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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与不确定的国际秩序

2018-06-08郑永年

领导文萃 2018年9期
关键词:公共品大国秩序

郑永年

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以来,在内政外交各个领域开始了一系列变化,令人眼花缭乱。所有这些变化,都预示着国际秩序的急剧变化,因为无论是美国的内政还是外交,任何重大的变化都会对现存国际秩序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国际秩序的本质决定了美国在现存国际秩序中的作用和角色。没有大国就不会有强有力的区域秩序和国际秩序。

从一个角度来说,特朗普是个现实主义者,并且这种现实主义是为美国利益服务,值得肯定。至少特朗普本人是这么看,因为他的口号一直是“使美国再次伟大”。无论是内政和外交,特朗普着眼的是解决多年来积累起来的国内问题。

美国正释放出巨大外部影响力

不过,正是因为美国在现存国际秩序中的位置,美国的这些内部变化会释放出巨大的外部影响力。就经济来说,这典型地表现在税改和货币政策等方面上。美国是世界上的最大开放经济体,已经和其他经济体形成互相关联的关系,其他经济体都在不同程度上依赖美国经济体。当然,这绝对不是说,这些其他经济体单方面地从美国那里获得了大量的经济利益。

事实是,尽管这些经济体也的确从美国市场获得了很多好处,但美国从这些经济体所获得的好处更多。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推动了全球化进程,从中获得了最大的好处。美国的问题是内部问题,主要是因为全球化导致了美国收入差异的扩大和社会的高度分化。美国政府的确需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因为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美国内部就会面临严峻的不稳定。

这里的关键是美国处理问题所使用的方法。因为有那么多经济体高度依赖美国,美国的方法可以成为这些国家的公共品(public goods),即对这些国家产生正面影响,也可以成为公共害(public bads),即对这些国家产生负面的影响。

也就是说,既然美国和这些国家的经济高度依赖性,形成了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经济秩序”,那么美国在寻找意在解决内部问题的方法时,必须考虑到其外部性,即对其他国家经济的影响。过去,美国在很多方面的确这样做了。例如在货币政策上,尽管美国主要的考量是美国利益,但也会在不同程度上考量到国际影响。但这次特朗普的税改则显示出美国的极端自私性。

不过,从一个侧面来说,这种极端自私性也象征着美国帝国的衰退,因为这表明美国已经不能为自己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提供公共品了。激进的税改完全是“单边主义”的举动。对商人特朗普来说,其中的合理性无可置疑。然而,国际秩序,无论是经济秩序还是安全秩序,都具多边性。一旦多边性遭到破坏,那么秩序就无从谈起了。

人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美国的“国际撤退主义”,而这也是很多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同盟所深刻担忧的。美国在国际社会的撤退有其深刻的内部原因,因为内部力量已经不容许美国支撑其绝对的领导地位了。但美国的撤退必然影响到现存秩序,因为作为秩序主体的美国动摇了,这个秩序本身也必然动摇。

这也就是这些年来国际社会所争论不休的问题。一些人希望美国能够支撑下去(霸权理论),一些人希望其他国家,例如中国来接替美国的位置(权力转移理论),也有人把美国地位动摇的根源归诸于中国的崛起,因而主张遏制中国(争霸理论)。

美国的国际撤退对其盟国的影响更甚。美国的同盟不仅在经济上高度依赖美国,在安全上更是美国安全体系的内在一部分。或者说,因为长期以来对美国的高度依赖,这些同盟国并没有自身独立的安全体系。

一些国家也预见到了美国的国际撤退,已经开始构造自己独立的安全体系(例如日本),但是要构建这样一个独立的体系,不仅要花费巨量的财力,更需要时间。更严峻的是,对一些较小国家来说,构建这样一个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使命”。小国家无论何时何地都需要大国的保护。很容易理解,很多美国盟国对特朗普的国际撤退已经大为不满。

进一步而言,美国的国际撤退并不意味着国际秩序的消失。就其本质来说,国际社会需要一个秩序,一个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是无法生存下去的。历史上类似的国际“无政府状态”经常出现,包括中国的战国时代、欧洲一战和二战时期等,这些时期都充满着血腥、暴力、战争和杀戮。

在一定程度上,今天世界的一些地区已经出现这样的情况,例如中东地区的战争、伊斯兰国和全球性恐怖主义。对战争和死亡的恐惧表明各国对国际秩序的刚性“需求”。

也就是说,美国国际撤退所腾出来的空间,很快就会被其他大国或者政治力量所填补。这里所包含的不确定性同样巨大,很多问题有待回答。例如,会出现另外一个与美国同样强大的国家吗?如果有,那个国家有意愿替代美国吗?尽管很多人相信“国大必霸”,但经验地看,并非这样。

美国从国际撤退留下的空間

一个大国之所以被视为大国,不仅仅是因为其各方面的实力(包括经济、军事等方面),更是因为其有强大的意愿提供区域和国际公共品。区域和国际秩序本身就是公共品,而大国必须比小国提供更多的公共品。

历史地看,并非每一个大国愿意做这样的大国,即使有能力,也未必有意愿提供这种公共品。例如一战之前的美国并没有这种意愿,而数千年的中华帝国尽管强大,但根本没有发展出这种秩序概念。这也就是今天各国密切关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一举一动的原因,因为中国被视为是唯一有可能替代美国,提供国际公共品的国家。

如果没有另外一个像美国那样的国家出现,那么是否会出现权力多极的现象?这些权力极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它们之间是否可以和平共处,还是群雄争霸?历史地看,尽管也有很多时期存在各个帝国并存的情况,各帝国内部维持着秩序,但帝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争霸)也是不断的。近代主权国家产生之后,更是战争连绵不断,尤其是一战和二战,直到一个有效的国际秩序的出现。

美国减少对国际社会的安全承诺,还不至于产生即刻而巨大的负面影响,因为人们相信美国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间里,还仍然会是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强国。只要美国的军事仍然是最强大的,美国的军事威慑力仍在。而美国在国际社会的经济撤退则可能是致命的。

原因很简单,因为经济利益是美国在世界各地军事安全卷入的基础。也就是说,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卷入、当“国际警察”,并非来自美国的“国际主义”道德,而是来自于其所获取的巨大经济利益。那么,如果一个地区没有了美国的经济利益,那么美国还会继续当这个区域的警察吗?

这个趋势是更多国家所担忧的。美国会不会再次走向国际孤立主義?美国是有这个传统的。用美国一些提倡孤立主义政策者的话来说就是,美国完全可以依靠自己活得好好的。

今天的美国一方面进行国际撤退,另一方面加速开发国内能源、吸引美国资本回国、再工业化等等,这是否意味着美国正在走向一种新型的孤立主义呢?

除了上述这些不确定性外,还有两个同样重要的不确定性。第一,美国的国际撤退是临时现象,还是长期趋势?一些人认为美国没有衰落,仍然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今天美国的国际撤退主义完全是特朗普个人的“错误”决策,因此是暂时的,等特朗普时代结束了,美国会回归正常国家。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一个大趋势,是美国衰落的必然结果,国家的兴衰犹如潮起潮落。不过,一个比较符合经验的观察是,美国的确在相对衰落,但衰落既是美国所不愿的,更是长期的。

这又引向另外一个不确定性,即美国的相对衰落会不会导向战争。这就是这些年来,美国一直在讨论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命题,或者“修昔底德陷阱”。一个衰落中的大国恐惧于另一个国家的崛起,这个深陷恐惧的大国,要在另一个变得足够强大的时候来遏制甚至消灭它,因此发生了战争。

这个不确定性远远甚于其他所有的不确定性,因为历史上毕竟曾多次发生过。根据哈佛大学一个研究团队的计算,从1500年以来,一共有16次所谓的权力转移(从现存大国转移到另一个新兴大国),但12次发生了战争,只有四次没有发生战争。

今天人们可以观察到两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一方面,美国不愿看到中国的崛起,不愿意看到自己的衰落,更不愿去寻找自己衰落的原因,而是把衰落归于其他国家的崛起,即中国。另一方面,人们也看到中国的确崛起了,看到了中国继续崛起和成为世界强国的决心。

尽管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自己和平崛起的国际话语,各种政策目标,从“韬光养晦”到“和平崛起”,再到“新型大国关系”,其内核就是和平。在过去的很多年里,中国领导层更是明确提出了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命题。

但美国和西方似乎并没有因为这样而放松对中国的警惕。在过去短短两百年间通过“暴发户”式崛起的西方,显然很难接受一个被西方打得落花流水的中国,再次在这么短的时间崛起了。

看来,今天的国际秩序已经进入衰败、分化、重组的过程,这无疑是一个充满巨大风险的时代。

(摘自《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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