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冲，汤二子

（南京审计大学 经济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

一、问题的提出

伴随着我国政府财政支出功能定位由“生产型财政”向“民生财政”的不断转变，近年来学者们基于不同的视角和方法针对政府卫生支出效率（Gupta和Verhoeven，2001；Greene，2004）、卫生支出或服务均等化（王晓洁，2009；冯海波和陈旭佳，2009；贾俊雪，2011）、最优支出规模（肖海翔等，2011；王萱，2013）及其影响因素（Matteo 和 Matteo，1998；肖海翔和刘乐帆，2013）等展开深入探究。但既有文献很少关注中国式分权体制下政府卫生支出的策略互动行为。Elhorst和Fréret（2009）采用静态空间Durbin模型证实了法国1992−2000年95个省的福利支出存在显著的标尺竞争效应。Atella等（2014）同样基于空间Durbin模型，证实了意大利的人均公共卫生支出存在空间相关性。这表明，地方政府行为不仅表现为“为增长而竞争”，也可能存在“为福利而竞争”的锦标赛（李郇等，2013）。事实上，随着国家绩效考核指向的不断变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公众对社会福利的诉求日益强烈，地方政府的行为也会伴随着最优化目标而转变。那么，近年来我国政府卫生支出逐年增长态势是否表明卫生支出也存在“为福利而竞争”的策略性行为？倘若存在，则其占GDP的比例为何徘徊在2%左右（见图1）？显然，深入理解和探讨这一问题有其现实性和必要性。

图1 政府卫生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比重

1994年分税制改革形成的中国式分权结构极大地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其引发的地方财政支出竞争行为已被多数学者证实（周黎安，2007；李涛和周业安，2009；郭庆旺和贾俊雪，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