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统美学影响下笔筒的演变与发展

笔筒为筒状盛笔的器皿，多为直口、直壁，口底相若，造型相对简单，少有大的变化。笔筒是中国古代除笔、墨、纸、砚以外最重要的文房用具，成熟于明朝中晚期。笔筒因使用方便，很快就风靡天下，至今仍盛而不衰。

清雍正时期，王朝初兴，瓷制笔筒的生产也达到鼎盛时期，笔筒品种繁多，有青花、五彩、斗彩、釉里三彩、颜色釉等。而且装饰图案丰富，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装饰纹样有山水、人物、花卉、鸟兽或题写诗词歌赋等。充分展现古代文人的审美情趣。在古代，笔筒以其艺术个性和较高的文化品位，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睐。明代文人朱彝尊曾作《笔筒铭》①，云：“笔之在案，或侧或颇，犹人之无仪，筒以束之，如客得家，闲彼放心，归于无邪。”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设计，让中国美学文化在历史长河中源远流长。

笔筒的制作除了材质、种类不同，传统绘画技法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二十世纪初期，江西景德镇的瓷画艺人对传统粉彩画法加以改造，用粉彩原料在笔筒上绘制中国画，形成了以“珠山八友”为代表的瓷绘名家流派。不管是以紫砂为材料，或者是以木头、玉石、陶瓷等其它材料为材料，都是构成中华民族美学文化的重要部分。在《考工记》中有这样记载：“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这便足以说明中国古代工匠在设计文房用具时遵守着因材设计的原则，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师法自然”极其相似。

二、古代文人美学思想的具象化

笔筒自古以来就是文人雅士喜爱的文房用品之一，它既可供使用，又可作观赏，因而书房的陈设高雅便成为品评文采的标准之一，各式各样精美的笔筒应运而生，许多供皇室御用的笔筒，成为中国历代工艺品宝库中的精品。由于明清时期的城市经济不断发展，文士阶级也随之扩大，人们对文房用具的需求与日俱增。与此同时，封建社会的束缚关系逐渐减弱，工匠的社会地位有所提升，这就为工匠提供了艺术创造的空间。这一时期的文人士大夫普遍追求脱离世俗的闲情雅致，执笔书写个人的情趣。笔筒为这些具有较高气节的文人所拥有，自身也具有了一定的雅致。

有关笔筒的文献记载，最早见于三国时期。到明末，由于政权不稳，文人厌恶政治，逃避现实，大兴奢靡之风，一味追求生活中的美器。笔筒作为案头文具中最具装饰性的代表，备受追捧。文人雅士无不以获取美器为荣。据《广志绎》载：“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盛。至于寸竹片石，摩弄成物，动辄千文百缗。”这一时期，文人自制成癖，工匠穷极工巧。许多精美绝伦的笔筒，令今人叹为观止。表达了古代文人的文化思想和对文具的感情，体现了他们的文化内涵和修养，也有着许多耐人寻味的故事。

到了明代，文房用具逐渐朝向兼具实用功能与艺术欣赏价值的方向去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笔筒的发展。作为盛笔的器皿，可以说，笔筒的出现与中国古代文人的活动息息相关，因为笔墨文章是当时绝大多数文人的一生追求。如此一来，笔筒作为文房用具成为文人抒发笔墨情趣的工具，在文人的书斋中频繁出现。记载文房用具的历史文献也有很多，笔筒等很多文房用品的叙述都被记载在《洞天清录集》②中。

三、笔筒蕴藉的传统美学文化

笔筒的形成，与中国传统美学文化的形成有着紧密的联系。从物质层面出发，瓷、木、竹、玉、漆等等各种材料都可以当做笔筒的载体；从精神层面出发，笔筒在一定程度上围绕着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以及禅学思想而设计，中国古代的《天工开物》、《考工记》等著作有记载笔筒的具体设计。

很明显笔筒产生的动力源于人类的需求。又以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笔筒作为书法艺术以及绘画艺术的工具，其设计也遵循着中国传统美学艺术的原则。“天人合一”③ 是中国传统美学艺术的最高境界，强调审美境界与人生境界的统一，自然而然地影响着文房用具的设计。在这种美学思想的影响下，笔筒的材料选择，不管是竹木、玉石、象牙、亦或是陶瓷、紫砂等，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取自于大自然的。

从笔筒的造型方面来讲，其造型也遵循着“师法自然”的传统美学原则，造型相对简单，少有大的变化。从中国古代笔筒的造型方面去看，其造型用“气韵生动”这个词语修饰再合适不过了，这是笔筒的审美体现，也是中国民族独特的精神之美的体现。

在笔筒的造型设计中我们也可以窥探出“道” 作为中国传统美学文化的重要部分，我们无法通过语言对“道”做出解释，因此，“道”的体现必须要依赖于某种技艺，微妙地将其呈现出来。在此情况下，中国古人在笔筒的設计造型中有所体现。在笔筒中的“道”即为“道”的物化，让生命体与自然生机巧妙融合。

结论

通过分析笔筒，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中国传统美学的朴素自然。笔筒的选材都是直接取自于大自然的，亦或是通过自然中的材料加工而成。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中国人对于自然都是极其崇拜的，因此，中国现代有“人与自然相统一”的说法，中国古代有“天人合一”的说法，中国传统美学文化注重内涵、注重内在精神，笔筒为中国文人所拥有，文人又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因而在历史发展中具有极高的地位。

注释：

①明代文人朱彝尊曾作《笔筒铭》，云：“笔之在案，或侧或颇，犹人之无仪，筒以束之，如客得家，闲彼放心，归邪于无。”

②《洞天清录》一卷，宋赵希鹄撰，希鹄本宗室子，《宋史·世系表》列其名于燕王德昭房下，盖太祖之后，始末则不可考。《洞天清录》共十章。对鉴别古代笔墨纸砚，翰墨真迹等，追源挖根，旁征博引，辨析十分精审，被鉴赏家奉为指南。

③“天人合一”的思想概念最早是汉代儒家思想家董仲舒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宇宙自然是大天地，人则是一个小天地。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故一切人事均应顺乎自然规律，达到人与自然和谐。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作者简介：刘换换（1993年 12月-），女，河南省焦作市人，河南大学艺术学院，国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