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凯旋

万物皆有时。有的作家喜欢联想自己的出生日期，将其看作是一种冥冥中的定数。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出生于1929年4月1日，他说这决定了自己的写作风格是幽默；罗马尼亚诗人、哲学家卢齐安·布拉加出生于1895年，他说：“那一年发现了X光，为我们的不透明的世界带来了透视。”

的确，布拉加的写作风格是透视，像水晶一样战胜混沌，为万物定名。

布拉加出生于一个乡村牧师家庭，幼时他曾患过失语症，在自题诗中他写道：“布拉加像天鹅般沉默。”这句诗仿佛就是他一生命运的缩影。两次大战期间，他是罗马尼亚一位重要的诗人和哲学家，他在1919年出版诗集《光明诗篇》和箴言集《神殿的基石》，此后又出版多卷本哲学著作。

在此期间，他当过外交官和大学教授。1948年，他因拒绝支持新生政权而被大学解雇，在克鲁日一家学院分校当图书管理员，直到1961年去世他一直不能出版作品。1956年，他一度被推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但罗马尼亚当局遣人前往瑞典抗议，反对的理由是，布拉加是一位唯心主义哲学家。

多年的时间里，布拉加的创作遭到彻底禁止，只能埋头翻译歌德的《浮士德》，同时他继续写出组诗《岁月之歌与记事》和自传体小说《冥河上的卡隆渡舟》。2008年，罗马尼亚人文出版社重新出版了他的箴言集，并且增加了他在1948年后秘密写下的一千多则箴言。在这部箴言集里，可以看出歌德的理性主义对他的影响。

写作箴言在西方其来有自，《圣经》里就有箴言篇，西方许多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也都采用过这种体裁，如法国作家拉罗什富科的《箴言集》，就是一部举世闻名的作品。这种样式要求广博的知识，表现出哲理、智慧、幽默与警策。好的箴言绝不是那种心灵鸡汤式的肤浅的乐观主义，它发人深省，但未必令人舒服。用布拉加的话说：“箴言文学是思想的食盐。”

布拉加的箴言就是如此。他就像一个隐修士，在洞穴中舔着岩盐，思考古往今来的各种现象，形而下和形而上的，感悟神话、宗教、哲学、文学和女人（他对女性的态度会令女权主义者愤怒），还有大海、树木和风。

这使他的箴言接近于诗歌，作为诗人兼哲学家，他赞赏艺术直觉，同时又认为，不能仅凭这种天赋去发现一种理论观念所能发现的东西。他写自由：“只有在我们完全无知的环境中，我们才是真正自由的。这比任何因素更突显人类生存环境的可怜。”写谎言：“谎言是真理的假期。难道真理不也需要假期吗？”写人生：“人可能有两种方式走向衰老，那就是：或是变得越来越像一只猴子，或是沦为越来越像一尊雕像。”

除了猴子和雕像，我们想不出当人衰老时还会有比这更好的样子了，普通人最后都变成了猴子，那些名人则变成了雕像。布拉加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同时他也不是一个宗教信徒，但他相信万物有灵，每一个自然物体都与远古神话联系在一起，从海洋的苦恼、花儿的思考和婴儿的啼哭，他看到自然的律动与和谐。这是一个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诗人的特质。所有的诗人都是自然神论者。

当这位智者思考文学时，总能说出精辟之言，如一则箴言写道：“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才华的压倒优势的贡献无不是疯子们做出的。一旦剧本的主线有陷入平淡的危险，疯子立马出现，观众一下子变成神明！”莎士比亚，这只以赛亚·伯林所说的狐狸，一直都在嘲笑人类，而人类却浑然不知。

有意思的是，在布拉加的箴言里，罗马尼亚的现实是缺席的。这方面，他表现得像是一个活在过去的启蒙主义者，沉浸在形而上的思考中。偶尔，他的思考也会涉及现实，闪烁着箴言的理性之光，如：“天堂大门上的题铭：‘光明产生罪孽。”“历史与乌托邦是连通器。”“在任何为理想而战的斗争中，混杂多少不现实的条件和多少空想的因素！期间发生的一切仿佛你想把自己的动产和不动产等全部财富遗赠给一个天使。”

在他后期的箴言里，他写道：“凡是辩证法说‘质的飞跃之处，神学家说是‘奇迹。但这两个词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比另一个更有助于解‘惑。”“无神论者不是不信上帝的人，而是心目中没有任何神圣事物的人。”“没有任何东西比恐惧‘异端更能产生那么多‘异端。”看起来他对现代的“真理”有太多的了解，所以他更愿意思考那些声称没有“真理”的现代思想。他谈论较多的是存在主义。

二十世纪中叶，存在主义思潮在西欧兴起，并扩展到东欧国家。在东欧文学家眼里，世界的荒谬与个人的反抗正好契合了他们的存在感受，因而对存在的思考也成为他们的创作主题。所不同的是，由于曾经历纳粹统治，他们更偏重社会的存在，而不是个人的存在，这使他们作品中的人物表现出一种不自由的选择。

在布拉加看来，西方的存在主义者不同于东欧的存在主义者，“西方的存在主义者依然在咖啡馆里虚度时光而迟迟不能成熟，摆脱不了青春期危机，而这里的存在主义者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他所批评的西方存在主义者自然包括萨特、波伏娃等左派，如萨特就宣称，在一个无意義的世界，“人注定是自由的”，个人可以通过“自由选择”实现自我存在的本质，其作品人物也大都是一个封闭情境中具有自由意识和行动的个人。

但是，面对世界上另一部分人不能自由选择的命运，这一命题显得过于肤浅和造作，正如加缪针对萨特《恶心》中主人公的反抗行为所说：“那是由于太多的自由造成的。”东欧知识分子的存在处境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南斯拉夫作家希塔伊奈尔曾流放西伯利亚二十年，在一次演讲中被问及他的理想，他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我们被降低到只有最低级的生物本能，最基本的存在需求。根本不会想到意识形态；我们唯一的意识形态就是活下去。”

可以说，东欧知识分子才是处于一种真正的存在之境中，体验了存在。相比之下，西方存在主义者所想象的焦虑与反抗就显得有点轻飘了，其“自由选择”不过是浪漫主义的一种自我实现，缺乏真正的历史分量。对此，布拉加不无讽刺地说：“假定存在主义者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体系里，看一看他们在自己的故作深奥的理论中所论证的种种无谓的重大忧虑会产生什么结果，或许是很有趣的……”

归根到底，自由意识与自由是有区别的。布拉加在箴言中指出，自由意识永远都溢出我们所享有的自由，这是因为主导我们的许多条件是我们所不知的，西方存在主义者假装感觉到存在的重量，“由此产生了一个夸大人的处境所固有的悲剧性和赞美人的坚强意义力的机会”。实际上，这种存在的荒谬感虽然具有现代性，但同时也是开放社会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存在主义的虚无不过是“无能的哲学，失败有理的诡辩，贫乏的论说”。

当米沃什读到西方现代诗人和作家将城市或自我描写成地狱时，曾感到非常好笑。在布拉加眼里，西方存在主义者同样是生活在存在的边缘，但却自以为处于存在的中心，他们从理论上理解存在，以为自己能够绝对自我实现，其实不过是演绎存在的演员。正如布拉加所说：“西方人（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萨特）心存‘深渊，东方人（老子、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主人翁阿廖沙·卡拉马佐夫）有‘深度。”

布拉加甚至认为，存在主义的狂热是有害的：“存在主义者给我的印象是一些健康人正在人为地制造病。他们的狂热没有丝毫好处，也无益于消灭某种疾病。何况，据了解，存在主义者没有亟须根治的任何毛病。”他之所以反感西方的存在主义，除了坚持理性主义的价值观外，更重要的是捍卫精神自由，而海德格尔对纳粹体制的认同，萨特、波伏娃等人对斯大林体制的赞美，大概也是布拉加对存在主义持批判态度的原因。

在东欧知识分子眼里，西方左翼对自身社会的批判虽然自有其正当性，但他们一厢情愿将东方看作理想国，却表明了他们的无知和缺乏良心。在与萨特等人发生争论时，加缪曾指出萨特们的逻辑悖论：“假如你们作为存在主义者，不相信那种必然性——历史可以为你们所用，或者历史可以回溯地证明过去的罪恶为正当——的话，你们怎么能赋予暴力以正当性，或拒绝使用于正义和真理的普适标准？”布拉加在箴言里更是直言不讳地说：“存在主义是由各种极度平庸的观念构成的一种哲学。”

现代人总是在不断追求知识时尚，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后后现代主义……仿佛非如此就会显得落伍。这是一种现代病，当思想家们纷纷抛弃古典传统中的常理时，套用米沃什评价加缪的话来说，布拉加“有勇气讲出最基本的东西”。那就是：“我们徘徊在绝望的原野上，时时把自己的影子当作石柱来依傍。”这也是布拉加的箴言。

1961年，布拉加因病去世，在其生日那天归葬在家乡的山坡上。他生前曾预言，他的时代将会在他身后到来。又过了二十余年，他的作品终于得以出版，就像他给女儿取的名字“渴望”，自由的思想是不会被湮没的。罗马尼亚人重新认识了这位世界文化名人。一些大学和城市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图书馆和广场竖立起他的雕像。

而竖立在人心中的，是他的作品。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苦难，罗马尼亚人将会铭记布拉加写下的箴言：“大洪水：不要忘记，末日审判的总排演已经进行过！”

[花城出版社“蓝色东欧”译丛已出版卢齐安·布拉加作品：《神殿的基石——布拉加箴言录》（陆象淦 译）、《罗马尼亚当代抒情诗选》（高兴 译）]

为诗歌辩护

昆德拉曾断言，小说家与诗人属于两种不同的思维。他把诗人的激情看作是造作的“刻奇”，在小说《生活在别处》中描写了许多诗人的悲剧，这些悲剧不是来自诗人的孤独，而是来自诗人的绝对。昆德拉在这里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雪莱在《诗辩》中所謂诗人是世界立法者的说法是可疑的。就诗歌与生活的关系而言，今天的诗人与从前一样，需要为诗歌的合法性做出辩护。

诗歌属于最古老的艺术，它一直被视为文学的皇冠。十九世纪以来，诗人更是处于历史舞台的中心，被社会赋予崇高的地位。苏姗 桑塔格指出，浪漫主义具有鲜明特征的主题之一，就是捍卫诗歌。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雪莱、拜伦和诺瓦利斯都认为，诗歌是自我、心灵和情感的表现。诗歌代表了自由，做一个诗人就是做一个自由人。通过诗歌的狂喜精神，诗人获得不朽。

现代诗歌的基本属性来自十八世纪的浪漫主义思潮，即价值源于主观心灵，它们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创造的，诗人在作品中创造意义世界，赋予生活以意义。因此，诗歌的底色就是理想主义，它总是站在生活的高处，眺望远方，以对抗平庸的日常生活，并给那些孤独的人们带去安慰与希望。在苦难的时代，诗人往往被视作时代的英雄。

然而，诗歌本身并不是一个整全的知识体系，像其他任何人类知识一样，它有着自身的限度，只能反映部分真实。将文学完全混同于生活，并以此美学模式运用于社会政治领域，这是文学的正当性在今天面对的最大质疑。诗人被赋予建构意义世界的特权，却试图将诗意的栖居扩大至生活的日常性。

正是由于此，许多诗人或有诗人气质的小说家曾高度认同乌托邦理想与仇恨哲学。他们放弃了诗人的自我，讴歌伟大的历史进军，赞美对人性的改造。他们用心来判决世界，但他们的善恶是颠倒的。

在昆德拉看来，诗人思维与极权思维是同构的，二者都蔑视凡庸生活，追求崇高远大的意义，这些意义不容置疑。有鉴于此，昆德拉在作品中常常反讽那些具有诗性情感的人，称其为“灵魂的恶性膨胀”。他赞赏波兰小说家贡布罗维奇，后者曾有一篇题为《反对诗歌》的演讲，批评诗歌“使人厌烦的就是它的过度：诗歌的过度，诗歌语言的过度，隐喻的过度，高尚的过度，把诗歌变成化学制品的精纯和凝练的过度”。这两位作家都认为，怀疑与幽默可以消解诗歌的过度。嘲讽是小说艺术的本质。

问题在于，昆德拉没有划清诗性的个人性与集体性的区别，就像布罗茨基所说，真正的文学教给我们的是有关人之存在的孤独性。如果文学排除情感与意义，其本身就失去了存在的正当理由。布罗茨基与昆德拉有关理智与情感的争论，其实质就在这里。昆德拉反对诗歌的抒情性，想要由此解构极权思维。但是，由于拒绝心灵的作用，拒绝反抗无意义的世界，他的作品也愈益表现出后现代的平面化特色，最终消解了文学自身。

现代的意义危机实际上正是主观思维的危机。在昆德拉的祖国捷克，帕托切克、哈维尔等作家面对这一危机认为，现代的道德贬值源于宗教衰落后普适价值的消亡，他们试图回到前笛卡尔的世界图景，即将意义建立在超验的、绝对的基础上。但问题是，信奉整一价值与消解一切价值一样，都会取消文学的本质属性，即文学探索不完美的人性奥秘，体现人类追求意义世界的必要性和复杂性。

作为对现代意义危机的另一种回应，波兰诗人米沃什、扎加耶夫斯基在反抗极权的同时，仍然坚持浪漫主义的美学自律，维护文学追求意义世界的职责。尽管现代许多诗人或作家出于诗性激情，对乌托邦理想充满幻想，但恰恰也是诗人与作家最看重的自我意识，使米沃什能洞悉将人与低级动物等同起来的极权制度，坚信诗歌能抵御世界无意义的趋势：“没有诗歌，我们与其他哺乳动物就没有什么区别。”

作为一个杰出的抒情诗人，米沃什具有非常理性的怀疑思维，他很早就意识到狂热的乌托邦激情将侵蚀人类的日常生活本身，毅然出走异国他乡，并写出《被禁锢的头脑》一书，分析了波兰许多诗人与作家是如何陷入新世界的迷思，他们宁愿“为微小的社会进步，流太多的血”。无论米沃什多么热爱诗歌的激情，他始终都坚守启蒙人文主义的立场，坚守人的尊严和生活的复杂性。就此而言，他是一位具有小说家思维的诗人。

同时，米沃什又深知人类生活必须具有超越性的维度，因为正是由于现代人感到自己内心一无所有，所以才会受到乌托邦的诱惑，解决这一思想危机的办法不是价值虚无，而是重寻失去的意义。“我们不能赤裸裸地生活。我们必须用一层思维产物，我们日新月异的哲学、诗歌、艺术风格的茧壳把自己包裹起来。我们把意义投入到那些与意义相对立的事物里面；那种不停的劳动，那种纺织是我们最富于人性的活动。”

造成二十世纪悲剧的原因之一，就是人们不再相信存在着超越人的永恒不变的价值。在《诗的见证》中，米沃什指出，现代诗歌的危机正是由于“诗人与人类大家庭之间出现分裂和误解”所造成的。也许，现代人已经很难再回到宗教的世界图景，但人们仍然可以诉诸真实的人类生活：“假如没有上帝，/人也不是什么事都可以做。/他仍旧是他兄弟的照顾者，/他不能让他的兄弟忧愁，/说并没有上帝。”仅仅为了爱，人类也需要有超越的价值。

反讽的文学无条件承认事实，放弃了诗性的想象，因而也就失去了文学的优越性。波兰诗人巴兰察克指出，米沃什想要表明：“现实和纯艺术的二分法事实上是不正确的，完全有可能创作出这样一首诗歌，既神秘又深入历史，既有艺术心灵又对社会现实负责，既是个人主义的又没有与人类大家庭相疏离。”另一位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也指出，米沃什是一个兼具诗性与知性的诗人，既有理性的怀疑气质，又有浪漫的狂喜精神。

如果说昆德拉的良师益友是贡布罗维奇，那么扎加耶夫斯基的良师益友就是米沃什。扎加耶夫斯基1945年出生于利沃夫，后来在格里维策长大，他从小热爱文学，在大学时就悄悄阅读米沃什的作品。1968年，由于官方禁演密茨凯维奇的《先人祭》，华沙爆发了学生示威，参与这场运动的波兰学生被称为“68一代”，其中包括扎加耶夫斯基、巴兰察克、克瑞尼斯基、科恩豪塞尔、丽普斯卡等，他们都是波兰新浪潮诗歌的代表人物，主张恢复诗人的独立性和诗歌的真实性。

1981年，波兰实行军管后，扎加耶夫斯基移居法国。他的思想深受赫伯特与米沃什影响，后者的“希望的诗学”对他影响更大。由于经历过严酷的文化专制时期，他深深懂得，西方文化对终极意义的追求既产生了现代诗歌，也产生了现代极权。他的《捍卫热情》是当代一篇非常重要的诗辩。在这篇散文中，扎加耶夫斯基用柏拉图的“在中間”来定义存在，即人永远处在实在物质与超验神秘之间的行走状态。

这篇文章是对米沃什诗学的阐释，同时也代表了扎加耶夫斯基本人的诗学。在他看来，怀疑与激情都是人类的基本生存状态，这是由于人性本质的“在中间”状态，即人的超越性与世俗性所决定的：

我们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居于超验之所。我们甚至不可能完全懂得它的意义。狄奥提玛正确地敦促我们朝向美好，朝向更高的事物，但没有人会永远定居在阿尔卑斯山顶，我们将每天回到山下。经历了对事物真谛的顿悟，写下了一首诗歌之后，我们会去厨房，决定晚饭吃什么；然后我们会拆开附有电话账单的信封。我们将不断从灵感的柏拉图转到明智的亚里士多德，否则在上面等着我们的会是疯狂，在下面等着我们的会是厌倦。

此番见解是对西方普罗米修斯—浮士德的绝对精神的一个修正，也是对植根于浪漫主义思潮的文学的一个修正。诗歌与生活终究是有区别的，诗歌使人在精神上变得崇高，但却不能排斥生活世界。扎加耶夫斯基在《另一种美》中曾说：“如果失去想象的分寸感，如果想象无视不能融入艺术之中的坚固世界，想象就会成为自己的敌人。”高尚与远方定义了诗歌，这是诗歌的优越，也是诗歌的限制。

假如人们排斥那些无法进入诗歌的卑微事物，一味追求崇高意义，就会像那些讴歌伟大历史进军的诗人，向往着改造这个不完美的世界，成为昆德拉所说的“刻奇”。在这个意义上，昆德拉关于小说是不确定性的、价值中立的观点，恐怕是有道理的。“认识是小说的唯一道德”，这是小说的探索特性，也是它的角色限度。

苏姗 桑塔格在《另一种美》的序言中特别引用了扎加耶夫斯基这段话，指出他的诗歌观念“充满了精神渴求的谦卑，它排除了狂暴，并且没有夸张的牺牲姿态”。诗歌并不伟大如斯，绝对性就是它的局限。正是由于此，扎加耶夫斯基在《多重性颂》对诗歌进行了重新定义：“诗歌生长于矛盾之上但并不克服矛盾。”按照苏姗 桑塔格的说法，扎加耶夫斯基注重的是普遍或寻常的智慧，这使他能看到各种事物的局限性以及持久激情的本质。

这种对限度的认识也适用于反讽的诗歌。在二十世纪后半叶，许多东欧诗人曾将反讽作为对极权的绝望反抗，崇尚巴赫金的狂欢节概念。但是，在《捍卫热情》中，扎加耶夫斯基认为反讽毕竟没有救赎的功能，一味地怀疑和反讽最终也会带来单调乏味，甚至削弱不确定性，变成以怀疑为乐。实际上，现代人在肯定或否定绝对事物的时候，常常会对古代哲人的思想产生曲解，或者说，古代哲人的思想本身就包含了多重性：

今天任何一个对文学状态感兴趣的人都应当意识到，通往柏拉图高处的道路有一条是伪善的道路。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可以摆脱盲信的其他道路。

通往柏拉图的道路有许多条，对于绝对的激情既可能通往思想专制，同样也可能通往真理。对扎加耶夫斯基来说，诗人寻求真理的激情始于怀疑，并且始终与怀疑同在，尽管他无法提供绝对的答案，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向‘高处的征程应当在一种个人诚实的状态下进行。”也就是说，群体的诗意追求往往会导致思想专制，追求大地上诗意的栖居只能是个人的事，而且需要真诚。

如果要考察扎加耶夫斯基的诗歌，最好用他自己的评价：“我属于那样一个思想者家族，总是无望地纠缠于列奥·斯特劳斯所谓的‘在雅典和耶路撒冷之间的冲突之中。”这种明晰的理性与迸发的灵感之间的冲突总是使他“朝着不同的方向运思”。相对于浪漫主义诗人的自恋与狂暴，他的诗歌既有自我的激情，又有对人类真实生活的宽厚理解。如写于1985年的《在他人创造的美中》：

唯有在他人创造的美中

存在安慰，在他人的

音乐，他人的诗里

唯有他人能拯救我们，

尽管孤独品尝起来像

鸦片。他人不是地狱，

如果你一早看见他们，

额头光洁，为梦洗净。

我因之犹豫该用哪个词，

“他”还是“你”。每一个“他”

都暴露出某个“你”，但

作为回报，某个他人的诗

提供冷静对话的忠实性。

苏姗 桑塔格说，这是为诗歌所做的辩护，也是为善所做的辩护。在扎加耶夫斯基看来，今天的诗人应当像米沃什一样，兼具智慧与诗性。米沃什先是写了《被禁锢的头脑》，后来又写了《乌尔罗地》。这是两部完全不同领域的作品，前者是对现实生活的冷静观察，后者则是对形而上问题的激情关怀。这种从社会领域转到形而上范围的能力，赋予米沃什一种今天很少遇到的伟大的诗性能量。“这源于他从‘在中间状态转换为一种持续不断的、富有生气的朝圣之旅的能力，一种道路漫长的艺术家的工作的能力。”

2002年，扎加耶夫斯基回到波兰，像米沃什那样最终选择定居克拉科夫，在享受日常生活的同时，继续在诗歌的漫长道路上朝圣，就像他在《无止境》中所咏叹的：

我们将不在人世，

却还没有学会

如何在这样一个高处生活。

因为存在的“在中间”状态，诗歌仍然行走在路上，不会消亡。

[花城出版社“蓝色东欧”译丛已出版米沃什作品：《第二空间——米沃什诗选》（周伟驰 译）、《路边狗》（赵玮婷 译）；扎加耶夫斯基作品：《无止境——扎加耶夫斯基诗选》《捍卫热情》《另一种美》《两座城市》（李以亮 译）]

责任编辑 杜小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