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爪

科幻小说，归根结底是向我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空间。在空间概念上，读者与作者一起，构筑边界，定义局限，想象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

尽管严格意义上的科幻作品是近现代以来的产物，然而从2500年前柏拉图的《理想国》，到500年前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便已寄托了人类对空间逃亡的愿望。就像詹姆斯·布雷洛克在《挖掘舰利维坦》（The Digging Leviathan）中，为其长着鳃和蹼趾的主人公吉尔·皮奇所提供的“通往其他世界的窗户……使他顷刻间看见了一条可以从窗台上跳出去的路”。

乌托邦/反乌托邦主题下的两种主要形态：极权政府和消费主义，结合了星际空间征服、外星人/电子生命入侵等叙述手段，间或穿插女权以及种族诉求，直至新世纪以来的硅谷小说……从根本上，都是在一边探索理想——理想社会或理想生命形态，一边反抗各种形式的奴役，这种“空间实践”也就满足了某种普世目标：它描画未来或另类社会，在一个想象出来的世界里建造一个可持续的，文化和政治上统一的人类社区。因此可以说，乌托邦构想是科幻文学的基石。而科幻则进一步打破了经典的乌托邦/反乌托邦想象传统，重新定义它的审美标准，为其写作形式赋予新武器。

雏形及分类

“可我很严肃地，并且有很好的理由去相信，制造出飞行战车是可能的。人可以坐在车里，施以动力，人即可借由它飞向空中。而这还可以做到足够大，以同时装载更多的人，以及食品和旅行用具……同时还有足够的可能，我们能够发明出登陆月球的方式，如果这样的尝试成功了该是多么令人高兴啊！”

这段话今天看来，着实不咋地，但你决不能因此忽视它，因为它出自一部1638年的著作《关于一个新世界和另一颗行星的讨论》（A Discourse Concerning a New World and Another Planet），作者是一位信仰科学的英国圣公会主教约翰·威尔金斯。而登月这件事，后来证实比主教当时以为的要困难多了，一直过了三百多年，到1969年7月20日才实现。而威尔金斯的本意，当然不是预言几个世纪后的阿波罗十一号，在他那个时代，那仅仅是对时空认知的敬畏和惊叹。

再晚些，出现了被科幻迷们昵称作虫眼怪BEM（Bug-Eyed Monsters）的早期形象吉波林——邓萨尼勋爵在《吉波林的宝藏》（The Hoard of the Gibbelins）一书中塑造的拥有财宝无数富甲一方的贪吃怪物吉波林。BEM像激光枪、太空船一样成為科幻武器库中的常备物资，往往心怀恶意，形容丑陋恶心，肤色泛绿且有黏液。到现在，他们通常已经成为美女主角身边长着两只犄角的人畜无害的滑稽萌宠，任由真正的恶棍或者英雄在远处某个地方引爆原子弹。

瑞典科幻作家山姆·朗德沃曾经把20世纪中晚期的科幻迷分成几类，并分别将其比喻为一个俱乐部里的不同人群。这事实上把科幻作品本身也分成了相应的几类。

一类是自20世纪初期开始，就坐在书房旧椅子上打盹的长者，德高望重的花白头上盖着《惊奇故事》或者《惊人的科幻小说》等杂志。①他们就像拿破仑麾下精锐的老禁卫军，读的科幻小说重点在科学，不能忍受任何没有文学价值的东西出现，任何科学准确性的偏离都是不可原谅的罪过。

太空歌剧爱好者则蜷缩在一堆一堆的《骇人故事》《未来船长杂志》《刺激惊奇故事》以及《E. E. 史密斯作品集》②下面，双目炯炯地紧追蟹状星云中最新的太空巡逻，那里模样最龌龊不堪，浑身幽绿的虫眼怪BEM正在设下毒计暗算人类，原子弹在爆炸，女主角在哭泣，太空船像受惊的母鸡一样跳出跳进。

类似地，从他们捧读的血淋淋的《诡丽幻谭》③和H. P. 洛夫克拉夫特可以轻而易举地分辨出恐怖故事粉来，这伙人相对小众，也不太受主流待见。

而奇幻、剑与巫术小组则聚集在书房后面的小屋子里，小心翼翼地摩挲着手里的剑。他们也比较小众，但相对较为人所接受。

社会变革者们坐在吧台边，就未来的人口过剩、食物危机、环境污染、人类终极目标等问题交换意见，他们被站在书房和吧台之间的H. G. 威尔斯的部队焦虑地注视着。

“新浪潮”的拥戴者们聚在外面衣帽间里，这是一群留着胡子和长头发的人，热衷于实践新的文学形式，大嗓门十分招人讨厌，把包括俱乐部老板雨果·根斯巴克叔叔在内的任何人都不放在眼里。

而这些分支分类终究只是一块硬币的不同面而已，所有的早期科幻作家的写作都将主题建立在已知的或那个年代尚处于怀疑和假想阶段的科学事实之上，科学只是他们表达的一块背景布，读者且信且疑，绝不会把它们当作《大众机械》（Popular Mechanics）杂志来对待。科幻这一标签源自世纪更替之时，当书商和报刊亭忽然间手里拿到一本H. G. 威尔斯的《世界大战》（The War of the Worlds）或者爱德华·贝拉米的《回顾》（Looking Backward）这种书时，左看右看，发现它们显然不是爱情故事，也不是西部小说或者战争小说，尽管这些元素都存在，出于分销的目的，这些东西总得要一个名字。它们之中充斥着各种发明、时光机、太空飞行器等稀奇古怪的物事，那只能是科学冒险，科学幻想了。

那么与奇幻小说之间有什么差别呢？如果一部书这么开头，“在广袤的太空中有一群人，居住在这样一个世界，那里所遵循的自然法则与我们有所不同，是一种叫魔法的东西”，这时总的来说你可以断定这是一个奇幻故事。然而如果开头是这样的，“这里有这样一个世界”，接下来故事是相同的，但暗指这是地球几千上万年前殖民实验的一个结果，它就成为一个科幻故事，因为读者有了一个暂且相信它的基础，这在某时、某地是有可能发生的。奇幻仰仗的是作者的语言，而科幻依赖的是一个逻辑假设，作者在这条逻辑道路上诠释故事。

乌托邦与科幻

科幻当然是一个现代的概念，但回望溯源却绝非为了拉经典站台。

玛丽·雪莱发表于1818年的小说《弗兰肯斯坦》的成功，很显然传递出了一种普遍的对于工业革命的担忧，这种忧虑与后来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以及再后来哈里·哈里森的《让一让！让一让！》（Make Room！ Make Room！）中所表现出来的担心十分相似。《让一让！让一让！》中人口过剩这一幽灵取代了弗兰肯斯坦这个被制造出来，却转而报复主人的怪物。这些，很显然都是发生在社会迅速变化，安全感丧失，对未来感到焦虑的背景下。

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动地球。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找到了那个支点，电力，它真正撬动了工业革命的杠杆，也为科幻小说带来了突破。一时间，神圣的机器变得至高无上，似乎在它的帮助下，人类将从此无所不能。人们对技术进步报以无限的信任，维多利亚女王心安理得地看着从铁轨和钢铁厂冒出的黑烟，尽管遮天蔽日，但它代表着进步。

儒勒·凡尔纳出现了，他向地球深处探索，有了1864年的《地心游记》；他用空心炮弹将人发射去月球，有了1865年的《从地球到月球》；他在1869年的《海底两万里》中乘坐神奇的潜水艇“鹦鹉螺号”环游世界。如果说至此他还沉浸在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兴奋中的话，下一部《贝根的财富》已经开始不一样了，后者塑造了两个超级城市，一个法国的人文城市和一个德国的工业城市。神圣的机器已经开始变得危险。梦想家对机器文明感到了失望。等他写到《神秘岛》时，科学本身仍然是完美的，而这个原以为的乌托邦天堂似的巨型岛屿则无可避免地面临灾难，因为它的创造者已经无力控制他们已经启动的进程。

维多利亚人的信心在钢铁奇观的阴影下屹立不倒，理想主义者开始召唤新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机器取代工人，人类社会一夜之间将变得无比繁荣和幸福。H. G. 威尔斯在这个时候，对乌托邦理想依旧保持着深深的怀疑态度，他先后发表了《时间机器》和《莫罗博士岛》，后者深受吉卜林《丛林奇谭》的影响，讲述了莫罗博士的活体解剖实验，试图利用动物来生成人类。吉卜林的“丛林法则”是对丛林生活的某种理想化，威尔斯的兽人则是戴着面纱的试图超越动物阶段，对其创造者十分崇拜的某种类人。

随着一战爆发，机器文明的蜜月结束，维多利亚时代随“泰坦尼克号”一起葬身海底。威尔斯在1914年的小说《获得自由的世界》中预言了新的战争和原子弹，随后他并没有等多久。

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几乎从一开始就自带反乌托邦性质。莫尔的乌托邦原书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当时所处的社会做出猛烈批评：专制、权谋、灾难性的战争、罪恶的高赋税、残忍的法律制度。第二部分是这部小说的真正主题所在，他描述了一个存在于乌托皮亚岛上的想象中的共产主义社会。前一部分坚硬不屈，第二部分的田园牧歌成为后来乌托邦梦想土地的蓝本，与莫尔的英格兰形成刺眼的对比。莫尔众所周知被亨利八世砍了头。这本身就是一个精彩的反乌托邦情节。

后来的作家对完美乌托邦的描述，或多或少会将它形容为一个军营：有吃有穿，还有人替你思考。无论是出现在无名荒岛，在地球内部，还是在月球上，无不带有这种强烈的极权主义态度，有时被放入悲凉恐怖的人类前景，变成为我们熟知的赫胥黎《美丽新世界》，乔治·奥威尔《1984》。

美国科幻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最为人知的三部曲“基地系列”所描绘的未来则使得任何想象中的社会都黯然失色。

“……第十三个千年，这一发展达到高潮。在这个持续了几百代而屹立不倒的帝国政府中心，位于银河系的中央，它是这个体系中人口最稠密、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几乎是无可抑制地成了人类历史上财富和人口都最密集的顶点。

“它持续进展中的城市化，终于达到了高潮，人口远超400亿，这一巨大的人口毫无保留地投入到帝国建设中……每一天，船队载着来自二十个农业世界的产品运到每一个餐桌上……”

可以看出，几乎所有乌托邦文学的中心都是权力。改变环境的权力，维持个体/个性的权力，将人送上月球的权力，将人置于自然法则之上的权力，利用人类天才的帮助，在地球上建立理想国度的权力。粗略地归纳，可以这么说，乌托邦小说几乎统领了科幻，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将人们对未来的一切天真希望击碎。

后期的科幻作家中，似乎少有人能够找到不对未来抱持悲观的理由。在他们的洞察中，未来不仅不会光明，只会比现在更糟。于是他们召唤出一个人间地狱，让思想警察将公民困于其中，再让工业寡头利用广告来统治人类，然后消费疯狂攀升，而权贵的生活极度奢侈腐化。

维多利亚的社会梦想，这时变成了尖锐的社会批判，有时甚至濒于失败主义论的边缘，而常被称作科幻新浪潮综合征。

斯科特的《银翼杀手》，用密集的城市街道，密密麻麻布满文化符号的建筑，和往往有害人类的新技术，影响了整整一代电影制作人对想象中未来的表达。其结果，从《黑客帝国》到《第五元素》，无一不与《银翼杀手》长得有几分相像。这种对未来的想象，在很大程度上，进入甚至影响了现实。今天我们对曼哈顿、东京、洛杉矶的电子广告牌、霓虹灯闪烁的天际线习以习常时，可曾想一想《银翼杀手》之前的年代？

哈里·哈里森在《让一让！让一让！》中，描述了接近1999年底时的纽约，人口爆满，居住着3500万绝望的居民，那里因饥餓而发生暴乱成为日常，人均居住面积仅四平方码，空气污染超过了灾难临界点，人的生命一文不值。

约翰·布鲁纳《凹凸的轨道》（The Jagged Orbit）中，21世纪由巨大而凶悍的戈兹恰克武器所统治，可以在任何地方，向任何人出售武器，其结果可想而知。

罗伯特·雪莱的《少年民主》（Teenocracy）中，少年永久地接管了美国，这就是说，你若不时髦，你就被淘汰。内阁由一种类似于俄罗斯轮盘的东西选出，而总统，则是位摇滚明星。

以上三部20世纪中后期的科幻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仿佛是对今天世界政治的预言。

早在1931年，赫胥黎写《美丽新世界》时，他本意是想对H. G. 威尔斯《神一样的人》进行戏仿，描述一个虽有可能，但概率并不高的可怕愿景：在福特632年，人类将变得邪恶、淫乱、被药品控制，遭受奴役。而控制全体公民的，却是托马斯·莫尔在15世纪为乌托邦人所发明的同样那一剂药：索麻。

过了十五年，1946年，赫胥黎为这部小说新加了一个序，他说，这一恐怖愿景并非他在1931年初写此书时以为的那么远。于是有批评家指责说，赫胥黎代表了知识分子阶层在危机面前所表现的悲伤无力。

当代的科幻作者在经历了几个轮回之后，已不再将未来的独裁者想象为奥威尔的老大哥。

早期的恐怖愿景建立在奴役制度的基础上，后来的反乌托邦小说则将消费社会的想象作为恐怖的愿景。在这些作品中，消费主义是比老大哥的靴子更为高效的一种独裁方式。

在弗雷德里克·波尔与西里尔·科恩布鲁斯合著的《太空商人》（The Space Merchants）中，这里新的极权国家在一种全新的極端恐怖的细节中呈现，那是一个被广告统治的未来，大公司掌权，金钱为王。

《太空商人》的纽约与《1984》的伦敦截然对立，而追根究底，其奴役的本性却是一致的。老大哥用暴力让对象服从，而新的工业大亨则用药来迷惑他们。奥布莱恩在《1984》里说：“若你想要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你就去想象一只靴子踩在你的脸上——永远。”只是，靴子上印着纳粹印章，或是可口可乐商标都没有关系，唯一的区别在于，后一种情况的受害者可能还被驱使花高价去为踩自己的那只靴子的高级商标付费。

到了《银翼杀手》，仿生人与原生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愈发复杂，从前那种向未来兼容的视角和身份认知被碎片化，变得不连贯，由各种歧义来决定某个行为的动机，读者努力想要从为他们提供的线索中去理解，而每一次所努力获得的认知都被重新出现的视角/愿景/参照点所颠覆，以至于不再出现一个经过整合的唯一结局。

因此，乌托邦的思考与对空间的审视，被在分散中进行探索时所遭遇的典型问题，例如身份认同、区域认同、文化归属等结合在了一起。

硅谷小说

“后现代”之后将是什么？针对这个问题，有人最早在1997年提出“硅谷小说”这一说法。代表作者有包括托马斯·品钦在内的十多位。

硅谷小说看似关注的，是空间上、在湾区崛起的技术产业；但事实上，它们也是时间概念上，周期年代划分中的一刻。所以，在以区域命名的同时，不妨把硅谷小说更多地与21世纪初这一时间线捆绑在一起。

从2017年来看，正在展开的硅谷小说展示出一些共同特征。

通常，当然并不绝对，由男性作者写作，主角往往是女性。有趣的是，硅谷小说，极少对它所描绘的技术以及金融文化这两大硅谷特征表现出喜欢。相反，这些作品都从反乌托邦的科幻传统中进化而来。区别仅仅是，这里的反乌托邦表现的是当下，而不是尚未到来的某个黑暗时刻。

硅谷小说同时还有历史决定论的色彩穿插其中。好几位作者在写作硅谷题材之前，在别处的文学生涯主要是在阿拉伯国家，在关注美国的海外军事干预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按字面上来附会一番的话，他们是从沙漠（desert of sand）征服转移来了在经济上统治世界的硅谷（valleys of silicate），也颇有值得把玩之处。这样的字面意义上的物质基础，使得“硅谷”一词成为一个转喻。

这个词本身的指向很宽松，所以很难界定一个准确的边界来定义这一特定的技术资本主义品牌。

可是，如果你将这个山谷回溯到1956年的“肖克利半导体”，或者再早的威廉·休利特和大卫·普客德于1939年开始的合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惠普，线索就很清楚：硅谷的出现与那一时期的后现代小说同根：反文化左翼加上嬉皮。在这个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尾声时期的许多小说对硅谷文化的影响就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当我们将硅谷小说作为一个分类来谈论时，它的出现就是作为一个当下的参数，表明了现代主义的失败正在渐渐地明朗化。这时，“硅谷”便成为法兰克福学派中所谓启蒙辩证法的一部分，其中“技术进步”代表着“社会退步”，“创新”的企业家精神和创造性方面的表现十分突出，但对于文化和审美方面的振兴却毫无希望。

在劳动力文化、社会保障和个人身份认同这几个问题上，道格拉斯·科普兰1995年的小说《微奴》（Microserfs）最具代表性。小说的题目本身一望即知，巧妙地将微软的后半部分用农奴一词取代。

主人公丹尼尔对他在微软的工作和生活如此抱怨：

“工作、睡觉、工作、睡觉、工作、睡觉，我知道有些微软雇员会伪装他们是有生活的……但你很容易看出，他们是在伪装。”

这里对技术行业雇员的闲暇“生活”的描述，明确地使用了描述女性性高潮时所常用的，带有性隐喻的词。科普兰的硅谷于是成了狄更斯的工厂，或者是出现了障碍的两性关系，唯独不像这个行业所宣称它在追求的高尚愿景。

因此，当丹尼尔的前同事告诉他“历史正在发生，就在眼前，就在这里，在硅谷，在旧金山”时，在激烈地通过数字化劳动而重塑个人身份认同时，丹尼尔选择离开，也就不可避免了。

这种聚焦于以技术为支点的身份认同，与社会保障供给的重新平衡联系起来，是从一开始就勾勒出硅谷小说轮廓的第一个领域。

早在《银翼杀手》时代，身份认同就是科幻作品中挑大梁的一件话题：戴克自己是不是仿生人？争论的结果大体是：是的，戴克本身就是个再生人……嗯，唔，也许吧。20世纪流行的存在主义，提醒很多人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人们被存在的困境只能将人引入更大的困境这件事迷惑过，怎么定义人啦，我们每个人独一无二的特征是否仅仅是可被复制的数据啦，尤其是，我们应该多大程度地相信自己的记忆啦等等，触及每个人对自己身份的认知是否可靠，以及这种认知的反转—再反转。到了所谓的硅谷小说中，这件事又出现了另一个相对简化的角度。

当先驱们在谈论起“工作即是身份认同”这种范式之下的劳动力时的热忱，被技术工业史学家们做过很好的记述。

例如，弗雷德·透纳说，“数字技术”使得早期的硅谷企业家可以“将工作变成玩”，从而抹杀了休闲与劳作的区别。

与此相类似的，黎贝卡·索妮特这样表述：这种将工作和玩，或者说工作与生活合为一体的做法，从一开始就成为硅谷文化的特色。她写道：“硅谷长期以来以其工作时间长而著称，以每周六十甚至七十小时地榨取青年人著称。”

二十年前就有人总结过“加利福尼亚意识形态”：欠缺了自由时间的嬉皮，工作本身变成了自我实现的主要途径。从那时起，就很明显有人试图研究并理解“工作与自由时间”这一个硅谷地区的特有文化现象。

这种充斥了技术行业，全身心投入工作，没有休闲时间的主题，一直持续到这个类型小说最近期的作品中，例如大卫·艾格斯的《圈》（The Circle，2013）便是一部典型的硅谷小说。

这个故事中，一个当下的反乌托邦，也就是书名“圈”所指的公司，它是对谷歌的一个轻度调侃模仿，其运行平台TruYou，驾驭了整个互联网。

TruYou的一个中心前提，就是去除用户的匿名性，这样的一个特点除了再一次引发互联网之初就出现过的关键性辩论外，更将关注点聚焦在了数据资本主义这一话题上。

一度，我们被告知，TruYou的这个原则将给互联网带来闻名，并消除网络挑衅。艾格斯的主人公梅在公司里的上升，惊醒了读者。藏在公司时髦外墙后的反乌托邦世界，正是通过量化后的理想化身，在想象的数据世界中来实现的。

托马斯·品钦的《流血的边缘》（Bleeding Edge，2013）中的尼古拉斯·温达斯特，尽管身处纽约，却无疑包含了诸多硅谷小说的特性，是一群崇尚年轻和工作的，却尚未被毁掉的，入门级“聪明混蛋”。

《圈》中，公司的办公空间是一个重塑世界的转喻，那里有美食餐厅、健身房、电影院、休息室，表面上，为员工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功能社区，事实上它与封建体系存在极大共性，在这个封建体系中，员工被安置在公司所拥有的土地上。

这样的一个世界，与公司园区外的湾区社会的日渐衰败形成强烈对比。这种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驱使当地以及联邦政府放弃大量的公共开支，以维系收支平衡。《圈》中所展现的新型私有福利支付，使员工在公共福利不复存在后获得保障，而代價是，他们将不得不随时为公司工作。

在艾格斯小说中的人物可以获得的自由受到这种经济依赖的极大限制时，自由时间与工作之间的界限便被抹去。

很显然，《圈》以及类似硅谷小说中，这种休息室更是某种程度的控制和敦促生产，而非解放。它们是将工作包装为事业（下转第216页）（上接第222页） 机制的一部分，用来混淆个人认同，这从梅的引诱性说词“工作就是快乐”中得以体现。

硅谷小说极其所描绘的凄冷景象，当然并非作者们“科幻”出来的想象，在北美作家中向有传承。从菲利普·迪克到威廉·吉布森，后者的赛博朋克创造似乎通常被人当作硅谷的座右铭而非警示。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这一小说类型中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例如2015年的《心劫》（The Heart Goes Last）便延续了其1985年《使女故事》中监狱社会的设定。

科幻之有别于主流文学，也许在于其颠覆性，H. G. 威尔斯从未被英国文学界真正接纳，也在于他的颠覆性，其中巨大的变迁随时可能发生：环境、未来、对待生命的态度。科幻的力量永远存在于它的想法和理念当中，而不是其形式上。它的价值不取决于火箭的部件、机器的功能、遥远世界的运转效率，而在于它所传递的信息。四度雨果奖，三度星云奖获得者，美国科幻作家弗雷德里克·波尔说：“描述科学将会有什么发现，那不是科幻小说的责任。科幻的责任更多在于去表现人类将有可能拿这些科学发现做什么。事实上，这就是科幻比任何其他工具能够做得更好的一件事，很可能也是唯一的一件事，那就是让我们认识到后果。”

责任编辑 杜小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