时扈从路上地理意象风貌等[6]；

此外，马强、王海燕、林晓雁等也进行过类似研究[7]-[9]。前人诸多探索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重要参考。不过已有研究多是静态的、现状的分析，实际上我国古代山川崇拜，尤其山岳崇拜盛行，不同时代山川形象有着各自的特点，当今山川地理形象是不同时代演化的结果。这就需要以动态的眼光，进行具体分析。

本文从文化地理学与计量地理学的视角出发，以历代泰山诗词为素材,尝试分析不同时代泰山地理意象及在地理意象形成过程中客观地理物象和诗人主观地理认知的关系，探讨主体认知对地理意象特征的影响，并对历代诗词中泰山的地理意象进行总结概括，梳理当代泰山形象的演化路径。这一研究对于当代泰山景区景观规划、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均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泰山基本概况与研究资料方法

泰山号称“五岳之首”，以雄浑壮丽著称，自秦汉以来一直是山岳祭祀的重要部分，在华夏民族文化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留下了众多文化古迹。1987年泰山作为文化与自然双遗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泰山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旭日东升、晚霞夕照、云海玉盘、黄河金带等都是泰山风光中名扬海外的自然景观。

泰山诗词发展历史悠久，记载了古代帝王封禅祭祀的历史，见证了佛道等宗教的兴起和传播，记录了文人墨客游览历史的感怀。泰山美术馆出版的《历代先贤咏泰山诗集》[10]和马铭初编著的《泰山历代诗选》[11]选录了历代具有代表性的泰山诗篇，时代上起先秦，下至当代，共有诗词365首(篇)。这些佳作中包含了大量地理信息和文化背景数据，反映了不同时代对泰山地理形象的不同认知，是研究不同时代泰山地理意象演变的理想材料。

本文基于文化地理学视角，运用计量地理学方法，通过统计筛选诗词样本中的地理认知客体信息，得到各地理认知客体的数量关系，并对各种数量关系和地理意象进行研究，分析诗词中各地理意象的特征和演变方式，归纳总结诗词作品中的意象形成机制，从而探讨不同时代泰山地理形象特点，对其形成原因进行初步分析，希望对于当代泰山景区景观规划、历史文化资源开发提供一定参考。

二、泰山历代诗词中的地理意象种类统计分析

(一)主要泰山地理物象客体统计

地理意象来源于诗人对客观地理物象的思维加工。对诗词中描述的客观地理物象进行分类可以区别出不同种类的地理意象。针对泰山历代诗词中的地理物象客体的性质不同，将其划分为自然景观(包含气象)、人文景观、生物景观三种类型。运用计量地理学方法构建各种物象类型的权重指标，定量化表达诗词中的各种地理物象，物象客体数量所占权重如下：

(1)

在式中：i为各地理物象客体类型，i=1，2，3分别代表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生物景观；Fi为第i类地理物象客体出现的频数；Wi为各地理物象客体类型的频数占各类型物象客体数量之和的比例——权重，权重越高，说明该类物象客体出现的频率越高，在地理认知中越占优势。

在选取的365首诗词作品中，3种类型的地理物象客体被提及的频数共计410次，其中自然类地理物象景观权重为0.3756，人文类地理物象景观权重0.4512，生物类地理物象景观权重0.1732。可见人文类地理物象景观是泰山诗的主要关注方向，泰山在历代诗人眼中的历史文化属性强于自然景观属性，历代诗人在游览泰山的过程中，更关注的是泰山深厚的文化底蕴，壮丽的自然风光在诗人眼中居于次要位置。

历代泰山诗词中提到了大量的客观地理物象客体，研究过程中选取了其中几项具有典型性特征的地理物象进行分析(如高耸青天的日观峰，巍峨深邃的南天门，屹立不倒的五大夫松)，构建典型景观权重指标，计算某典型景观出现频数在典型景观出现总频数中所占权重如下：

(2)

在式中：j为各典型的地理物象客体景观；Wj为地理物象客体景观j出现频数Fj占各典型景观出现总频数的权重。典型景观经过统计共计出现359次，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为泰山日观峰，共出现了78次；其次属于人文景观的南天门和生物景观的五大夫松，分别出现了43次和35次。这些典型地理物象景观对泰山地理意象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成为古代文人视野下的泰山意象的代表和重要标志。

为描述地理物象客体景观的典型程度，设计地理物象客体景观典型性指数Ij，其计算方法如下：

Ij=Fj/Fi

(3)

式中：j为各种典型的地理物象客体景观；Ij为不同类型的典型地理物象景观出现频数Fj占该类型地理物象景观出现频数Fi的权重。

由表1可以看出，自然景观类型中以日观峰典型性最强，人文景观类型中岱庙和南天门的典型性较强。这些典型性较强的地理物象客体都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日观峰壮丽的日出、南天门险峻的道路，岱庙深厚的文化底蕴等。古人在游览这些环境特征明显的物象时很容易借助物象自身的特征融入自身的情感，从而形成自身视角下的地理意象，并将这个地理意象通过诗词描绘出来，构成了鲜明的泰山地理形象。其他典型性弱的地理物象景观因为物象特征不明显无法将诗词中想要烘托的氛围表达出来，从而难以成为诗人创作的对象。

表1 泰山历代诗词中物象类型及典型性

(二)历代诗词中地理物象客体选取的阶段特征

不同历史时期的诗人进行诗词创作时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历史文化背景的影响。一个时期的诗人因为社会文化和实践的影响，容易拥有相似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从而表现为作品中地理意象的阶段特征。

随着时代的发展、景观的演变，不同时代的诗人也会更新泰山的地理意象。在唐朝以前，泰山由于历代的封禅祭祀活动和交通信息的不发达，诗词描绘的内容大多与封禅祭祀活动有关；唐朝以后，随着宗教在泰山的传播发展和泰山本身封禅祭祀文化的沉淀，泰山的文化地位不断提高。适逢隋唐时期浪漫主义色彩浓厚，泰山峻美的自然环境吸引力大大增加，李白、杜甫等一批著名浪漫主义诗人更是给泰山留下了不少传世名篇；明清时期，大量人文建筑的建设为诗人创作提供了新的源泉，碧霞元君信仰的传播和泰山进香活动的普及，使得诗词更加世俗化，关于人文景观的描述显著增加。

三、泰山地理意象形成过程分析

地理思维的过程和结果都表现为某种地理意象，这个“意象”在地理思维过程中总是处于变化的状态，不同时代不同作者的文学作品对地理信息的形象化表达都各不相同。袁行霈指出，物象是客观的，但是物象一旦进入诗人的构思，就带上了诗人主观的色彩。这时它要受到两方面的加工：一方面经过诗人审美经验的淘洗和筛选，以符合诗人的美学理想和美学趣味；另一方面，又经过诗人思想感情的化合与点染，渗入诗人的人格和情趣。经过这两方面加工的物象进入诗中就是意象。

(一)泰山地理意象分析——从客体存在角度

客观存在的地理客体是诗作中泰山地理意象形成的基础。如丈人峰因为石峰状如老人伛偻而名，郭正域在《丈人峰》中借其佝偻的形象表达了不甘年老的政治抱负：“群山百万当前立，东帝还须仗老臣。”

在地理客体特征的基础上诗人的主观知觉、认知是地理意象形象形成的关键性因素。文人通过感觉器官直接接触地理环境，将自己对环境信息的感受保存在脑海，在创作的过程中环境信息再现脑海，并且通过古代文人自己的进一步思考，将环境信息中与自己创作的主题能相互映照的特征部分突出放大，从而形成有利于烘托主题的地理意象。如南天门巍峨深邃，险峻多姿，为了进一步烘托诗词环境，诗人将对南天门的知觉感受模拟成了传闻中的“阊阖”——“欲求阊阖无人问，但拟彤云是帝宫”。

(二)泰山地理意象分析——从主观人文背景角度

认知经验和思维加工起着对意象形成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影响一个人认知水平的因素之一就是当时的人文背景。同一地理物象客体却会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产生不同的地理意象。

先秦至秦汉时期泰山深受东方民族崇拜，成为帝王封禅告祭之所,宣示君权神授的政治舞台[12]。这一历史时期,可称为“政治山”形成期。这一时期的文人钟情于泰山,就与泰山“神”的出现以及“神性”确立有关,此时人们对泰山的思考就带有神秘的色彩。

魏晋时期急剧的社会动乱,促使人们将目光更多地转向精神生活,更直接、更深刻地感受到生命的脆弱，求仙成仙成为士大夫的一大潮流[13]，这在泰山诗词中有着清晰的显示。曹植《飞龙篇》：“我知真人，长跪问道”、“授我仙药，神皇所造”，诗篇中的描述多与神仙鬼怪相联系，诗境中的泰山带着一种神秘和虚诞。这一时期的诗人更多地将泰山与求仙访道相联系,诗人对泰山的情感也多与心灵、宗教启示有关。此时期的泰山与此时期的文化相结合就产生了泰山游仙诗[14]。隋唐时期社会相对安定、富足，文人思想自由活跃，诗人们热衷于亲近自然，不少诗人在那时留下了描绘泰山地理风光的奇丽诗文，如李白“日观东北倾，两崖夹双石。海水落眼前，天光摇空碧。”“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此时的泰山在文人笔下是风光无限、诗情满满的，因此这个时期泰山给人的感受是“风景山”、“文化山”。

明清时期泰山已经不再神秘和虚诞，逐渐回归作为山岳的自身特性，文人群体开始将泰山当作一处游山玩水的好去处，对待泰山的态度少了敬畏和迷茫，多了理性和审美。《登岱》中比较客观地描述了泰山的地理环境“路转天门青霭合，峰回日观白云浮”，诗中描述的泰山意象表现出来的就是巍峨高大、青天耸立，相比于曹植所作少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多了客观现实的描述。明清时期，碧霞元君信仰的发展更使得泰山一时香火鼎盛，民众来泰山进香渐渐成为了一种风俗[15]。由此泰山去掉了它神秘虚诞的外表，开始向“民俗山”转变。“泰山文化就这样经过不同时期的点滴积累，逐渐增加丰富起来，并经历史长河的淘洗磨砺，显现其璀璨辉煌。”[16]

综上可见，不同年代的人文背景造就了不同认知层次的文人，不同认知层次的文人接触同一客观地理实体时就会有不同样的知觉感受，对同一泰山地理物象实体自然也会构造出形似而神不似的泰山地理意象。

四、结论

从文化地理学与计量地理学的视角，对泰山诗词中不同类型、不同历史时期地理意象进行了整理分析，主要结论包括：

(1)泰山历代诗词中主要涉及的地理认知客体可以分为自然、人文、生物三大类。在这三类中，人文类地理物象景观权重可达0.45，这意味着泰山在历代诗人眼中的历史文化属性要强于自然景观属性。从具体景观看，自然景观类型中以日观峰典型性最强，其次是人文景观的南天门和生物景观的五大夫松的典型性较强，典型泰山地理景观的建构，形成了鲜明的泰山地理形象。

(2)从发展阶段看，先秦至秦汉时期，泰山作为君权神授的舞台，一开始是政治意味浓厚的“神山”形象。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老庄玄风盛行，泰山则有“仙山”韵味。唐代文化开放，思想自由，诗人们热衷于亲近自然，泰山在文人笔下是“风景山”。明清时期泰山碧霞元君信仰兴起，泰山开始向“民俗山”转变。

(3)泰山地理意象的形成，是行为空间与空间行为互动的过程。地理认知的主客体经历了“客体空间—主观建构—意象空间”的建构过程，由此形成泰山鲜明的地理意象，这一过程受到当时的人文背景、社会环境的深刻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自先秦至今流传下来的有关泰山诗词在万首以上。本研究取得的结论虽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但进一步扩大样本量，乃至进行全样本分析，无疑可使研究取得更令人信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