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妮

【摘 要】阿瑟·米勒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剧作家，被誉为“美国戏剧的良心”。其作品《炼狱》被公认为是一部借古喻今的现实主义戏剧。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回到美国清教主义盛行时代的伦理现场，分析主人公约翰·普洛克托的伦理选择，认为其作为清教徒最初犯了通奸罪且选择隐瞒，违反了伦理禁忌，不当的伦理选择是对其伦理身份的背离，最终他对正义的关注超越了对自己名誉的关注，其实是他伦理身份回归的一种表现。

【关键词】阿瑟·米勒；《炼狱》； 伦理身份；伦理选择

中图分类号：J8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8）06-0020-02

阿瑟·米勒是20世纪美国杰出的剧作家之一。他的作品针砭时弊，直言不讳，被誉为“美国的良心”。《炼狱》（也被译作《萨勒姆的女巫》《严峻的考验》《坩埚》）是他的一部四幕剧，1953年在纽约首演，引起了巨大反响。1981年在上海上演，观众反响强烈。近十年国内外关于《炼狱》的研究从多个角度展开，如政治历史批评（但汉松[1]，2017；姚小娟[2] ，2016）、人性分析（郭建辉[3] ，2009；易琴[4]，2012）、集体无意识（杨天蓉[5]，2010）、悲剧人物（魏衍学[6]，2015）等，但鲜有从文学伦理学角度解读该剧主人公的伦理身份和伦理选择的论著。

赵永健认为，美国著名学者马修·内达关于美国三大现实主义剧作家的评价十分中肯，马修说：“奥尼尔是悲剧性戏剧家，威廉斯是心灵的诗者，米勒则是伦理戏剧家。”[7]54运用文学伦理学的批评方法，对《炼狱》进行解读具有可行性。

2003年聂珍钊教授提出“文学伦理学批评”这个概念，此后相关的讨论和研究成果斐然，该批评方法对近十年国内关于阿瑟·米勒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运用该批评方法来分析《炼狱》中主人公的伦理身份和伦理选择，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目前中国的文学批评出现伦理道德价值缺位的时候，“我们的文学批评应该肩负起道德责任，以实现文学伦理价值的回归。”[8]3

一、普洛克托的伦理身份和伦理选择

《炼狱》以1692年美国历史事件塞勒姆的“驱女巫”案为题材，上演时，许多评论家和演员都认为它是对麦卡锡主义的直接抨击。[2]47认为其影射了横行于美国20世纪50年代、充斥着谎言与暴行的麦卡锡主义，批判了该时代背景下人人自危、告密揭发的人性泯灭。米勒创作这部戏剧时，正值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处于短暂当权时期，麦卡锡的反共产主义思想煽动起全美“反共”烈火，使美国在与苏联对峙的冷战时期陷入一种戏剧化的反共浪潮之中。当时共和党成立了北美委员会，对美国境内的共产主义同情者进行调查，共产党嫌疑犯也被鼓励用检举和揭发的方式来逃脱惩罚。这项政策刮起了一股检举告发之风。

《炼狱》塑造了一个誓死维护尊严和名声、敢于与不公正抗争的悲剧人物—约翰·普洛克托。剧中他面临着一个伦理两难的困境。聂珍钊认为：“伦理两难的前提是必须在两项正确的选项中做出选择，两个选择必须有三个特点：一是选项的道德属性，即必须是道德选项；二是两项选择中的每一选项都是符合道德的，即都是正确的；三是无论选择哪一项，在伦理上都会导致另一项违背伦理，形成道德悖论，即选择是道德的，但一旦选择就是不道德。”[8]263审巫案之初，普洛克托陷入两难选择：他出于诚实应该揭露艾比盖尔和审巫案骗局，但是如果暴露自己的通奸罪，自己将身败名裂；隐瞒奸情，保全名誉，那众多无辜平民将被处以绞刑。他开始选择了后者，導致审判中的指控愈演愈烈。他与艾比盖尔的奸情使得后者对他的妻子伊丽莎白产生嫉妒。如果普洛克托一开始肯承认通奸的话，就能阻止艾比盖尔的阴谋。但他极度重视个人名誉，没有勇气站出来。他的这种选择从普通意义上讲是满足一己之私，而从文学伦理学角度看，在他选择通奸时，就已经违背了他的已婚和清教徒的伦理身份。

后来他让女儿玛丽·沃伦出庭作证，企图达到既指控艾比盖尔是骗子，又能隐瞒通奸之情的目的。当这个企图失败后，他终于当众承认了自己的奸情，并辱骂艾比盖尔是淫妇。那时他才意识到事情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他的忏悔只能使他锒铛入狱，并被扣上男巫的罪名，尽管他痛斥法庭及其审判，可他也清楚，自己在这个案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最后，普洛克托抨击了审巫案，以求灵魂的安宁。当面对只要公开认罪就可免死的诱惑时，他几乎屈服了，甚至还在一份忏悔书上签了名。起初他不愿意向法庭公开奸情，是迫于强烈的自尊心以及对舆论的恐惧，可到本剧结束时，他在乎的不是自己的声誉，而是个人气节。他仍然想保全自己的名声，但不是为了维护公众形象，而是出于个人和宗教的考虑。[9]25普洛克托拒绝提供虚假的忏悔，就是坚持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和个人立场。因为，这样一个虚假的忏悔会玷污他狱中的同胞，他们可都要为真理而献身。确切地说，这样的忏悔同样会玷污他自己，不仅玷污他的名誉，也玷污他的灵魂。普洛克托拒绝放弃个人气节，他坚信这样的个人气节会将他带入天堂。他勇敢地走向绞刑架，为他以前的过错赎罪。

结尾部分，黑尔恳求伊丽莎白说服普洛克托，让他公开认罪，可伊丽莎白说了这样一句话：“他保全了他的高尚品德，上帝不允许我把这从他那里夺走。”[10]26

普洛克托最初不当的伦理选择是对其清教徒伦理身份的背离，而最终他对正义的关注超越了对自己名誉的关注，其实是他伦理身份回归的一种表现。“因为那是我的名字！因为我这一生不会再有第二个名字！因为我撒了谎，并且在我的谎话上签了名！……没有我的名字，我怎么能再活下去呢？我已经把我的灵魂给了你们；你们就把我的名字留给我吧。”[10]219这是普洛克托在剧中说的一段话，当时他正和自己的良心进行斗争：是否要承认施巫术罪，从而使自己免受绞刑，死里逃生。最后让他痛下决心的是忏悔书上的签名，他怎么也不能说服自己在上面签字，因为他不想玷污自己的囚犯同胞：其他无辜者死了，而他在死亡面前发抖并逃跑。更重要的是，个人名誉在萨勒姆非常重要，如果要以良心和正义为代价，他宁愿选择死亡。

二、结语

《炼狱》刻画了一个不惜一切为真理而奋斗的主人公普洛克托，他的伦理选择——不畏强权，坚守真理，用生命捍卫正义，使得该剧拥有了悲剧意味，激起了观众的怜悯之情，使观众的思想感情得到升华。该作品描写的是一个普通人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伦理身份和伦理选择，因为这种选择的普适性，所以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 其正义都能引起观众和读者的共鸣。

参考文献：

[1]但汉松.“塞勒姆猎巫”的史与戏：论阿瑟·米勒的《坩埚》[J].外国文学评论，2017，（01）：62-90.

[2]姚小娟，周天楠.论《萨勒姆的女巫》对麦卡锡主义的批判[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3（01）：47-52.

[3]郭建辉.神性·人性·兽性——对《萨勒姆的女巫》中“谬论”的解读[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0（03）：55-59.

[4]易琴.拷问人性：《萨勒姆的女巫》析论[J].戏剧之家（上半月），2012（5）.

[5]杨天蓉.巫术还是人性——从集体无意识解读《萨勒姆的女巫》[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5，31（08）：8-10.

[6]魏衍学.人间炼狱中的渡人圣者—论《萨勒姆女巫中悲剧英雄的蜕变历程》[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15.

[7]赵永健.回顾·反思·展望—阿瑟·米勒研究在中国[J].戏剧文学，2014.

[8]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014.

[9]Ross Douthat， Selena Ward. 炼狱[M].陈菊红译.天津：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2002.

[10]阿瑟·米勒.萨勒姆的女巫[M].梅绍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