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初，邓颖超同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

作为新中国的开路人，周恩来的一生精彩壮阔。但他也有柔情的一面，他和邓颖超半个多世纪的爱情传奇，至今还为人们称道。

他们是“灵魂伴侣”

很多人说周恩来和邓颖超是建立在共同理想信念上的革命伴侣，但他们更是“灵魂伴侣”。

超：

我不愿在你睡熟的时候，再来搅你，特留字告你：今天正午十二时，用我俩名义请了周苍柏夫妇、史良夫妇及袁雪芬同其编剧人共六位客人，在西花厅薛子正处午饭。我已托何谦办理此事。请你届时先往，因周苍柏今日下午五时即行，故不能再延期了。晚上才决定的，望你谅我无法相商。

早安！

周恩来

十一早

1949年10月11日，周恩来决定在他和邓颖超起居和工作的地方西花厅，宴请来北京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民主党派代表。由于二人养成了不同的生活和睡眠习惯，这天一大早，周恩来不忍心打扰熟睡中的妻子，在详细说明情况后，仍旧满怀歉意地说“望你谅我无法相商”。

生活上，两人有很多共同的爱好：电影、戏剧、健身等。有好看的电影，他们就向对方推荐。1949年7月，邓颖超到上海出差，延安老友孙平邀请她观赏电影《西伯利亚交响曲》。看完后，邓颖超把感受写信告知了身在北平的丈夫：

该片曾荣获巴黎影评第一奖金，观后可称名不虚传。其剧情之好、技术之优、色泽之美、歌风之佳，给人以深刻难忘的印象。特别是剧情人物表现了崭新的社会——苏联青年一代的新型人物，令人深为感动。表现了青年一代爱情与事业的结合，又表现了其爱情之热烈、深长、坚定，以及冷爽决绝，远避以去，努力于事业的成就，不强人之爱而爱，不防人之爱而爱，给人们以良好教育，诚不可不看的佳片。且是一看而欲再看的佳片。我提议，你有机会，亦要看看。

周恩来回信道：

正要洗脸外出，接着你的来信，很高兴，盼望得很久了。你看了《西伯利亚交响曲》，我看了《桥》，不知是否同一晚。我那天一直看到天明才回。

邓颖超是经营爱情的高手

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回忆，她自从1950年搬入西花厅居住后，几乎每年的8月8日，都能看到伯伯和伯母拍结婚纪念照，以使爱情保鲜。

“周恩来有个小名叫大鸾，邓颖超给他写信时经常称呼他为‘鸾’，落款处写上‘凤’。实际上邓颖超本来没有这个名字，是她专门为他的‘鸾’所起，鸾飞凤舞的信件不在少数。”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原副馆长李爱华说，“邓颖超还会编造一些不合乎正常语法的词句，最有名的就是‘我可想你得太’。”

鸾：

写几个字给你，寄我的念意！

我于五日抵贺（贺龙）处，九日随总（朱德）、奇（刘少奇）东行，次日得待命讯，遂决偕女儿返回，后得电悉确留此……我过数日后去参加本乡的土地工作，因早晚可在家招呼小侉。大女儿维世不日亦要来此，当令她参加工作去。

你在可能时，望你读点书！改下生活方式，早些睡，早些起，保持健康，好作长期奋斗！

匆匆不尽。

凤

16/4（1947年4月16日）

周恩来和邓颖超没有子女，上面这封信中，“女儿”“小侉”指的都是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1947年，江青随毛泽东转战陕北时，党组织将7岁的李讷委托给邓颖超照管。“大女儿”是指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干女儿孙维世，当时26岁。

51年的婚姻，大多是分离

在51年的婚姻生活中，由于各有各的工作，周恩来和邓颖超经常处于分离状态。但他们经常书信传情，营造“在场感”，不缺席对方的每一段经历。

1947年3月，邓颖超和中直家属队已离开延安，向东撤往山西，留在陕北的周恩来于3月17日写信告诉“小超”：

今晚李讷小侉子去后方，我托她带一封信给你，问你好。延安天天来飞机，但是一个人也没有打死。大家在此都很好，望你们放心。

信很短，但在那个“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年代，寥寥几十字足以让人感到宽慰。

1954年5月4日，周恩来正在参加日内瓦会议，邓颖超写信告诉他：

我从报上、《参考消息》上、收音机上，及时地知道了会议的情况和你们的活动……为你能够得到国际活动的锻炼及直接向苏联同志学习的机会而欢欣……我要去参加今晚中山公园的五四运动三十五周年纪念大会，并和北京市的青年们一起欢度这个节日游园一番。

寄信的同时，邓颖超还把在郊区的山坡、泉水之旁采的野花和在院子里采的几朵他们最喜欢的海棠花一并随信寄去，“给你的紧张生活，加上一些点缀和情趣”。

6月13日，周恩来在百忙之中回信：

你还是那样热情和理智交织着，真是老而弥坚，我愧不及你。来日内瓦已整整七个星期了，实在太忙，睡眠常感不足，每星期只能争取一两天睡足八小时。所幸并未失眠，身体精神均好，望你放心。

周恩来在信中附上他在日内瓦采集的芍药花和蝴蝶花，“聊寄远念”。

1955年5月7日，参加完万隆会议，周恩来的飞机抵达北京，刘少奇、董必武、陈云等到机场迎接。出发前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让周恩来险些丢掉性命。如今丈夫安全返京，邓颖超决定不顾虚弱的身体，到机场迎接。当与前来接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一握手后，周恩来看到了他的“小超”，他笑了，她更是笑开了花，两只手紧紧握在一起。站在旁边的接机人员，看到此举也笑了。

1958年10月12日，邓颖超离开北京，到广州养病。当时正值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指挥金门炮战的关键时期，他没有陪同前往，但他写信给她：

超：

你离开北京一个多月了。打了几次电话，却没给你写信，总觉得欠债似的。今晚执笔还债，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本想谈一谈郑州会议的决议，现在又改到武汉会议去作决议，索性待见面时再说吧。昨日颐和园之游，维世因旧病复发，被医生阻止在家……连日下午中央在开会讨论郑州会议的文件，现在还没结束，内中关于两个过渡两个阶段，都有所探讨，望你加以注意研究，以便见面时与你一谈。

……

其他待面谈吧！

问你好，并望转问其他同志好。

周恩来

一九五八.十一.十七

“在战争年代，周总理每次从昏迷中醒来，总是先问邓大姐的下落。搬入西花厅后，周总理从外面回来，最习惯的一句问话就是‘大姐在干什么’。乃至在生命垂危之际，他紧紧拉着我的手说：‘你要照顾好大姐。’我遵从总理的遗嘱，陪伴邓大姐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并遵从邓大姐的遗嘱，把她的骨灰也撒入了海河。”从1955年开始就在西花厅给周恩来和邓颖超当秘书的赵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