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小寒

(南京农业大学　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明代是中国传统农学发展的高峰期：一方面，传统农学技术与思想得了到深化和整合；另一方面，承载着农学知识的农书不断增多。*可参见曾雄生：《中国农学史(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41—599页；闵宗殿主编：《中国农业通史·明清卷》，中国农业出版社2016年版。在这一背景下，明代官府却未如同元代与清代一般纂修大型的农书(如《农桑辑要》与《授时通考》)，而且从《明代版刻综录》与《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的收录来看，这一时期官府对于农书的刊刻似乎并不热衷。*可参见李致忠：《历代刻书考述》，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211—278页；霍艳芳：《中国图书官修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91—383页。从官修角度而言，自是如此，但从官刻角度来说，笔者认为明代官方的农书刊刻数量与作用被大大低估，因此本文将首先检讨明代农书官刻的实况。其次，农书被视为所谓的“古代科技文献”，而最近的科技史学科颇为重视对“科学”知识传播的研究*韩毅：《边界与接点：中国传统科技与社会的多元交汇》，《自然科学史研究》2008年第2期。，曾雄生、杜新豪、邱志诚等学者，考察了宋明时期农书及其承载的农学知识的传播。*邱志诚：《宋代农书的时空分布及其传播方式》，《自然科学史研究》2011年第1期；杜新豪、曾雄生：《经济重心南移浪潮后的回流——以明清江南肥料技术向北方的流动为中心》，《中国农史》2011年第3期；曾雄生：《〈告乡里文〉：传统农学知识建构与传播的样本——兼与〈劝农文〉比较》，《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杜新豪、曾雄生：《〈宝坻劝农书〉与明代后期江南农学知识的北传》，《农业考古》2014年第6期；曾雄生：《宋代士人对农学知识的获取和传播——以苏轼为中心》，《自然科学史研究》2015年第1期。阅读以上学者的研究，笔者发现官府与官员在农学知识的传播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那么，对于明代官刻农书的考察便不应限于文献的梳理，而应该进一步分析这些农书在官刻的过程中如何传播了农学知识。

一、明代官刻农书考述

李致忠对于明代的官刻书有着如下定义：“所谓官刻，系指明朝中央政府的各个部门、地方各省的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分巡道、各府、州、县及其儒学，各地书院，各亲王藩府、各郡王府等主持或出资刻印的书。这些书由于都是各级国家机构主持或是出公帑镌刻的，故统称之为官刻书或官刻本。”*李致忠：《历代刻书考述》，第217页。

但是，笔者认为这一定义存在两点不足：第一，各亲王藩府的刻书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官刻本，据陈清慧的研究，藩府刻书更多具有家刻本或私刻本的性质。*陈清慧：《明代藩府刻书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214—217页。第二，以上对于官刻书的认定在于“国家机构主持”与“出公帑镌刻”两个方面，但是不会有抽象的“国家机构”主持书籍的刊刻，而必定是国家机构的工作人员为之。如被认为是“明天启元年松江府刻本”的《东吴水利考》*⑦《中国古籍总目》史部第6册，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482、3482、3335页。，从其牌记可知刊刻主持人乃是“直隶松江府知府张宗衡”*王圻：《东吴水利考》卷首《牌记》，《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402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112页。，而稍后诞生的《吴中水利全书》，撰者与刻者同样为地方官员，据牌记所载，该书乃是“钦差总理粮储提督军务兼巡抚应天等府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张国维”纂辑*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首《牌记》，《中国水利志丛刊》第49册，广陵书社2006年版，第71页。，同时也是张氏刊刻，但是该书在版本认定上仅记为“崇祯九年刻本”⑦，为何同样为地方官员出面主持刊刻的书籍，一个被认可为是官刻本，另一个却不被认可呢？从“出公帑镌刻”角度定义官刻本也有不妥，如明代国子监的刻书，毫无疑问属于官刻本，但是根据杨军的研究来看，国子监的刻书经费并不完全由政府拨款，还有利用变卖庵寺、监生捐款等方法筹集刻书经费。*杨军：《明代南京国子监刻书经费来源探析》，《图书馆杂志》2006年第7期。因此，现有明代官刻书的定义需要修正：一方面，藩府刻书不宜再纳入官刻本；另一方面，官刻书不应限定在“国家机构主持”与“出公帑镌刻”之上。笔者认可刘娇娇对地方官府刻书的界定*刘娇娇：《明代地方官府刻书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13页。，简言之，凡是官员主持或作为主要参与者进行的刻书活动，均可以定义为官刻书。

明晰以上定义之后，明代官刻农书的景象便会发生极大的变化。*有关明代农书的定义，笔者认为大体包括了综合性农书、岁时时令、花茶谱录、畜牧兽医、水利荒政等几个方面，具体可参见葛小寒：《明代的多元农书观》，《西南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缪咏禾根据杜信孚所撰的两种明代版刻书目——《明代版刻综录》与《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统计出官刻出版机构有230家，其中中央有21家，地方则有209家。*缪咏禾：《中国出版通史·明代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49—150页。在这些官刻机构中，刊刻过农书的则更加稀少，据笔者统计，杜信孚撰著中收录的官刻农书仅有以下8种：《饮膳正要》，(元)忽思慧撰，明景泰七年北京内府刊本；《东吴水利考》，(明)王圻撰，天启元年松江府刊本；《皇朝马政记》，(明)杨时乔撰，万历二十四年南京太常寺刊本；《重刊救荒活民补遗书》，(宋)董煟撰、(元)张光大新增、(明)朱熊补遗，万历四十年陕西布政使刊本；《农书》，(元)王祯撰，嘉靖九年山东布政使刊本；《农书》，(元)王祯撰，万历二年山东省章丘县刊本；《农桑撮要》，(元)鲁明善撰，弘治二年四川省重庆府刊本；《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万历三年司礼监刊本。*杜信孚、杜同书：《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线装书局2001年版。该书其实是在《明代版刻综录》的基础上撰修而成，因此《明代版刻综录》中的内容亦包括在内，此处不再引用。不过，杜氏撰著中的问题实际影响了我们对于明代官刻农书的判断。

首先，由于资料的限制，《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漏录不少农书的官刻本，如上文所引《重刊救荒活民补遗书》，据《中国古籍总目》，还有明万历二十五年霸州道刻本。

其次，杜氏对于官刻的认识仍在前引李致忠的定义之下，很多官员主持刊刻的书籍却被算作家刻本。例如在《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江苏家刻卷》中收录了何淳之所辑的《荒政汇编》，版本信息为“明万历江苏省上元县谭廷臣刊本”，但是，该版本有时任四川叙州知府胡宗询的跋文，记载了该书刊刻的经过：“顷府幕谭子(按：即谭廷臣)自都门来，公寄我原本一帙。焚盥启缄，如获珪璧。……询拜公明赐，固喜不自胜，而尤惜其晚也。夫冥行者，眯东西南北，见斗极则寐矣。是编固救荒之斗极也。因亟付剞劂，以公诸司牧者，且广公之惠于全蜀云。”*何淳之：《荒政汇编》卷末《重刊荒政汇编跋》，《中国荒政书集成》第1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52页。另，原书此段标点略有问题，笔者稍作修改。可见，该书其实是撰者寄给胡宗询的，并且在胡氏的认可下进行刊刻的，而胡氏预想的阅读者也是“司牧者”，似乎很难将其纳入家刻本中。

最后，《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在著录版本之时，主要依赖的还是现存的刻本，而明代已佚农书极多，其中亦不乏较为明显的官刻农书。例如温纯所撰的《齐民要书》已经佚失，但是在温氏的文集中尚存有《刻齐民要书引》一文，提及“故遵圣谕，衍通俗歌，附诸贤关风化诗文，并世传八行图，家礼节要，庶几易晓，而以劝农桑终焉。”*温纯：《刻齐民要书引》，《温恭毅集》卷15，《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71页。同时参考出土的温纯墓志铭，可知该书乃是温氏以“兵部右侍郎巡抚浙江”的身份所撰刻，可判定其是官刻农书。*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出土文献研究》第4辑，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03—122页。

综上所述，明代官刻农书在《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的8种之外，还有着更为广阔的空间，下文就笔者所知见的情况作简要整理，上引杜氏撰著中的不再著录，书籍的卷数亦从略，如未录作者姓名，则表明作者未知，或撰者、编者与刻者为同一人，如此以“撰刻”标明，如是同一种书多次刊刻，则附于同一条下，并交代刊刻者的职位，以明是书为官刻农书。*以下所录诸种农书皆录自《中国农业古籍目录》《中国古籍总目》《千顷堂书目》以及笔者的搜集。由于内容繁多，且以上三种目录皆有详细索引可查，下文不再一一给出出处。具体参见张芳、王思明：《中国农业古籍目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中国古籍总目》，中华书局2012年版；黄虞稷撰，瞿凤起、潘景郑整理：《千顷堂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第一，综合性农书。1.《齐民要术》，(后魏)贾思勰撰，万历二年侍御史按治湖湘马纪刻；2.《农桑风化录》，宣德年间四川布政司左参政陈述撰刻；3.《多能鄙事》，嘉靖十九年青田县训导程法刻、嘉靖四十一年河南布政使右参政范惟一刻；4.《便民图纂》，弘治年间吴县知县邝璠刻、弘治十五年信丰县知县曾政刻、嘉靖六年云南左布政使吕经刻、嘉靖二十三年浔州府知府王贞吉刻、嘉靖三十一年贵州左布政使李涵刻、万历二十一年监察御史出按宣大于永清刻*该书序言落款“万历癸巳仲夏之望青城于永清书于上谷之嘉树轩”，考民国《青城续修县志》卷4于氏小传云：“擢湖广道道监察御史，出按宣大。”这里所谓“宣大”即“上谷”，由此可知于氏时任官职。民国《青城续修县志》卷4《人物志》，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530页。另，此处笔者失考于前，赖匿名评审人建议指出，特此致谢！；5.《宝坻劝农书》，万历年间宝坻县知县袁黄撰刻；6.《齐民要书》，万历年间兵部右侍郎巡抚浙江温纯撰刻；7.《农政全书》，(明)徐光启撰，崇祯十二年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等府张国维刻。

第二，蚕桑时令书。1.《四时气候集解》，(明)李泰撰，大方伯陈公刻*是书现存所谓“景泰六年胡廷璨刻本”确为私刻本，但是查考该本，正文前有“河东王谨”所撰《重刊四时气候集解序引》，其中记载该书乃是“大方伯陈公”重刊，而“方伯”乃是明人对于地方长官的尊称，换言之，该书曾在明代地方官员手中刊行过，笔者未查到“河东王谨”与“大方伯陈公”的详细情况，故暂列为“大方伯陈公刻”。具体参见李泰：《四时气候集解》卷首《重刊四时气候集解序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64册，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25—26页。；2.《经世民事录》，正德年间武康县知县桂萼撰刻；3.《蚕训》，嘉靖年间庐陵县县丞金瑶刻；4.《农桑谱》，嘉靖年间河南布政司经历茅艮撰刻；5.《月令通考》，(明)卢翰撰，万历十七年浙江巡按御史王道增刻。

第三，花茶饮食书。1.《食品集》，(明)吴禄撰，嘉靖三十五年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苏志皋刻；2.《茶书》，万历四十年福州知府喻政撰刻，万历四十一年福州知府喻政撰刻。

第四，畜牧兽医书。1.《司牧安骥集》，弘治年间左副都御史督理陕西马政杨一清刻、万历年间陕西苑马寺卿兼按察司佥事张世则刻；2.《纂图类方马经》，成化年间内府刻、嘉靖间内府刻、天启年间兵部车驾员外郎俞彦刻；3.《马政志》，(明)陈讲撰，嘉靖十一年苑卿郭孟威刻；4.《新刻马书》，万历二十二年南京太仆寺卿杨时乔撰刻。

第五，水利荒政书。1.《重刊救荒活民补遗书》，(宋)董煟撰、(元)张光大新增、(明)朱熊补遗，万历二十五年霸州道刻、正德年间河间府知府常在刻、正德十五年南京吏科给事中徐蕃刻；2.《救荒本草》，(明)朱橚撰，嘉靖四年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毕昭、山西省按察使蔡天祐刻，嘉靖三十四年魏县知县陆柬刻，万历十四年陕西布政使李汶刻；3.《浙西水利书》，弘治十年提督水利工部主事姚文灏撰刻；4.《野菜谱》，嘉靖三十四年魏县知县陆柬刻*是书与前录《救荒本草》陆柬刻本共同刊刻，如陆柬在序言中写道：“《野菜谱》一卷，得之魏人申职方仪卿，附刻之。”朱橚：《救荒本草》卷首《重刻救荒本草序》，国家图书馆藏嘉靖三十四年陆柬刻本。；5.《三吴水利考》，嘉靖年间苏州府知府王道行撰刻；6.《三吴水考》，万历八年苏州府知府林应训撰刻*是书一般题为张内蕴和周大韶所撰，但是查考该书序跋，可知此书是在林应训的主持之下进行纂修的，如皇甫汸写道：“《三吴水考》者，柱下闽中林公命诸文学所辑也。”参见张内蕴、周大韶：《三吴水考》卷首《三吴水考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7册，第92页。；7.《荒政汇编》，万历年间河南巡抚衷贞吉撰刻*是书即何淳之所撰《荒政汇编》，但是查考序跋，可知此书乃是在时任河南巡抚衷贞吉的主持下完成，何淳之不过是奉命编纂，如胡士鏊的序言：“公(指衷贞吉)尝采古今救荒故实，积之成帙，已复集我历朝蠲恤恩例，后为一书，命之曰《荒政汇编》。”参见何淳之：《荒政汇编》卷首《荒政汇编序》，第117页。、万历二十三年叙州府知府胡宗询刻；8.《南湖考》，万历三十七年湖州府知府陈幼学撰刻；9.《常熟县水利全书》，万历年间常熟县知县耿橘撰刻；10.《救荒事宜》，万历年间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等处周孔教撰刻；11.《开荒十二政》，万历年间永城县知县魏纯粹撰刻；12.《皇都水利》，万历年间宝坻县知县袁黄撰刻；13.《三吴水利便览》，万历年间淳安知县童时明撰刻；14.《赈备款议》，(明)王世荫撰，万历末霍邱县刻；15.《吴中水利全书》，崇祯九年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等府张国维撰刻。

除了以上诸多农书存有官刻本外，还有不少已佚的农书由于缺少文本证据，难以判定是否为官刻，例如李日华在《六研斋三笔》中提到一种名叫《六茶纪事》的农书：“余友王毗翁，摄霍山令，亲治茗，修贡事，因著《六茶纪事》一编。”*李日华：《六研斋三笔》卷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7册，第699页。但是李氏并未进一步论述此书是否为王毗在霍山令任上所撰，也没有说明是书是否有进行刊刻。因此这一类的农书笔者不敢妄断是否为官刻，姑且将所知见的附列于此：

1.《齐民要录》，洪熙年间德安县知县杜缙撰；2.《亳州牡丹谱》，万历年间亳州知州严汝麟撰；3.《澹圃菊谱》，万历年间嵊县知县施三捷撰；4.《六茶纪事》，万历年间霍山县代理知县王毗撰；5.《茶马类考》，万历年间巡察茶马御史胡彦撰；6.《庐阳荒政录》，嘉靖年间庐州府知府龙诰撰；7.《金华荒政》，万历年间金华府知府张朝瑞撰；8.《荒政要录》，万历年间安福县知县吴应明撰；9.《荒政辑略》，万历年间户部尚书宋纁撰；10.《救荒全书》，万历年间湖州府知府陈幼学撰；11.《救荒事宜》，万历年间河南道监察御史钟化民撰；12.《荒政纪略》，崇祯年间古田县知县杨德周撰。

二、明代农书的官刻过程

通过梳理可知，有明一代的官刻农书大约有39种，如果算上存疑的则有51种，换成刊刻次数计算的话，则明代官刻农书有56种，同样加上存疑的则为68种。以下进一步探讨明代农书的官刻过程，当然，官刻农书的刻者无疑是官府与官员，表1可见地方官府或官员占了绝对的优势。

表1　明代官刻农书刻者身份表*本表及以下表格，种数一栏计算农书刊刻的种数，次数一栏则计算农书刊刻的次数，而数据后“()”内数字则为加上存疑的农书之数。另，由于《纂图类方马经》一书即有中央官府之内府刻本，也有中央官员俞彦刻本，因此该表在种类计算上多出一种。

那么，这些官员是如何获取到农书的呢？简单说来，可分为两大类：第一，官员自己主持或参与撰修。从明代官刻农书的梳理来看，有17种(加上存疑为29种)农书笔者加了“撰刻”二字，以表明此书为刻者所撰或主持撰修。不过，官员参与农书撰写的方法并不相同。有的官员所撰农书确为自己所写，例如袁黄所撰的《宝坻劝农书》序言：“予为宝坻令，训课农桑，予得专之，今以农事列为数款。”*袁黄撰、郑守森校注：《宝坻劝农书》，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也有的官员只是将前人旧有的文章合编起来刊刻，像是《浙西水利书》，编者姚文灏有言：“此书四十七篇，笔有为笔，削有为削，非苟然也。与我同志详考而实验之，自当了然，故不能义例尽也。”*姚文灏编辑、汪家伦校注：《浙西水利书》，农业出版社1984年版，“凡例”，第2页。当然，更多的官员只是做主持工作，比如张国维编纂的《吴中水利全书》，集合了下属、生员与地方白衣士绅，他在序中写道：“乡绅蔡藩参懋德，阙上言水利，深切究心，实与国维共诠次焉，而参稽僇力则属之嘉定令万任，苏庠生王焕如。”*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首《吴中水利全书序》，第25—26页。

第二，官员从他处得到农书。首先，官员可以从一些官方机构中得到农书，例如贾启在介绍郭孟威刊刻《马政志》时写道：“瀛海郭君来按马政，留心蕃庶，百废俱举，偶阅志文，见其岁久梓镂摹灭，顾谓太仆陈子、王子及启曰：‘是不可重修邪？’召匠检刻，务令如新。”*陈讲：《马政志》卷末《书重修马政志后》，《续修四库全书》第85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可见，郭氏是在马政机构看到陈讲所撰的《马政志》，从而进行刊刻的。其次，朋友与同事的赠送也是官员获得农书的一大来源，《荒政汇编》即是衷贞吉赠给胡宗询的，还有像吕经所刻的《便民图纂》，便是他在曲靖行署遇到欧阳铎，后者“偶以是书出之”。*邝璠著，石声汉、康成懿校注：《便民图纂》，农业出版社1959年版，第254、256页。再次，购买也是官员日常获得农书的方法，例如王道行所刻《三吴水利考》皇甫汸序言，提及此书是在吕光洵的旧著上完成的，而王道行得到吕氏旧著的方法便是购买：“因览兹图，爰购全帙，校而刻之。”*皇甫汸：《三吴水利图考序》，《皇甫司勋集》卷35《序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5册，第735页。最后，下属与士绅也会时常进献农书，像是松江府所刻的《东吴水利考》便是“该府水利同知孙应崑，呈送乡绅王圻《水利考》一书。”*王圻：《东吴水利考》卷首《牌记》，第112页。

官员获取农书之后，并非立即刊刻，往往还有校勘、订补的过程。这主要是由于官员所获得的部分农书并非是“善本”或“定本”，陈子龙在叙述《农政全书》成书缘由时写道：“文定所集，杂采众家，兼出己见，有得即书，非有条贯，故有略而未详者，有重复而未及删定者。初中丞公属子龙以润饰也，自愧不敏，则以友人谢茂才廷祯、张茂才密，皆博雅多识，使任旁搜覆校之役，而子龙总其大端，遂燦然成书矣。”*徐光启撰、石声汉点校：《农政全书》卷首《凡例》，《徐光启全集》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也就是说，“中丞”张国维初见此书时仍颇为杂乱，不得不委派陈子龙加以校勘、修订方可刊刻成书。另有一些前人所撰农书，由于所存刻板或藏本时代久远，字迹脱漏不清，故而才加以校订的，例如张世则重刻《司牧安骥集》的原因是该书“字迹漫灭”，故而委派下属“仆卿王君玉溪”进行校订。*佚名：《司牧安骥集》卷首《安骥集序》，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二十一年张世则刻本。这两个例子也说明了官刻农书的校订者身份并不固定，前者陈子龙当时仍是白衣，而后者则为太仆寺的下属官员。而这两种身份也是农书校订者的主流，再如耿橘撰刻的《常熟县水利全书》，校订者便为“邑人瞿汝稷、陆化淳”*耿橘：《常熟县水利全书》，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而王世荫撰刻的《赈备款议》，校订者是下属“县丞马茂良、主簿俞开通”。*王世荫：《赈备款议》，《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442册，第157页。至于校订的质量，则需要具体文本具体分析，其中既有广受称赞的《农政全书》，也有被认为是“颇多错字、脱文、空格、墨钉、脱页”的马纪所刻《齐民要术》。*肖克之：《〈齐民要术〉的版本》，《文献》1997年第3期。

校订之后，便是进行刊刻了。官刻农书的序跋中对于这一过程介绍却最为简略，往往仅用“命工锓梓”“乃命刻梓”“命工翻刻”等词汇略带而过。值得说明的有如下三点：第一，农书的实际刊刻者是所谓的“匠人”，山东布政使本《农书》中便记载了“刊字匠”“画匠”两种刻者的职业*王祯：《农书》卷末《跋》，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九年山东布政使司刻本。，而这些人员的姓名有时也会附在卷末，如《常熟县水利全书》中便有录“谭伯翔刊”。第二，主持农书刊刻的官员实际很少监管刊刻工作，往往是参与校订的下属掌管，因此在书中时常出现“某某校刻”的字眼，例如南京太常寺所刻的《皇朝马政纪》，作为实际撰者的杨一清便在序言中写道：“授南京太常寺臣李博士、陈薄校刻。”*杨时乔：《皇朝马政纪》卷首《皇朝马政纪序》，《中国茶书全集校正》第6册，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3104页。第三，记载官刻农书刊刻资金的史料不多，但是就笔者所见，仍是公帑资助为主，如嘉靖甲辰本的《便民图纂》便是“工价、楮费皆奉命以官公，盖不以利民之为而先损民也。”再如松江府所刻《东吴水利考》则是“动本院赎银鸠工庀料精刻成书。”

刊刻之后，农书又是如何流传的呢？就笔者所见，这些书籍的接受对象大体可以分为官员、专业人员与一般士人、百姓三个层面。官员所接收到的农书基本为一些大部头的农书与荒政、水利方面的农书，他们大体可以通过两个渠道获得，其一是上司刊刻农书的下发，如王祯《农书》在山东布政使司刊刻后，便“分发所属府州县学掌印治农等官，俱要用心讲求，著实劝课。”其二是上司官员版刻完成后，下属官员派人前往刊印，例如《重刊救荒活民补遗书》，陕西布政使司便要求“所属府州县，自备纸劄，差人赴司，各印数本。”*董煟撰、张光大新增、朱熊补遗：《重刊救荒活民补遗书》卷首《檄文》，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四十年刻本。而所谓“专业人员”的农书获取，则集中在畜牧兽医方面的书籍，因为这些书籍关系到管理与治疗牛马，刊刻后大多被选为教材，以作培训之用，例如杨一清刻完《司牧安骥集》后，便“遍给监苑，暨诸卫所边堡，俾师以是而教子弟”。*佚名：《司牧安骥集》卷首《重刊安骥集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030册，第456页。张世则重刻同书之后，仍是“命各监正与之，处立为师，选牧军子弟识字者，从习其业。”*佚名：《司牧安骥集》卷首《安骥集序》，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二十一年张世则刻本。此外，一般士人与百姓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获得官刻农书，既有篇幅较小的《宝坻劝农书》，据袁黄所记，该书“里老以下人给一册”*袁黄撰、郑守森校注：《宝坻劝农书》，第2页。，而篇幅巨大的《农政全书》，虽然不知道具体刊刻数量，但当时普通乡绅王道明在其藏书目《笠泽堂书目》中便录有该书，可以说明《农政全书》的刊刻不仅仅面向官员，至少地方士人也是可以获得的。*王道明：《笠泽堂书目》，《稿抄本明清藏书目三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128页。

三、农学知识的的传播

官府或官员将农书刊刻以后，便通过不同渠道促进书籍的流传。阎瑞雪关于宋代医学知识传播的研究证实“方书是医学知识扩散的重要媒介，很多人都是通过读书来获取医学知识的。”*阎瑞雪：《宋代医学知识的扩散》，《自然科学史研究》2009年第4期。以下检讨农书官刻对于农学知识传播的意义。

首先来讨论明代官刻农书主要传播了哪些农学知识。明代专业性的农书增长迅速，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花茶谱录，而这些农书大部分为私人撰修与刊刻。*曾雄生：《中国农学史(增订本)》，第456页。白馥兰认为，私修农书与官修农书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即官修农书大部分带有“教化”或“农政”的色彩。*[英]白馥兰著，吴秀杰、白岚玲译：《技术·性别·历史——重新审视帝制中国的大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05—232页。这一论断在官刻农书领域也是成立的，可见表2。

表2　明代官刻农书内容分类表

表2可见，明代士大夫广泛撰述的花茶谱录并未获得官方刊刻的青睐，官刻农书更多的集中于综合性农书与以水利、荒政为代表的“农政书”。当然，这些书籍仍是具有技术性的，如《农书》的刊刻，便是因为山东地方“男堕于耕，女不知织”，通过这本“凡南北治农治蚕之法纤悉具备”的农书来教导民众掌握农业技术。*王祯：《农书》卷末《跋》。不过，另如《多能鄙事》所录的日用技术囊括了饮食、农圃等多个方面，而地方官员刊刻此书的目的却不仅仅是技术知识的传播，在他们看来“显晦，时也；巨细，事也。而道则贯于显晦巨细之中，非显晦巨细所能夺焉。”儒家官员所追寻“道”正隐藏在日用的技术之中，日用技术的传播也是“教化”的传播，最终达到“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目的。*刘基：《多能鄙事》卷首《多能鄙事序》，《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532册，第461—462页。此外，作为“农政书”的水利、荒政书实际并无多少农业技术方面的知识，而是以关于“治理”知识为主，着重维持地方秩序，地方官府刊刻这些农书也是为了供给官员阅读，如《东吴水利考》的“牌记”中所言：“江南水利，最关民生休戚，有地方之责者，亟宜悉心料理”。*王圻：《东吴水利考》卷首《牌记》，第112页。而此书的刊行则使地方官僚对于“东南利害，瞭然指掌。”*王圻：《东吴水利考》卷首《东吴水利考叙》，《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22册，第2页。由此可见，官刻农书主要传播了三种性质的农学知识：技术、教化与治理。

其次，讨论官刻农书对于农学知识的传播有着怎么样的帮助，这主要体现在农书的官刻可以延续并扩散前人已经生产出的农学知识。第一，官府或官员对于前代农书的翻刻，正是在时间层面继承并传播旧有的农学知识。传统社会技术知识水平发展缓慢，即便早明代近千年便已成书的《齐民要术》，在当时仍然被认可为“训农裕国之术”*贾思勰：《齐民要术》卷末《齐民要术后序》，《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子部第131册，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600页。，但是该书在明代的流传情况却不佳，据张国维所言：“贾氏所传，在宋遂为秘本，非劝农使者，不得受赐，民间传写纰漏，特赝本耳。”*徐光启撰，石声汉点校：《农政全书》附录1《平露堂原序》，第1461页。因此，万历二年马纪在湖湘所刻的《齐民要术》成了有明一代诸种刻本的祖本，后世私刻的《秘册汇函》与《津逮秘书》中所收的本子皆出自这一系统。*[日]天野元之助著，彭世奖、林广信译：《中国古农书考》，农业出版社1992年版，第84—85、125—126、164—168。与之类似的是王祯《农书》，据嘉靖九年山东布政使司刊本的跋文所言：“(该书)惜乎久无刻本，民鲜得观，即今流传抄本见在。”*王祯：《农书》卷末《跋》。而该本刊刻之后，万历二年济南府章丘县刻本与万历四十五年邓渼文远堂刻本皆为此本之翻刻。*[日]天野元之助著，彭世奖、林广信译：《中国古农书考》，农业出版社1992年版，第84—85、125—126、164—168。由此可见，旧有农书中的农学知识也在官刻过程中随着文本的再次刊刻而重现和流传。

第二，官刻农书可以促进私人农学知识的“公共化”。例如卢翰所撰的《月令通考》，乃是由于作者不满《农桑撮要》“各据一事而未广焉”，于是按月令增补事宜所写，目的在于供“家塾”之用*卢翰：《月令通考》卷首《月令通考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64册，第61页。，而刻者王道增与卢翰“同邑”，在序言中写道：“此通考所由述也，爰命梓以广其传”。*卢翰：《月令通考》卷首《月令通考叙略》，第62页。由此可见，该书在撰写完成之后的流传范围应该是在卢翰的亲友周边，作为浙江巡按的王道增刊刻此书便将私人撰修的农书“公共化”了，使得此书能够走出原作者的生活圈，并使其所载的农学知识不仅供“家塾”学习，而且达到“有补于世”的作用。另一个例子是《救荒本草》的刊刻，该书最早为永乐四年周藩所刻，这一版本并未流传开来，大约只在藩府有藏，直到嘉靖四年李濂重新发现后才渐渐为人所知：“《救荒本草》二卷，乃永乐间周藩集录而刻之者，今亡其板，濂家食时，访求善本，自汴携来，晋台按察使石冈蔡公，见而嘉之，以告于巡抚都御史蒙斋毕公，公曰：‘是有裨荒政者。’乃下令刊布，命濂序之。”*朱橚撰，王锦绣、汤彦承译注：《救荒本草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因此，农书的官刻可以扩大一些私撰农书原有的交流圈，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交流圈的扩大，往往与农书在地域间的传播联系在一起，如《月令通考》诞生于南直隶凤阳府，而其官刻地却在浙江省，《救荒本草》诞生在河南开封府，而它在嘉靖年间的重刊却在山西。

那么，官刻农书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方性农学知识的交流呢？根据先前学者的研究来看，对于此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而且曾雄生还通过宋代士人苏轼的个案，揭示了这种流动的方向：“士人的流动，特别是南方士人向北方的流动，又大大促进了农学知识的传播。”*曾雄生：《宋代士人对农学知识的获取和传播——以苏轼为中心》，《自然科学史研究》2015年第1期。杜新豪进一步论证，在明清时期作为当时农业发展最高峰的江浙，成为农学知识的主要输出地。*杜新豪主要利用以《宝坻劝农书》为核心的明清农书考察了江浙地区农学知识在华北的传播，具体论文前节注释已揭，不赘。另，本文所指的江浙地区，即是指明代的南直隶与浙江省。在此处则以官刻农书为例进一步深化他们的探讨。

曾、杜二人主要关注到江浙地区农学知识的“北传”。实际上，由于明代江浙士大夫在科举领域内的崛起，在其他地区任职的亦不在少数。从北传来看，除了杜新豪关注到的北直隶外，如河南这样的中原腹地也在接受着江浙地区的农学知识，湖州人茅艮所撰的《农桑谱》即是一例，该书虽已佚失，但据看过原书的人记载其中主要为“湖俗农桑之事”*施补华：《树艺篇序》，《泽雅堂文集》卷3，《续修四库全书》第1560册，第315页。，而是书的刊刻则在于：“嘉靖中，(茅艮)以例为河南布政司经历，作是谱，颁示中州。”*同治《湖州府志》卷58《艺文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208页。从西传来看，早在宣德年间便已开始了，史载苏州人陈述：“由御史历四川左参政……初蜀地之民不知力本，述凡巡历，劝课农桑，教之树艺，自是民用饶裕，复著为书，名《农桑风化录》，刻之。”*嘉靖《嘉定县志》卷8《人物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版，第535—536页。再从南传来看，天野元之助发现江西布政使蒋浤与信丰县知县曾政曾经刊刻过《便民图纂》*[日]天野元之助著，彭世奖、林广信译：《中国古农书考》，农业出版社1992年版，第84—85、125—126、164—168。，而前者为苏州人，后者为应天人，皆为江浙士人，《便民图纂》也被认为属于“江南农书系统”。*石声汉：《介绍〈便民图纂〉》，《西北农学院学报》1958年第1期。

颇有意思的是，《便民图纂》完全可以作为明代江浙地区农学知识在全国范围内传播的范本，官员在该书的刊刻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般认为该书诞生在江南地区，即所谓的吴县知县邝璠的初刻本*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3页。，在这之后，除了蒋浤和曾政在江西省刊刻之外，嘉靖六年云南布政使吕经在昆明再次刊刻，其序言曰：“嘉靖丁亥冬翻刊《便民图纂》成。”*邝璠著，石声汉、康成懿校注：《便民图纂》，“序”，第14、12页。之后，嘉靖二十三年广西浔州府知府王贞吉又刊刻了该书，王氏在跋文中进一步交代，此书乃是奉当时巡按广西侍御陈维一所命刊刻的：“右《便民图纂》二十卷，少岳陈公按浔，命刻之浔也。”*邝璠著，石声汉、康成懿校注：《便民图纂》，第255、215页。据《四库全书总目》的记载，还有一种嘉靖三十一年刻本，《便民图纂》“嘉靖壬子刻于贵州，前有布政使李涵序。”*《四库全书总目》卷130《杂家类存目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册，第784页。最后，于永清又在万历二十三年刻于“上谷”，《便民图纂》至此又传播到了北方边塞。*邝璠著，石声汉、康成懿校注：《便民图纂》，第255、215页。以上可见，《便民图纂》在江西、云南、广西、贵州、陕西等地的传播都离不开官员的介入。

不过，正如白馥兰所言：“官修农书主要关注的内容是如何改进和传播农业知识，它们被视为政府的工具。这些农书之所以被写下来，主要是让其它官员作‘牧民’之用……这些著作得到地方官员的推荐、刊印和传播，这是他们‘劝农’举措中的一部分，其目的在于让民众受益(‘利民’)，让国家的、社会的、道德—宇宙观的秩序得以维护。”*[英]白馥兰著，吴秀杰、白岚玲译：《技术·性别·历史——重新审视帝制中国的大转型》，第234页。前文的论述与分析也已经证明官刻农书的传播不仅仅是技术知识的扩散，也是教化和治理知识的扩散。

如果我们以江浙地区农书与农学知识的传播为例的话，或可进一步深入以上的探讨。当然，技术知识在官刻农书的传播中仍是相当重要的，如袁黄的《宝坻劝农书》便着重介绍了江浙地区的水田耕作技术与肥料利用技术。*杜新豪、曾雄生：《〈宝坻劝农书〉与明代后期江南农学知识的北传》，《农业考古》2014年第6期。除此之外，蚕桑技术亦是江浙地区输出的一种主要农学知识，上文已引茅艮的《农桑谱》与陈述的《农桑风化录》，这里以庐陵县县丞金瑶所刻的《蚕训》详细说明：

予家素能蚕，苦无桑。嘉靖庚戌春之任庐陵，邸后有桑数株，因取以蚕。属下螺川驿驿丞胡绵，浙人也，以蚕方献予，予按方治之，得茧如卵。越明年，中堂宋十洲先生至，予以告先生，又治之，复然。于是先生命录绵方，刻布之。……土人刘承四者，学绵而精其业，尝取绵方附以古方数条并蚕器图为书，以进先生，受观之曰：“是可见蚕学之大成矣。”余不得以迫辞乃躬订，重刻之。*金瑶：《蚕训序》，《金栗斋先生文集》卷1《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342册，第502页。

《蚕训》已经佚失，以上为刻者金瑶文集中所录《蚕训序》的内容，虽然金瑶率先接触到下属胡绵所献的“蚕方”，但是只有在“刻布”之后才流传开来，且确有如“土人刘承四者”学习了这一治蚕的方法。此外，这一史料的意义还在于记录了地方农学交流颇为良性的一面，即《蚕训》在江西庐陵地区的刊刻确实带动了当地蚕桑活动的进步，且以“刘承四”为代表的“土人”也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接受者，他们可以通过学习而“精其业”，从而丰富原来的农书文本。

另一方面，农书的刊刻也是地方政府传播教化和完善治理的一种方式。《便民图纂》的刊刻地，除了早期的南直隶与江西之外，后期的数次刊刻全部都集中在偏远、落后的省份，如南方的广西，在明代虽有一定的发展，但是“和同时期的发达地区相比较，就显得很落后，而这种落后比之宋代的差距则是进一步扩大。”*粟冠昌：《明代广西社会经济发展概况》，《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加之该地区民族众多，冲突频发，时任总督凌云翼有言：“西粤民夷错居，素称多故，屡烦兵力，迄难久安。虽其山川风气使然，亦或限于政教所未及也。”*应槚辑，赵克生、李燃标点：《设县治建州学以图久安以广风教疏》，《苍梧总督军门志》卷26《奏议四》，岳麓书社2015年版，第321页。因此，此处官员刊刻农书的目的，便不仅仅在于传播江浙地区的先进农业技术，更利于技术的引进，促使百姓“力本”，从而达到有效的地方治理。欧阳铎的序言颇代表了这些官员的思路，兹摘录如下：

况广西远中国，俗尚戈猎，鲜事耕织；疾病不知医药，贫于祷祀，夭于巫觋者，其常也；盗贼又不与焉！少岳(指陈维一)盖伤之。是役也(指刊刻《便民图纂》)，以正令典，以通民志，自浅近要切者，以达于广大悠久，呜呼仁哉。*[日]天野元之助著，彭世奖、林广信译：《中国古农书考》，农业出版社1992年版，第84—85、125—126、164—168。

此外，江浙农书的北方流传也具有如上特征，像是经常从技术传播层面被引用的《宝坻劝农书》，其实在教化与治理方面也颇为重视，以下袁黄的独白，并没有提到技术方面的问题。“有能遵行者，免其差役。如农人与工商讼，必稍右农。游手及在官之人与农讼，必重责之。国家之制，惟农为良家子，岂可与杂流为伍哉！考古制：民之生也，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业，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及其死也，不畜者祭无牲，不耕者祭无盛，不树者无椁，不蚕者不棉，不绩者衰。古人之重本如此，今知县勤劝如辈耕织。有事到县者必右力本之农，其能从乡约保正劝息者，知县所甚喜，即与准行。”*袁黄撰、郑守森校注：《宝坻劝农书》，第2—3页。换言之，在以袁黄为代表的地方官员心中，江浙的农学知识或许确实高于其他地区，但是这些知识根本上还是为教化与治理服务的。

总之，本文讨论了明代农书的官刻及其负载的农学知识的传播问题。就所收集到的史料来看，一部农书的官刻经过了获取、校订、刊刻、传播四个阶段，参与的人员不仅是主持刊刻的官员和下属，没有官职、功名的监生、士人也会参与其中。换言之，农书的官刻需要一定的人际网络：一方面，农书在这一网络中流传，使得官员得以接触到它们；另一方面，官员决定刊刻农书后，同样需要依赖这一网络进行校订、梓刻以及传播。在这样的过程中，旧有的农学知识会伴随着官刻再次复活，私人的农学经验也会因官刻而得以公开。因此，在明代，北宋那种“非朝廷要人不可得”的情况基本不复存在。然而，农书的官刻也不全然是“客观的”技术传播活动。赵克生注意到明代家礼“庶民化”进程中，“修书”与“刻图”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换言之，书籍的流转与下移其实也是统治者意识形态的播撒。从农书角度而言，以江浙地区的农书传播为例，论证了在技术传播的背后，教化、治理乃至对“地鄙”民众的规训都随之而至。有意思的是，这些书籍中最为突出的《便民图纂》恰好也是“图”与“文”的结合。*赵克生：《修书、刻图与观礼：明代地方社会的家礼传播》，《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1期。换个角度而言，安德森敏锐的观察到：“印刷资本主义，使得迅速增加的越来越多的人得以用深刻的新方式对他们自身进行思考，并将他们自身与他人联系起来。”*有关农书中的“图”“文”与“劝农”之间的关系，可参考[英]白馥兰著，吴秀杰、白岚玲译：《技术·性别·历史——重新审视帝制中国的大转型》，第255—290页。因此，农书在边地的刊刻也促进了那里的百姓对自身身份乃至对王朝的认同。王廷相在《齐民要术》序言中说：“富民者，农事其先务也；教农者，有司之实政也。”*[美]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3页。实际情况却是，“农民”除了作为被动的接受者以外，几乎很少能参与到农书的刊刻之中。这不禁让人想起了马克思的名言：“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贾思勰：《齐民要术》卷末《齐民要术后序》，第600—601页。

[本文为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明代江南地区农业文献研究”(KYZZ16_036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