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强

摘 要：本文主要介绍了我国口述史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从80年代我国口述史学理论与实践的萌芽时期到21世纪至今为止的发展现状，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口述史学理论和实践上的丰富变化以及我国口述史学的进步。

关键词：口述史学；理论；实践

口述史学还可以叫做口碑史学，它诞生于美国的20世纪40年代，经过不断的完善发展才形成了今天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成为一门完整的学科。口述史学顾名思义就是通过收集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方法，它以探寻真实的历史为目的，通过访谈双方的录音来修改纸质的文本，对历史学科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80年代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

这一阶段口述史学的发展逐渐向国际口述史学看齐，成为一种向文化取向靠拢的理论和方法，初步形成了一种带有中国特色的口述史学，以下有几点关于各专家学者对口述历史的观点。钟少华先生认为口述历史是在人类特有语言的基础上，通过先进设备的使用，录下访谈双方的口述资料，再将其整理成纸质资料，经过加工整理后，最终可以写成口述历史专著，是历史研究者同受访者的合作产物。

80年代时期，中国史学的特征是翻译+评述。在《世界史研究动态》一书中，侯成德老先生总结了美国口述史学从诞生时期到成长后三十年间的变化历程，让我们能够了解到国外口述史学的发展状况，对我国口述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极大地开阔了我国口述史学相关专家学者的眼界。在1986年，第三期的《西北大学报》发表了《口碑史学方法评析》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它提出了口碑史学方法的三个步骤，分别是口述资料的收集、加工整理收集的资料、口述资料在实践中的应用这三个步骤，探讨了口碑史学的重要性，认为口述史学除了具有研究历史、收集资料的作用外，还能应用于新的教育方法中去。除了介绍口述史学外，文中还预测了口碑史学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难题，这篇文章在我国史学界较早介绍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口碑史学，刷新了那个时代群众对口述史学的认知高度。《口述的历史》于1987年在《史学理论》上刊登出来，这是英国著名口述史学家约翰的理论研究成果，它的刊登意味着着西方最先进的理论成果在中国出现。《口述的历史》这篇文章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口述历史的性质进行了简单的分析，清晰地描述出了西方的口述史发展历程，并展望了其未来的发展前景。

在20世纪80年代末，钟少华的一篇《中国口述史学刍议》讲述了口述史学的研究对史学发展的重要作用，提醒人们重视关于口述史学的具体实践，还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口述史作用不在历史的解释，而是对历史的重现；口述史也不仅仅是一门分支学科，而是一个新的方法。自此，口述史学的理论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同时也渐渐发展为一个独立的新兴学科[1]。

二、90年代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

在这一阶段，我国口述史学的研究逐渐从单纯的翻译引进国外的理论方法，转变为将自身的实际发展情况结合起来，开始出现了我们自己的理论成果。其中王庆祥的一篇关于末代皇帝溥仪的口述记录课题在那个时代产生了巨大的效应。他通过采访同溥仪具有联系的同事、族亲、家人，像是杜聿明、李淑贤等人，不仅收集了大量的口述资料，还获得了相关的手稿和照片等重要资料。并从李淑贤的口述中撰写了将溥仪生活、工作场景都形象的展示出来的《末代皇帝溥仪与我》这篇文章，同时这一作品还被改编成了一部名叫《火龙》的电影。

在这一时期有关于妇女的口述史研究也有了较为明显的进步。比如1992年“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这一项目的成立，其中包含了三十多个已经成熟的子课题，主动参与调差的人员更是达到了一千多人，收获访问个案五百多份。而该调查课题的最终成果在2003年出版，出版图书一共包含四册分别是《民族叙事》、《独立的历程》、《亲历战争》、《文化寻踪》这四部分，将口述史同妇女史之间紧密联系起来，取得了良好的效应。此外，还有一部经典的人类学著作，那就是张晓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这篇文章是以妇女口述史为讲点，引进黔东南西江苗族中的个案，研究特定的妇女群体。

文化人物和文化事件的口述歷史在这一阶段也取得了较为明显的进步。比如其中名气较大的口述传记丛书，该系列中由朱晓整理的《朱正口述自传》记录了著名出版家和评论家朱正的生活经历。通过描写作者的个人遭遇反射出了那个年代的错乱沧桑，以及那个年代中知识分子刚正不阿的品性。《何满子口述自传》一书是由何满子的夫人亲自整理的，描写了何先生生平的坎坷经历，表现出了在那个特殊时代下，何先生坚强的性格和对自由的追求。除此之外，还有《冀朝铸口述回忆录》和《侯波、徐绍兵口述回忆录》。以上种种著作都是通过文化人物用口述的讲解方式向大众展示了他们所生活的年代的社会背景，都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应[2]。

三、21世纪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

从进入二十一世纪至今，口述历史的理论和实践更加规范化。西方先进的口述历史学理论和著作被翻译出版，让国内学者可以学习借鉴；同时，国内的研究学者也更加注重口述历史理论的研究，开始争相撰文出版，我国也收获了较大的口述历史研究成果。比如由北京大学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上的美国传教士》一书，该书是由传教士留下的口述资料为主要素材，叙述了传教活动在中国的影响以及传教活动日渐衰败的原因。2004年由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的《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书，是典型的研究口述历史的理论著作。该书总结了包含我国在内的十四个地区的口述历史学的发展历程，同时还涉及了口述历史学中的法律、道德等相关问题，具有极大的参考意义。

《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山西抗战口述史》等研究著作都体现了我国传统口述历史对于优秀人物生命过往以及重要历史问题的重视。而在此基础上，我国的学者又把口述史的重点对象从精英人物转为普通的社会底层人物，从历史的领导者变为普通的大众，记录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胡明刚等人在2006年出版的《中国第一部文化北漂口述实录》，该书描述了在各个领域中工作的北漂人士的感情故事，突出了这一文化群体独具特色的生命史。

在《口述历史的制作与口述传统发掘》中，孙庆忠博士将口述史学比作“审视历史”的尺度，这一见解更加直观阐释了口述史学对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所能够带来的帮助。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后我国口述史学领域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实践层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不断推进也为这一实践提供了充足契机和途径，《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走进鼓楼——侗族南部社区文化口述史》等书籍的出版便属于这类实践成本的直观展现。在口述史学的实践中，冯骥才先生不得不提，其完成的《嬗变与传承：现代社会转型期天津皇会的研究》等社科基金课题结项专著填补了我国口述史学的理论空白，这为相关实践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依据[3]。

结语：综上所述，我国口述史学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始终处于快速发展状态。而在此基础上，本文涉及的《口碑史学方法评析》、《中国口述史学刍议》、《嬗变与传承：现代社会转型期天津皇会的研究》等资料，则证明了研究具备的学术价值。因此，在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本文内容能够发挥不俗的参考作用。

参考文献

[1]侯儒.国内外口述史学研究回顾[J].世纪桥，2017（04）：37-39+47.

[2]李星星.中国口述史研究综述[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6，37（10）：126-130.

[3]桂尚书.大家与“大家”：走向口述历史的深处[J].学理论，2013（18）：168-170.